我们为什么要去旅行？因为诗意在远方？并非尽然，近处、平常处，退却世俗欲望，诗情如拂去遮蔽浮云的朗月，瞬间清辉。旅行是与世界相遇，更是与自己相遇。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上海市文联副主席、上海市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汪涌豪说：“我觉得一个人走向内心的路，要比走向外部世界的路遥远得多。”走向世界就是走向自己，让自己与世界联结、共融、同在。遇见、发现内心世界的丰富、充盈与喜悦，就是旅行的目的、旅行于个体的文化意义。于当今全球化时代的跨文化交流而言，旅行是对异域文化的实地观察，这有利于民族文化的多边互镜与视野交融，有利于祛除文化中心主义或文化追随主义，真正回到本土语境，在平等对话与有效协商的基础上思考自身的文化站位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这就是文化旅行的宏观意义。

　　汪涌豪的《云谁之思》正是一部兼具个体与民族、微观与宏观文化意义的诗歌集，是新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对欧洲文化的审美叩问与思量。作者走过历史烟尘里留下来的遗址、宫殿、墓地、古堡、故居，帕特农神庙的历史荣耀、佛罗伦萨的艺术殿堂、北约克郡勃朗特姐妹的荒原石桥……走进那片土地上的人们建构的文明策展之地。凝缩浓聚的千年文明纷至沓来，激荡着作者善感敏思的心灵，令他“不做诗，则无以消解”。

　　文字是时间的永恒灵媒，世间一切速逝的救赎者。诗歌是文学世界中永远青春的女神。汪涌豪教授以一颗被中国传统诗学淬炼、被西方诗学浸染三十载的玲珑醇厚诗心，用灵动简洁洗尽铅华的文字，集成了《云谁之思》里氤氲着浪漫气质怀古述今的140首诗歌，如大珠小珠落入了明净的玉盘，如波光滟潋的水域。这是东方诗心与欧洲灵韵碰撞的回音，也是中国知识分子在世界命运共同体视域内对欧洲文化的深思。

　　十年来，汪涌豪教授叩访了欧洲大地上的自然奇观，名胜古迹。欧洲的异域山川、人间精灵、文明褶皱与废墟之下时间的永恒与沧桑，在作者的心灵里萦绕激荡。异域山川的美好、造化的神奇固然感发他的诗情，但作为人文学者，真正令他敬佩和触动的，是这片土地上历史深处闪耀过的人们穿越时间留下的物证与光辉，以及未来之路的可能。与上世纪初旅欧中国知识分子面对欧洲文明曾有过的对国家民族未来的焦虑、敏感、伤痛的文化自觉不同，面对西方文明，新世纪初的中国知识分子心灵里更多的是东方文化自觉基础上的文化自信、对话与期望。《流淌着枕上的卢瓦尔河》里中西文化时空并置的审美视角似乎可为此文化立场的一个注脚：

啊，浪漫的的卢瓦尔河，

有以包容和安慰飘零者的你的仁慈

迟滞了无数王侯的流荡，

他们的每一次的狼狈与薄情，

全不曾进入你的记忆。

你记不住的

还有秦时明月照过的汉朝的关卡

和远方的晚来风急，

究竟谁可以充当

那些情深者的精神故里。

法国卢瓦尔河谷的香波城堡

　　在《云谁之思》里，欧洲文化是一种与中国文化异域共生的“他者”，是人类文化共同体的别样的重要构成。汪涌豪行走在欧洲大地，敬服那些曾经闪耀的荣光，也抚过老欧洲的沧桑，感叹老欧洲的凋零：

然而希波战争的荣耀，

终究没挡住神庙的崩塌。

随同崩塌的还有那些

随风吟唱的丛草的挽歌，

会识别黑海来的干鱼

为何还带着腓尼基椰枣的清香，

此刻不再能烘染所有

垫着迦太基枕头生出的梦，

包括受它启发的

柏拉图学院的辩难，

而只能任伯里克利的雄辩

成为寂寞过夕阳的绝响”

——《像你这样的希腊》

要知道，这已不是史家所称的

美好年代，

那种人人有稳定的工作

个个富有干净的理想，

早已是老欧洲

杳不可及的梦想”

——《美好年代》

　　怀古思今，抚今追昔，诗人在古今对照下审思，从欧洲中心主义的时代退潮的欧洲大陆，在多边对话格局的人类共同体中将会承担怎样的命运。

希腊雅典的帕特农神庙

　　《云谁之思》氤氲着迷人的浪漫气质，它的诗学基因，源自全球化时代中国古典浪漫主义传统与欧洲十九世纪的浪漫主义文学思潮共同哺乳融合生长的世界主义文学心灵。心有天地万物、神通古往今来，这是中国式“万物皆备于我”“吾心即是宇宙，宇宙即是吾心”的天人合一的古典浪漫主义。不同于西方十九世纪浪漫主义思潮“我是宇宙的中心”表现的个人自由意志青春反叛式的热情，中国古典浪漫主义更多的是“物我一体”婴儿般的天真，有着与宇宙八荒同化的超逸任性。

　　作者将中国古典浪漫主义的天真任性豪迈与西方19世纪浪漫主义热情奔放的激情、瑰丽丰富的想象水乳交融，纵横捭阖自由驰骋，抒发对欧洲造化神奇、古往今来神话历史中雄才人杰的赞叹或惜惋。“目光如鹫鹰往下/越过菲拉海峡/乃至整个地中海/都嫌太近。”（《艾兹小径上的尼采》）“所以我想去你那里/做五百座城堡的豪阔的巡礼，/剩下的四百个酒庄/一半由伴暮色微醺，/一半留给青春已逝的自己。”（《流淌在枕上的卢瓦尔河》）致华兹华斯的：“我坚决相信每一朵花，/都能在斯科费尔山峰下/尽情地舒展,开放。/在被湖水沾湿的阳光下，/和丛生的竺葵一起/沿干草车碾出的辙迹，/朝向每一条藤蔓去到的方向。/然后再告诉风小声些，/说他们每次从花骨朵撑开的声音，/其实都值得倾听。”（《我坚决相信每一朵花》）

　　“诗以言志”，这些动人的诗歌，不仅有19世纪浪漫主义的瑰丽想象与个人自由意志与主观热情，而且在时空自由穿越、天地自由往来的视角中，鲜明可见中国古典浪漫主义的任性天真。正如评论家和诗人张定浩所言：“浪漫主义并不是我们想象的自恋或者是狭小的个人，往往真正浪漫主义的自我是把自己投射到宇宙这个无限中去，是让自己成为一个大写的人，成为宇宙无限的一部分。”

汪涌豪

　　总之，《云谁之思》是汪涌豪教授欧洲旅行的精神结晶，也是他多年思索和探究中西诗学融合的美学实践。诗人力图打破古今与中西的诗歌界限，充分显示出创作背后的中国诗学底色。《云谁之思》的每首诗歌浸润着诗人对人类文明的敬意，对中西两种文化的敏感性与鉴赏力，对真实与美好的推崇，对诗学精华的体悟。中国人民大学王家新教授认为，汪涌豪教授有“‘潜入他者’的能力”，把外在的风景变成了自己灵魂的风景”。诚然。这是诗集于作者的文化意义。借助《云谁之思》简洁灵动的语言，读者也能获得诗人之眼的观察视角，仿佛跟随诗人一道，抵达历史现场，重温人类文明的那些高光时刻，获得异域的文化经验与丰富的诗意体验，这是诗集于读者的文化意义。汪涌豪教授在《我的旅行哲学》中说，旅行中观察别人有助于深入地了解我们自己。的确。这不仅是个体，也是读者群体、甚至民族的文化立场。观察欧洲，是为了更深刻地认识我们自己，思考我们的过去、现在与未来。这就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时代《云谁之思》的民族文化意义之所在。

　　作者：蒋建梅，南京财经大学新闻学院中文系教授

　　签发：徐粤春

　　审核：何美

　　责编：艾超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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