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故纳万境，静故了群动”：故宫苏轼主题书画特展中的自然之理

2020-12-11

阅读：来源：中国文艺评论网作者：邓韵娜收藏

“空故纳万境，静故了群动”

——故宫苏轼主题书画特展中的自然之理

　　从明朝永乐十八年（1420）至今，承载着明清两代宫廷文化与建筑工艺的紫禁城宫殿已经屹立了整整六百年，故宫博物院为此展开了一系列以文化传承为主题的精彩特展。其中，举办于文华殿的“千古风流人物——故宫博物院藏苏轼主题书画特展”，展出苏轼亲笔手札以及苏轼恩师欧阳修、苏轼挚友傅尧俞、被苏轼誉为当朝“天下第一”的蔡襄等名家的书法真迹，因此尤为瞩目。现场人头攒动，水泄不通，展厅第一单元中欧阳修《灼艾帖》、蔡襄《京居帖》、苏轼《新岁展庆帖》《人来得书帖》合卷等珍品展柜前的队伍更是流连忘返。

故宫文华殿（图片来源：“故宫博物院”新浪微博）

故宫苏轼主题书画特展现场

　　该特展共分为四个单元，按顺序分别为： “胜事传说夸友朋”，即苏轼的生平交游； “苏子作诗如见画”，即后世书画家对于苏轼诗文主题的摹写；“我书意造本无法”，即苏轼书法理念与实践及其后世影响；“人间有味是清欢”，即苏轼生活情趣及其传承。这四个部分从不同角度呈现了苏轼的精神境界、艺术造诣及其在中国文化史上的传承脉络。我认为还有一脉主线如活水般贯穿其间，往来勾连，即苏轼关于天道性命的思想。苏轼在《东坡易传》中论述，天道与人性二者合一，天道在于自然的阴阳相化，无思无为，人性也像自然界中雷霆风雨的生息、日月寒暑的更迭一样，本身无善无恶，在“心着于物”的阴阳相化过程中生出喜怒哀乐。苏轼继承发扬了《周易》“天一生水”和《道德经》“上善若水”的思想，认为水不但是万物之始，而且最能体现“道”的本质。与天道相通的人性也应当像水一样外柔内刚：“所遇有难易，然而未尝不志于行者，是水之心也。……故水之所以至柔而能胜物者，维不以力争而以心通也。不以力争，故柔外；以心通，故刚中。”苏轼对于水的尊崇主要体现于以下几个层面：

　　第一，在生活与创作中对于自然物的细致观察。人性像水一样流宕于天地之间，对于万事万物“不力争而心通”，因而能够消弭物我之分，在自然之理中体悟天道与性命。展厅第一单元“胜事传说夸友朋”中展出了李宗谟《东坡先生懿迹图卷》，描绘苏轼从小到大的逸闻趣事。其中一幅是苏东坡十二岁时偶得奇石，琢为“天研”的故事，苏轼的父亲苏洵对此大加赞赏，认为砚之有德不取于足形，似乎为苏轼日后以“全德”之性直面人生的缺憾与不圆满伏下伏笔。苏轼对于奇石的观察、琢磨以及从中所见的天道性命，融合了儒家的“格物致知”与道家的“物我两忘”，这一“外儒内道”的态度集中体现于苏轼诗文中的以物喻人。第三单元“我书意造本无法”展出了苏东坡墨妙断碑砚，其上镌刻苏轼《孙莘老求墨妙亭诗》中的“身可污，心不辱，藏三年，化碧玉”，分明是夫子自道。第四单元“人间有味是清欢”陈列了清扬州八怪之一黄慎《东坡玩砚图页》和苏轼铭端石结绳纹砚，延续了苏轼对于砚石的赏爱与寄托，另有钱维城《画雪浪石并书乾隆帝雪浪石记卷》体现出苏轼诗歌以石喻人的后世传承。苏轼于元祐年间被贬定州，其间得一方太行山奇石，乌漆石质中夹杂雪亮的水波纹理，令他联想起四川都江堰引入岷江水流的离堆，写下抒发思乡之情的《雪浪石》，并将书斋命名为“雪浪斋”。《雪浪石》诗中，苏轼将雪浪石置于水盆之中，营造出都江堰雪浪拍山的幻境，“老翁儿戏做飞雨，把酒坐看珠跳盆”，而自己又何尝不像雪浪石一样背井离乡，流落于世，官场的跌宕起伏又何尝不像眼前的幻境？“此身自幻孰非梦，故国山水聊心存。”《雪浪石》如同苏洵品评“天砚台”般一语成谶，出知定州成为苏轼政治生涯的终结。后世文人将雪浪石奉若珍宝，以此为题的诗文近百篇，就是因为雪浪石凝聚了苏轼的平生遭际、生活情趣与人格境界，成为苏轼诗魂的象征。乾隆为“后雪浪石”图御笔赋诗，慨叹“今复雪浪出，难唤泉下人”。

　　第二，文论、诗论与画论中对于自然之理的强调。苏轼自评写作称：“吾文如万斛泉源，不择地皆可出……及其与山石曲折，随物赋形，而不可知也。”将文章比作“随物赋形”的泉水，与天道人性的水喻一脉相承。对于自然对象“心着于物”的细致观察，则是“随物赋形”的基础。他评价诗僧辨才“平生不学作诗，如风吹水，自成文理”，“不学作诗”顺承了天道的无思无为，“如风吹水”则强调主观意志与客观对象的彼此交融，在物我两忘的状态之下写出水波縠纹一般自然流畅的诗句。不管写诗还是作文，都应当用静水流深的澄明心境映照万物，使得客观万物在与主观意志素面相觌时呈现自然之姿与天道之理。他在《次韵王定国南迁回见寄》中说“归来诗思转清澈，百丈空潭数鲂鲤”，就是将作诗时的心境喻为百丈空潭，由此营造 “静故了群动，空故纳万境”的寥廓意境。苏轼画论认为“神似”胜于“形似”，称赞文同作画时“身与竹化”，都与诗文论中的“随物赋形”息息相通，从而使得“诗中有画，画中有诗”成为可能。第二单元“苏子作诗如见画”展出元代坚白子的《草虫图卷》。苏轼曾为雍秀才所画的草虫题诗，坚白子则根据苏轼的《题雍秀才画草虫八物》画出了其中七种草虫配题诗。该图卷并未以工笔画力求形似，而是采用了水墨草虫的形式，笔墨清疏淡远，生动自然。更为难得的是，苏轼原诗充满讽喻意味，而坚白子的画作则活灵活现地传达出了诗意之神髓。例如蜗牛“升高不知回，竟作粘壁枯”，嘲讽一心上攀、贪得无厌，勾画蜗牛的笔墨渲染极淡，若隐若现，暗示末路穷途。苏轼曰虾蟆“睅目知谁瞋，皤腹空自胀”，胸无点墨却趾高气扬，画中的虾蟆四脚朝天，瞋目腆肚，不可一世的肤浅作态，尽得其神理。该图卷是“诗画本一律，天工与清新”的具体呈现，已成为传世孤品。

　　第三，书法作品的妙趣天成。苏轼的著名书论“我书意造本无法，点画信手无推求”中的“意造无法”“信手点画”与水之“随物赋形”、辨才“不学作诗”同出一辙。第三单元“我书意造本无法”展出了宋拓《东坡苏公帖》苏轼临王羲之讲堂帖，苏轼认为自己的临摹点画未必全似却能得王氏神韵，这也是画论中“神似”的延续。事实上，苏轼的行书自创一格，与王羲之大异其趣。从该单元苏轼《归院帖卷》和《春中帖页》中可看出，苏轼开创了用楷书笔法写行书的先例。与其他行书作品中常见的连笔牵丝不同，苏轼行书笔断意连，不急不厉，有一种书卷气充盈于字里行间，无意于书却意境高远。与笔画之间的不连贯相对照的，是用笔的圆润不出锋。如果说笔画之间的不连贯象征自然的情态与世路的坎坷，那么“笔圆而韵胜”则代表达观的心境，其背后有着全德之性与不足之形、“身可污”与“心不辱”之间反差对照的深厚意蕴。

　　第四，困境中的超然旷达与苦中作乐。正如水形避高而趋下，苏轼不管在多么偏僻艰险的环境中都能与当地民众打成一片，从中品咂中生活的真味真意。第四单元“人间有味是清欢”展出了明拓《晚香堂苏帖》苏轼书献蚝帖册。苏轼被贬儋州后尝到了当地生蚝，在给幼子苏过的信中极力赞美，甚至打趣说此事不可外传，以免其他人听说后纷纷求贬海南，令美食旁落。朱之蕃《临李公麟画苏轼像轴》同样展现了苏轼谪居海南的生活情态，因路途遇雨而借来农夫的斗笠和木屐穿戴，村民嬉笑围观，苏轼却处之泰然，“使君元是此中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