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国家艺术基金扶持项目《我们从“那”来》（亦名《我们从那来》）完成了30场巡演。区别于当下杂技剧的故事轴,《我们从那来》以杂技为主力表现形式，融合音乐、舞蹈，表现少数民族地区的风俗特征和生活风貌。该艺术项目收获了热烈反响，给广西杂技艺术注入了新能量，激发广西舞台艺术创作新的起航。

《我们从那来》剧照

　　探寻《我们从那来》杂技部分创作思路

　　拥有12个民族的广西，为现代舞台艺术创作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广西的文艺创作者们以少数民族题材为舞台艺术的创意，引用舞蹈语汇对杂技进行加工，在历史上的数次探索屡获成功。如：1989年，广西的杂技节目借鉴融入优秀壮族舞蹈《拉木歌》的舞蹈语汇，一举夺取第12届法国“明日”杂技比赛金奖；2016年以来，以瑶族民俗物品与舞蹈特征烘托杂技“蹬技”技术的《瑶心鼓舞》也取得了一系列国际比赛的优异成绩。

　　跨界与融合在当下被广泛采纳，也给了创作正式的名号。这其中，杂技获得红利更为显而易见。最具代表性的便是优秀杂技节目《肩上芭蕾》，以“足尖立在人的肩膀上、头顶上”的杂技技巧特征而闻名，使杂技有了高雅的表达，像舞蹈那样具有观赏性，但又不是片面的舞蹈化。

　　关于《我们从那来》的“那”，笔者通过百度进行搜索——“那”意为“田”和“峒”，泛指田地或土地；以稻作生产引发出来的社会生活、民俗事象，包括因稻作耕种而产生的民间生活和习俗。

　　拥有两千余年技艺文化历史的中国杂技，不也正是从人们的劳动中演变和发展而来的吗？！壮族是稻作民族，壮侗语民族中称水田（稻田）为“那”；据“那”而作，依“那”而居，以“那”为本，据此孕育的文化称之为“那文化”。《我们从那来》的创作者们对“那”巧思巧取，既是生活中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一个谐音，又是一方水土，以“杂技秀”来把控“创意”的逻辑尤显合乎情理。

《我们从那来》剧照

　　引用传统杂技以描绘四季自然

　　《我们从那来》聚焦“春夏和秋冬，日月照今古”的乡间平凡生活。创作者有意收敛LED屏幕的五彩绚丽，取而代之的是文字的基本介绍，引领观众初步了解“那文化”中的民风。与此同时，杂技的“秀”因素服从创作逻辑，在尊重民风的基础上进行传统多样杂技种类的呈现。

　　这其中，《蹦床》技术是在竹排筑起的栏杆中进行技艺展示。蹦床的上下串翻跟斗，与地面左右交叉的“小翻串连”进行呼应，虽然是老套路，但是收获了良好的效果。紧接着《手技》技术的“抛”“接”草帽技巧，与表演者恰好合成稻草人形象，呈现一派乡间景色，并与观众进行互动，有效提炼出中国传统杂技的传统美学——“趣味”，拉近了与观众的距离。

　　有山有水是广西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乡间的情调一定离不开人与自然的和谐。自新世纪以来，创作者们多次挖掘以动物形象来表现杂技经典造型节目。比如,中外杂技惯用的“四人形”组合节目，欧美常用于男子四人表现“倒立”与“力量”，讲求刚性美意的表达；而中国杂技的表演程式则倾向于选择女子四人表演“倒立”与“柔术”，突出女性身段线条柔性的婀娜美象。“四人形”组合节目曾在广西的杂技剧《百鸟衣》中，以“四只青蛙”造型替代著名的“四小天鹅”。有此珠玉在前，《我们从那来》的“四人形”组合节目在造型上选择了更小动物当中的“毛毛虫”，虫子一蠕一动，恰好表现出了柔术技艺的特征，创意也令人惊奇。杂技秀还有另一个表现小动物的节目《溜冰》。

广西艺术学校2009级杂技班学生在《百鸟衣》中饰演“小青蛙”

杂技剧广西创作曾经的“四只青蛙“表现的”四人形”节目

　　杂技节目中的《溜冰》总给观众以遥远的北方联想，思维的反差使这个节目在近二十年广西的杂技创作中占有重要位置。在剧目里，创作者将《溜冰》以“游动的鱼儿”作为形象塑造，去掉此类节目惯有的一张桌子，代之以全场“滑行”，舞台边配上“钓鱼人”作垂钓姿势，细节的点缀赋予舞台画面更深一层民间风俗美景。

　　“毛毛虫”“鱼儿”的形象与技艺双重造型具有浓烈的乡间自然属性，形成舞台创造与观众观赏的意识流。杂技技术没有绝对的高精尖，但有多样的技巧语汇。这股清流穿越剧场与舞台到了“那”的情境，给人几许惊喜。

　　运用非遗技艺以礼赞生活

　　迅猛发展的时代里从来都有人们返璞归真的渴望，那是一种重温，更期待重拾。人们对舞台艺术接触的渠道越来越多，了解新、奇、特事物的方式越来越广，而杂技节目的更新换代却缺乏优势。在这种形势下，重新挖掘、加工传统杂技节目成为行业共识。

　　音与乐，总能在听觉上给人触动。有一个杂技项目既是传统的，又与音乐、节拍同属性，这便是《口技》。“口技”有二十多年没有在广西舞台艺术创作中露面，其原因是仅凭一张口进行表演，与当下观赏要求的娱乐感、综艺性相比，显得势单力薄。然而，杂技秀要的是种类扩张。《我们从那来》创作意图就是对传承的尊重，舞台表演手法特别着墨非遗项目技艺。技艺与绝活要上升到艺术层面，就必须体现对时代品质和精神高地的追求。

《我们从那来》剧照

　　“口技”在秀中获得了较为充分的施展，从吹竹筒到吹羊角，中间穿插吹小叶子、模仿鸟鸣及乡间各种音色，或风之语，或雨之声。总之，凭一口之技奏出鸟语花香、生机盎然的原生态文化交响乐，述说着乡间撼人心魄的劳动旋律，从这个角度可以深刻印证中国杂技的群众基础何等深厚。

　　“口技”营造了热烈的观众气氛，这不是传统认识上对杂技晚会的“唯技论”，而是一种久违了的中国杂技灵动、独特的美学精神的回归。从现场效果来看，“口技”有效扩张了观众从杂技秀中透视民俗的动感效应，体现出创作者的创作灵感与“艺术来源于生活”的创作真理紧密相连，四次出场成为了剧目中的“指挥”，牵引着观众进入下一个奏章，仿佛正亲历四季的更迭。

　　笔者在评论上有意青睐《口技》，是因为它充分展现了广西濒临失传的优秀传统杂技技艺，使其能够在舞台上重新绽放光芒，使观众获益，使剧目获益，创作者可谓小匠心得出大效果。

　　近年来，郭云鹏等杂技评论家们提出源自法国的“新杂技”概念，受到中国杂技界的关注与学习。“新杂技”的感性认知是没有宏大舞台，没有人海战术，在有限的空间里，演员通过人物造型与精炼的杂技语汇给予观众非常轻松的视觉感受。《我们从那来》的杂技秀有“新杂技”的基因，不特意“炫”技，但是有对“艺”的强化。

《我们从那来》剧照

　　应该说，跨界融合杂技秀《我们从那来》的创作者们以杂技的“秀”作为项目的“核”来进行艺术加工，具备了创作勇气，为“那”的人与物和城市中的观众搭建了一个可对话的平台，向我们揭示“那”地方人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的平凡、平淡生活，成就了城市人对“那文化”的沉浸。

　　剧目的框架已经建构，能完成30场的巡演，说明定位是准确的，体现了创作者根植于浩瀚民间文化、竭力发掘打捞的精神。期待《我们从那来》等杂技秀继续大处开掘、小处精雕，以获得更高飞跃。

　　文章作者：李艳，中国杂技家协会会员，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广西“双师型”教育人才，广西杂技家协会副主席，国家一级演员，工作于广西艺术学校

　　摄影：谢江波，文艺新群体人员，广西著名舞台艺术摄影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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