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虚构写作在英美等国家已流行多年，这类作品一般由作家、调查记者或当事人创作，意在针对某一现象、某一事件、某一人物进行纪实性还原，并作深入挖掘和思考，从而利用文字书写传奇、铭记历史、记录人生或针砭时弊。根据非虚构作品改编的电影在英国、美国也蔚为大观。2021年，美国有两部引起广泛关注并受到赞誉的电影：《乡下人的悲歌》和《无依之地》，就脱胎于非虚构文学作品。这两部影片中的美国社会，显得灰暗而颓唐，折射了一种整体性的衰落和“下沉”。

非虚构作品成为西方电影创作者的“新宠”，说明部分电影创作者，愿意立足社会现实，将镜头对准那些被繁华与强盛的神话所遮蔽的粗砺生活，将人道的目光投向那些被社会痼疾或者经济萧条折磨的普通人，将批判的视角对准社会性的冷漠与官僚机器的无动于衷。而观众在厌倦了一些商业大片的逼真特效和酷炫动作之后，也渴望在那些有现实质感的诚意之作中，得到切肤而深沉的情感触动。

《760号犯人》的原作是2015年在法国出版的非虚构作品《关塔那摩日记》，这使影片自带“真实”的凌厉和冷峻。观众通过一位幸存者讲述在关塔那摩监狱的经历，得以回望“9·11”恐怖袭击之后美国社会对于“恐怖分子”的警惕与仇恨，并感受自由、尊严、法制、正义的磅礴力量，这无疑是一次震撼人心的观影体验。

当然，只有“亲历感”和高蹈的主题，并不能成为杰作。对于《760号犯人》来说，如何以富有感染力的艺术手法，生动细腻地展现当事人的遭遇，热情褒奖几位律师追求正义的坚定不移，使观众洞察美国政府冷酷虚伪的一面，并深感普通个体在官僚机器面前的不堪一击，才是真正的创作挑战。在这一方面，影片《760号犯人》的成就与缺陷，都同样明显。

一、“门”的意象与“光”的隐喻

《760号犯人》的主题是俗套的“正义战胜邪恶”。这个主题之所以可以无限重复下去，除了源于它契合了人类的“集体无意识”，还因为它在不同的故事中会有轻微的变奏，如阵营的变化，时空的变幻，或者过程的迥异。

《760号犯人》中，“邪恶”一方并非某个明确的人物形象，而是笼统地指称“美国政府”，以及抽象意义上的“官僚意志”。从观赏性的角度来看，当正义的一方要面对泛指化的“官方力量”，会有无处用力的虚空感，容易使情节缺少那种剑拔弩张的对峙和惊险氛围。但是，从主题表达的高度而言，让人物与一种看起来不可捉摸，但实则无处不在的“冷酷”“猜疑”“麻木”“功利”“颟顸”对抗，更能凸显个体的无力，同时让观众意识到，人性的阴暗与冷漠，会使官僚机器更为冰冷和强硬，进而让良知、正义步履蹒跚。

为了突出官僚机器的可怕，影片不仅渲染了关塔那摩监狱里那些“极富创意”的酷刑，还用频闪的灯光、强烈的重金属音乐和不规则构图，对观众形成一种视听的轰炸。斯拉希在肉体和精神饱受折磨之后，他的内心完全崩溃，在麻木和恍惚的状态中，失去了“人”的意志，成为被官僚机器摧残后的“行尸走肉”。影片在表现这些主观视角的内容时，选择了4:3的画幅，以区别于正片叙事的2.35:1画幅，意在为观众呈现一个被压缩、被扭曲的世界。

其实，影片真正令人绝望的内容，并不是监狱里那些非人道的折磨，而是南希和库奇在接近“真相”时的步步艰辛和心力交瘁。他们大多数时候并不是与天生的恶人斗争，而是与看不见摸不着的“官僚意志”较量。这种较量不会刀光剑影，更不会血肉模糊，却会因对手不可撼动而备感无助。

这时，我们才能真正理解，为何影片中有那么多“门”。斯拉希来到关塔那摩监狱后，异常真切地感受到监仓大门的厚重与封闭感；南希第一次去关塔那摩监狱时，她和特瑞要穿过一道一道的门，一步步走进没有光的所在；南希去特权办公室查阅原始文件时，也有沉重而冰冷的门隔离外部正常世界；库奇想看到审讯备忘录，也要跨越一道道“门”……同时，影片在许多场景中，都对关门的声音进行了强化，使它们成为一记记惊心动魄的音响。正是有这些“门”，才使官僚机器轻易地完成了对“自由”“尊严”“正义”的关押，对“真相”的封闭、隔绝、阻断。南希和库奇就要和这一扇扇门搏斗，这些“门”有些是可见的，但更多的是不可见的。例如，南希发现官方提供的资料，有些被全部涂黑；斯拉希从监狱寄过来的信，也有官方派专人进行审阅，并抹掉所谓的敏感词；斯拉希出版的回忆录，有许多页面只有一行行的粗线，这都是官僚机构工作的方式：人为地筑造一扇扇“门”，以遮蔽所谓见不得光的内容。但是，对于勇敢而坚定的战士而言，这些“门”也是一种召唤，鼓舞他们冲破阻拦，追求真相，匡扶正义。

影片的外景大都用了高光，但影片的主要场景是内景。在这些内景中，关塔那摩监狱的阴暗和逼仄在情理之中，尤其是斯拉希与南希第一次见面时，他的头部处于阴影中，胸部被高光打亮，像是一个被斩首的意象。待南希进屋，斯拉希才从阴影中伸出头。这是一种暗示，意谓南希将带领斯拉希走出黑暗，重获光明。南希和特瑞查阅资料的特权办公室，是在地下室，暗调的画面使空间显得阴森而恐怖。因此，影片也常常出现“灯”的意象，这些“灯”虽然都是冷光，但毕竟驱散了黑暗，带来了光亮。这样，影片通过“灯”与“光”的隐喻，完成了更有艺术蕴味的主题表达。

影片也有意在关塔那摩监狱体现明暗的对比。关塔那摩监狱地处古巴，又在海边，外景阳光灿烂，碧波荡漾，一派明媚而美好的景象。但是，在这种像度假胜地的海滩，居然也有阳光照不到、照不进的黑暗地带。更讽刺的是，关塔那摩监狱还大张旗鼓地挂着警示牌：严禁伤害美洲鬣蜥，违者罚款10000美元。可是，这里却可以随意伤害无辜的人。或者说，美洲鬣蜥可以独享自由天地，“人”却像猎物，被圈养在围栏之中。

二、文明冲突背后的人生感悟

影片《760号犯人》中的美国社会，是一种典型的“个人本位”文化。例如，南希与丈夫无法相处就潇洒地离婚，库奇与尼尔像是“貌合神离”的朋友，南希与同事之间是“合作又疏离”的关系，等等，都在诠释这种文化中强烈的个体边界感。而且，这些个体努力秉持一种独立的判断和自由的选择。例如，库奇会出于职责和个人情感，接手控告斯拉希的案子，但了解了斯拉希认罪的真相之后，他立刻辞职；特瑞看到斯拉希的“认罪状”之后，选择放弃为他辩护，但看到斯拉希的测谎结果后，又与南希并肩战斗……只有这种自由而坚挺的精神力量，才能使他们对抗官僚机器的蛮横与冷酷。但是，“个人本位”文化的反命题是“个人堕落，个人逃避”，这和“个人选择，个人负责”实际上异曲同工。关塔那摩监狱那些冷血的看守，正是这种文化的一体两面。

斯拉希所处的文化场域，则在一种“亲如一家”的氛围中，强调“四海之内皆兄弟”的亲近与融洽。这正是斯拉希成为恐怖分子嫌疑人的重要原因。斯拉希并不认识“9·11”恐怖袭击的策划者之一拉布，但出于“兄弟情义”，仍让拉布留宿了一晚，从而授予美国人把柄；斯拉希心里可能并不认同基地组织的理念，但基于某种集体情绪，还是去基地组织参加了培训；即使与表弟不是一路人，但表弟的父亲有难，斯拉希仍然义不容辞……在美国文化中，人们大概率不能认同斯拉希对于“朋友”与“家庭”的理解。

斯拉希还特别提到他的父亲。他的父亲在沙漠里赶骆驼，一辈子不愿坐汽车，因为这会破坏他天生的方向感。在斯拉希的闪回中，还出现了他和父亲依偎在一堆篝火旁的情景，他们的旁边是骆驼，苍茫的沙漠显得温暖而平和。只是，在现代文明如火如荼的背景下，斯拉希父亲这种生活态度是不合时宜的。现代人必然要拥抱现代文明，享受现代科技的福祉，但也要承受现代官僚机器所施加的种种暴力。这些暴力有时以强势的方式直接出场，有时以不动声色的方式将个体变成“机器”。正如关塔那摩监狱中那几位女看守，说话的声音异常粗鲁尖利，不带任何情感色彩，更不要说具有人道情怀。这时，这座监狱既是对于犯人而言的炼狱，实际上也是这些看守的人性囚笼。

美国的“个人本位”文化看似更独立，更理性，更自由，但也更容易迷失或沉沦，或经常性地遭遇现代官僚机器的显性与隐性暴力；斯拉希所处的那种文化，也许有落后、保守的一面，甚至有偏执、非理性的一面，但有时也更富人情味，更符合内心的节奏。因此，影片并没有比较不同文明的优劣，而是在不同的文明形态中提出了同一个命题：如何在不同的社会秩序中，保持清醒的内心判断，秉持理性的审视和法律框架下的良知坚持，这是每个人都要用一生去完成的一种修炼。

三、人物刻画的艺术得失

影片《760号犯人》中，最令人感动的人物形象自然是人道主义斗士南希。但是，影片在塑造南希时，明显有粗糙潦草的痕迹。南希出场时，我们对她知之甚少，无从了解她为何没有犹豫地接下了为斯拉希辩护的案子。要知道，在刚刚经历了“9·11”恐怖袭击的美国，为一个恐怖分子嫌疑犯辩护，多少是冒险的，也是令人费解的。对此，影片并没有提供令人信服的解释。影片对于南希的背景信息也几乎没有交代。观众只知道她刚与丈夫离婚，离婚的原因不得而知。后来，通过库奇阵营的人，观众才知道她一向对于政府的不公正行为疾恶如仇。那么，南希为何要与政府死磕，观众又不得要领。

影片无法解决主要人物的行为动机问题，自然也无法完成对南希更有立体感的刻画。南希在影片中的人格魅力，与其说来自她做的事，不如说来自于福斯特的表演。福斯特将一位干练利落，又不乏知性优雅气质的女律师，以极富说服力的方式，呈现在银幕上。观众通过她紧抿的嘴唇，锐利的眼神，冷静的风度，惜字如金又滴水不漏的说话风格，了解了南希的职业形象。至于南希更为个人性，甚至更为隐秘的心理起伏，则知之甚少。

倒是控方律师库奇，在观众心目中更有人情味和亲和力，观众能够准确捕捉到他内心的变迁轨迹。库奇最好的朋友布鲁斯，就是被劫持的飞机的副机长，布鲁斯的妻子凯茜和库奇的妻子又是同事。因此，库奇对于“恐怖分子”有公仇又有私恨，他强烈渴望将斯拉希判处死刑也就不足为奇。对于一位虔诚的教徒而言，库奇又有强烈的“罪文化”烙印，他相信善恶的刚性界限，因而在得知斯拉希的冤屈之后，产生了罪恶心理，退出了控方阵营，甚至主动为南希提供帮助。

本来，观众期待库奇和南希因立场不同，会在法庭上演一场巅峰对决。可惜，影片可能是为了尊重事实，法庭戏处理得异常单调和苍白，并没有峰回路转的悬念，更没有绝处逢生的惊喜，而是让斯拉希通过远程直播的方式作了一场“发人深省”的演讲，就基本上完成了司法交锋。这对于观众的期待视野来说，无疑是一次重大挫伤。

即使是主人公斯拉希，影片对他的刻画也比较模糊。在观众对斯拉希几乎一无所知的情况下，他就被警方带走，后来在关塔那摩监狱被关押了14年。关于斯拉希为何参加基地组织的训练，为何与基地组织成员来往，他虽然作了解释，但他对于基地组织的真实态度，他与基地组织成员的真实关系，终究付之阙如。这样，观众对于斯拉希的认识，就比较表面。

正因为影片对三位主要人物的刻画都比较失败，观众对于情节会产生一种错觉，只看到三个符号：代表“正义”的南希，代表“良知”的库奇，以及代表“无辜”的斯拉希，与另一个符号：邪恶的官僚机器，在顽强对决。虽然，观众也能在情节终点获得正义得彰的满足，但因为人物缺少立体性和真实感，剧情的张力显得寡淡而干瘪。

当然，《760号犯人》在题材上的突破仍然是值得肯定和鼓励的。而且，影片在“正义战胜邪恶”的主题中，并没有流露出盲目的乐观，或者只顾追求痛快淋漓的爽感，而是基于现实逻辑和真实原型，为观众揭示了个体在官僚机器面前的卑微与无助。影片也没有自得于对美国政府的激越批判，而是从时代人心和美国文化的内在本质出发，举重若轻地指出了斯拉希式悲剧的偶然性与必然性，从而为观众留下了深远的回味和警示。

作者：龚金平，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复旦大学电影艺术研究中心副主任、副教授

审核：王庭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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