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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成熟的消费行为里，市场是需要进一步细分的，想要搞清楚一桩买卖能不能做，一个产品能不能上，首要的功课就是搞市场调研，清楚市场在哪里，也就是常说的“认识你的顾客”——这是一个常识。到了阅读这里，情况却不同。

　　我时常想，作者真的知道自己的读者是谁吗？恐怕未必。尽管有钱钟书那样不大喜欢接触读者的作家，但是，据我所知，更多的作者其实很想知道自己的读者是谁？在哪里？什么年龄段？做什么工作？很多作家不喜欢批评家，但是对读者却极为热情，原因固然有很多，比如经常被提及的批评家不懂行、没有感性神经，缺少情感温度，等等，但一个更加不可忽略的理由就是，某种程度上，作者是为了自己的读者写作的。“作者—读者—世界—文本”这个能量循环当中，读者这个因素虽然时常隐形，却十分重要。作者觉得自己在对世界喊话的过程中，代表了一部分人，而这一部分人，就只能化身为读者，对于作家来说，再陌生的读者也是自己人，而再熟悉的批评家也是外人。作者，至少是某些作者，觉得自己是人群中的一员，这正是作者写作的初衷，也是归属感之所在。如果他们不清楚谁会看自己写出来的东西，写作这种行为是十分寂寞的。所以你会发现，很多作家曾在书的扉页上诚恳地感谢读者某某，仿佛这作家是一位园丁，目视每个走过他后花园的人。

　　说来奇怪，关于读者很重要这件事，作家心里固然十分清楚，但是读者自己却未必清楚。这世界上常听说伟大的作家，却很少听说伟大的读者。文学史上一些极有见识的人，倒是时时强调读者是重要的，尽管如此重要，他们却以普通读者自居。或者不妨说，他们以“普通读者”的命名方式，谈论了读者的重要性。如此以普通读者自称的，均是一些最为才华横溢的大作家和大批评家。就比如，弗吉尼亚·伍尔夫以及哈罗德·布鲁姆。

　　伍尔夫时时不能忘却身为普通读者的自我修养。为此至少写了两本随笔集：《普通读者》和《普通读者第二集》。什么是一个普通读者的修养呢？她这样说：“……小说一定要写得真实；诗歌一定要写得虚玄；传记一定要美化传主；历史一定要迎合我们的先入之见。而我觉得，读书若想有一个值得称道的开端，就必须先把这样的成见通通驱除。我们不应该对作者发号施令，而应该设身处地地为作者设想——成为作者的合伙人和同谋……”“诗人永远是我们的同时代人。”

　　我们可以读出这么几层意思：第一，要去掉预设，有一颗普通读者的平常心。第二，共情，带着丰沛感受力的当下经验。再往下，她就把与之相对应的“批评家式阅读”或者在我们理解的“非普通读者”阅读拎出来当反面，口吻严厉：“如果把那些衣冠楚楚的权威学者请进图书馆，让他们来告诉我们该读什么书，或者所读的书究竟有何价值，那就等于摧毁自由精神。”坚决不能把普通读者的判断力让渡给所谓专业的读者！“现在的批评家评论书，就像在打靶场上打一群被当作靶子的动物，只花一秒钟装上子弹，稍稍瞄准一下，就开始射击……而现在的作家，除了经常受到这种不讲准确性的射击，还能得到什么评论的话，那就是普通读者的反应了……”

　　惊才绝艳的伍尔夫影响了后来的许多大文人、大学者，例如哈罗德·布鲁姆……一长串名单，他们都把自己放在普通读者的立场上。然而我们心里清楚，他们如果谦称自己是普通、业余，恐怕世上就没有几个敢自称专业、职业的读者了。尽管如此，这一类体验式的、经验性的、强调感受力的、以普通读者自称的批评者方阵，把挞伐专业批评家也变成了一面自己的旗帜，哈罗德·布鲁姆索性总结了一支叫“憎恨学派”的专业批评队伍，指责那些架空感受的学院式、理论先行的批评引发了对文学的憎恶。苏珊·桑塔格的“反对阐释”，也是这条脉络上结出的果实。

　　不往远处说了。不管引发怎样的后世学术震动，它的起点对“普通读者”“平常心”的期待却总是有效，总是可以体贴地对位于我们普通人。上述诸君拥有人文学科杰出的头脑与开明的心灵，他们明知道自己不是普通读者，还非得自称普通，与其说是谦虚，倒不如说是自矜。原因何在？究其根源，这是一种还原能力、一个破执的过程、一个去蔽的事件。每次，我们面对一本书，都应该自动清空一遍。带着最初的好奇与兴奋，而不仅仅是完成作业的压力；带着澄明无偏见的观察，而不是用来“教训你的邻人”的优越感。

　　越是拥有无数知识经验的专业阅读者，回到普通就越是困难，但越是困难，也就越值得去做，因为不带成见的阅读最彻底、最充分，能给人最丰厚的馈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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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苏妮娜，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辽宁文学院《艺术广角》副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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