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个每天都要与文学理论打交道的人，我深感当下文学理论在反思能力、创新能力和对话能力上的缺失。这三种能力环环相扣，理论不去反思自身症候，何来创新动力？没有创新，理论又怎样与文学创作展开积极对话？如此缺失带来的结果是，文学理论没有被创作界重视，创作界认为文学理论不但没有提升其写作水平和认知水平，反而误读了他们的作品，尤其是那种概念扎堆、生硬搬套西方的批评理论。

　　事实上，我们都知道文学理论是关于文学活动的一整套知识体系，这个体系包括文学的基本原理、范畴和判断标准等相关知识。这些知识总是在一种具体的历史文化环境中建构起来的，因而文学理论说到底是特定历史语境中文学实践的产物。所以先有人们的文学创作实践，再有后来关于文学创作的批评和理论，正如先有《诗经》、后有《诗品》；先有《荷马史诗》和古希腊戏剧、后有亚里士多德的《诗学》等，古今中外无不如此。所以文学创作的实践活动是文学理论的活水源头，是原点。

　　那么，现在文学理论为何敢抛弃源头，甚至患上理论自大症，完全摆脱文学创作实践而自我扩张？其根本在于理论有一种自我生成的特性。一个概念可以派生出其他相关概念，一种范畴也可顺势推导出其他相似的范畴，比如从“意图”派生出“动机”，再顺势推出“移情”或者“童年记忆”；“意图”还可以一分为二，衍生出“作者意图”和“文本意图”，等等。如此一来，理论的自我繁殖就容易使文学理论脱离文学创作实践，在扩张中凌虚高蹈，最终导致文学理论与现实的文学创作活动之间不发生直接的对话关系，你唱你的歌，他哼他的调。这正是当下文学理论与文学创作的悖离状态，也是文学理论难以创新的深度原因。

　　无论古今中外的哪种文学理论，它们的有效性并不在于它们是永恒的真理，而在于它们能够解释某个历史文化时期的文学作品，引导某一时代人们对文学的理解、思考以及实践。以为理论的建构适用于所有时代、所有地域、所有民族的所有文学作品，其实是理论的迷途。

　　这种理论的自大状态必须改变。怎么改变？首先，回到文学现场，回到文学创作、文学作品和文学事件所建构的文学现场，也就是使文学理论再次回到源头，使理论重新历史化、事件化、语境化，在文学创作实践中捕捉新的文学经验，获取新的知识，建构新的范畴和理论。文学理论如果只在中西文论（无论是中国传统文论还是西方当代文论的资源库）中左冲右突，是没有出路的。脱离文学的创作实践，理论就失去了活水源头，就无法摆脱创新瓶颈和发展困境，就只能愈加贫乏而僵化。

　　其次，传统文学理论，亦即作为一种学科的文学理论不少已经落后于文学创作实践，特别是与网络媒介结盟的新文学。当今文学已然是一个全球开放多元实践的文学时代。这个文学时代有一个重要特征，如果只用一种文学理论，就无法有效完成对文学事物或文学现象的精准阐释。只有跨学科多知识的综合性理论才能有效阐释文学作品和文学现象。现在的文学创作、文学事件和文学现象，往往是多元的、错综复杂的文化语境的产物，只有动员和调集跨学科的理论资源才有可能与文学实践建构有效的对话关系，进而能够从事积极的文学阐释和比较研究。所以，当下的文学理论应当是一种大文学理论，是跨学科的、交叉多元的知识集合体，是文艺学与哲学、社会学、历史学、文化研究等众学科多元互动的综合性理论。这对我们的总体性视野和知识背景提出更高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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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习近平关于文艺经典理论的美学诠解（张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