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判寄生虫》

《人生不适情》

《一些契诃夫的小戏》

《毒》 陈雷摄

　　大概是自“《雷雨》笑场事件”之后，人们越发意识到，中国话剧舞台上那些对经典作品的严肃排演，或是对社会现实的正经反思，原来如此容易引发观众的笑声。问题并非出在经典作品或是对社会现实的关注本身，而是舞台上所呈现的世界，并未找到与台下观众内心情感的真正对位，那些对现实的思考失去了对准人心的焦点，于是笑便成了一种自我解嘲。近来在京城上演的几出小剧场戏剧，却以轻松明快的手法，拨动了观众的心弦。它们或是与观众分享对现代社会、家庭中个体生命的理解，如《晚安，妈妈》、《毒》、《一些契诃夫的小戏》;或是以对个体情绪的睿智捕捉，让观众感受到内心的共振，如《我是月亮》;或是帮助观众揭示社会现实不易言说的隐痛，如《人生不适情》、《审判寄生虫》。这些作品虽不尽完美，却值得被记上一笔。

　　“二人剧”的爆发力

　　由维斯蒂拉导演，中国制作、演出的荷兰剧作《毒》，讲述了一对在失去孩子后离婚的夫妇，时隔六年后再次相见的故事。妻子当年亲睹了儿子的车祸现场，儿子死后，丈夫不告而别，妻子则住在原来的家中，饱受回忆的折磨。多年以后，妻子以儿子墓地发现有毒物质为借口，与前夫在墓地约见，想要分享自己的痛苦与回忆，却发现他已经重新组建了家庭、拥有了新的孩子。两个拥有共同经历的人，一旦彼此对生命的体悟发生冲突，生活的岔路口甚至对生命意义的不同抉择就会跃然眼前。《毒》的结尾，妻子选择认同前夫给出的建议，将其作为自己继续过活的意义。前不久在鼓楼西剧场上演的美国剧作《晚安，妈妈》，同样是讲述两个现代家庭成员的关系——剧中的母女两人相依为命，却性格迥异，母亲隐藏了有关女儿遗传性癫痫病的真相，用谎话维持着生活的延续，却不想女儿早已不想忍耐无意义的生活，决定选择死亡。全剧就在女儿自杀前母女二人的对话中展开，层层揭开人们为了继续生活，对真相的隐瞒、对痛苦的隐藏以及对意义的不可能的重建。这两部作品看似都以人与人之间的对话推进，揭示的却是人在交流中所面临的巨大孤独与冲突。通过对个体家庭生活的剖析，追问生命意义的残缺。

　　片段式戏剧的叙述自由

　　同样是揭示生活表层之下的缺陷，由朱宜编剧、张慧导演的《我是月亮》则通过大量独白式的叙述，邀请观众与演员一起进入角色的内心：中年男子追忆自己对一个去世的AV女优的留恋，胖安吉拉诉说自己如何遭受偶像的戏弄与调侃，歌星对自己同性恋人的背叛表示愤怒与无助，水果摊老板娘追忆自己青春时代不自觉的残忍和对它感到的震骇，以及一个男孩温暖手帕的拯救……这些台上发生的一段段独白式叙述，让观众在生活表层之下的千疮百孔中相遇，学着去抚摸伤口，接受属于自己的缺陷，对生活保持希望。就像剧中水果摊的吉米夫妇，即使两个人对生活的认知存在如此多的差异，却正是误会与巧合促成了两人的姻缘——人世就是这样既孤独，又温暖。

　　近年来北京小剧场越发流行以几个叙述片断或是小戏连缀成篇的作品，这看似可以为创作者营造更加自由的叙述时空，实质上却是对创作者更高的挑战。《我是月亮》对四个故事的连接处理充满灵性且具有说服力，创作者在舞台呈现之外，设置了一个有关月球宇航员的直播采访——宇航员对月亮的探索与发现，与剧中的比喻形成了多彩的互文，而对叙事段落彼此交叉的巧妙处理更成为说服观众的重要力量。

　　班赞导演的《一些契诃夫的小戏》在处理各个小戏的连接上，也颇值得玩味。剧中选取邮差、厨师、管家等角色，让这些角色充当贯穿小戏的叙述人，同时又跳入剧情之中，推进剧情发展——在让叙述流动起来的同时，也承载着契诃夫寄托在小人物身上的精神与情感。而贯穿四段故事的主要道具，则忽而是一个欧式画框，忽而成为桌子，忽而是结婚照相框，忽而是列车车厢门，忽而是阁楼窗户。

　　《一些契诃夫的小戏》最大的优点体现在舞台语汇对文学剧本的转译上。舞台后侧悬空横卧着一根白桦树枝干，远处的立体房屋模型是契诃夫的住处，又是所有人的精神居所，整场戏就像是镜头对其中某扇窗内生活的特写。演员对角色塑造的细节、节奏把握几乎精准。如《谜样的性格》中，两个演员通过身体的晃动，表演列车行驶的节奏。创作者似乎深谙观众在生活中喜欢玩弄的小情绪，将整个剧场打造成一个轻松愉悦、有关契诃夫短篇故事的说书场。在《我是怎样正式结婚的》中，创作者更是干脆让“同框异梦”的男女主角满口京片子地讲述各自的爱情遭遇。

　　反思性戏剧唤醒生命的不安

　　相比而言，《人生不适情》和《审判寄生虫》两部作品对社会生活的反思要更显沉重。由顾雷导演、树新风非职业剧团演出的《人生不适情》，选取了那些易被遮蔽在观众视野之外的社会边缘人，以四段故事(《骨灰》、《驿站》、《检查》、《两个故事》)讲述他们人生的无法随遇而安，戳痛的却是我们每个人内心对生命的不安。开场的《骨灰》，以老头买墓地的故事，嘲讽着人想死得体面也难的无奈;而《驿站》中无法在对的时间里相爱的恋人，《检查》里爱人在特殊历史时期的背叛，以及《两个故事》中母亲为脑瘫患儿的荒诞理想买单的辛酸等等，让观众在假定的时空中，反思自己对生命的焦灼与无奈。在《人生不适情》的结尾，老头让儿子将自己与老伴的骨灰撒在紫檀花盆里。在我们这一代人都无法见证的数百年后，待紫檀长成参天大树，或许人类对活着的意义会产生新的解答。

　　由陈力编剧、导演的《审判寄生虫》，以复原、挖掘布罗茨基生命的复杂性，来向历史与现实提出创作者自己的思考与质询。这是一出需要对布罗茨基有所储备与思考，才能更好接收创作者意图的剧场作品。剧中对影像、视频的使用别具一格，尤其是全剧结尾对2014年索契冬奥会闭幕式视频的使用，将布罗茨基生前逝后的遭遇与他的诗意融合在一起。它更让人思考之处在于：我们如此频繁地排演西方的戏剧作品，但那些得以诞生这些作家、作品的历史与经验，又该如何给予我们教训。

　　中国戏剧创作者在观照和超越自己所处的现实，并对其进行客观抒写与反思上，总会遇到更大的困难。上述这几出小戏，无论是对外国作品的改编、呈现，还是原创排演，都抛弃了对大体积社会历史问题的追索，而是潜心专注于对个体生命情绪的挖掘与放大，以对生活的特写镜头，与观众的思考、情感形成共鸣——这是决定性的巨大进步。在《一些契诃夫的小戏》结尾，叙述人告诉观众：生活的真理还是要问契诃夫。而这些戏剧作品，除了情绪的共鸣、思索的延展，还能否给今天的中国戏剧和观众带来更高层面的“生活的真理”?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

（文/赖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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