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革命文艺的阐释，既要立足于对经典文献的梳理和对历史语境的体认，又要结合当前存在的问题展开溯源，融入个体的经验和感受，是“我注六经”和“六经注我”的辩证统一。群众路线既是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路线，也是延安时期至今的文艺总纲领。在当代艺术实践中强调“艺术介入社会”，并涌现出参与式、对话式、互动式的形式或追求，这与革命文艺中的“群众路线”具有一定的内在联系。把握好这些新形式和新追求，其实就是对群众路线最好、最切合当前实际的阐释。

胡一川 牛犋变工队 版画 11.4×18.8cm 1943年 中国美术馆藏

第一，以“群众路线”弥补当代艺术中社会参与式艺术的不足。西方的“艺术介入社会”话语资源，有其自身的矛盾和局限性。从“介入”来说，它是一个左翼政治的主张，既有太过激进而不切合实际的缺憾，又有精英主义的软肋，难以真正地让艺术融入普通人的生活，还混淆了艺术的自律和他律的辩证关系。从“参与”来说，它是以艺术家（精英知识分子）为主导，观众或参与者（群众）是被艺术作品和艺术规则带动着进行的，实际是一种精英知识分子站在高点的审美启蒙，这不利于人民群众通过艺术建构主体性。同时，运用在中国当代艺术实践中，出现一些为了参与而参与的现象，变成一种成绩的展示或商业的广告，改变了早期当代艺术通过批判而建构良性社会的初衷。艺术本是社会生活的一部分，它就在社会里，那又如何介入社会？提倡艺术介入社会或让观众参与艺术创作，犯了逻辑错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就化解了这一逻辑尴尬。群众路线的内在逻辑是来自于人民群众，必将回到人民群众中去，既建构了人民群众的主体性，又让艺术和人民群众联系起来。

第二，围绕当前乡村美育问题，可以通过借鉴革命文艺理论和工作方式来建构乡村美育体系。革命文艺尤其是延安时期的革命文艺，有鲜明的实践意识，其创作和理论都围绕具体问题展开，而不是依赖于本本主义，充满了清新自然的泥土气息和一往无前的锐气，艺术工作者不再归纳和总结文艺定义，而是以是否解决现实问题为标准去进行艺术创作和理论创新。延安时期以胡一川为领导的“鲁艺木刻工作团”发扬了到前方去、到敌后去的精神，不仅创作出大量反映现实又解决实际问题的木刻作品，也总结出“配合抗日、宣传群众”的工作模式和群众艺术理论。整个延安时期，建立了工作团、考察团，开展敌后美术展览，创建美术学校，培养美术人才，拓展木刻、新年画等艺术形式，从而建构了一个群众艺术体系。今天，借鉴革命文艺的体系，在社会参与式艺术或艺术介入乡村方面，建构“村民-艺术家-艺术作品-政府-乡村景观”五位一体的艺术体系，向“城市中心的艺术”说再见。

第三，阐释革命文艺时应避免极端思维，注重社会参与的体制机制建设。坚持艺术的群众路线，不等于发动艺术上的群众运动，让全民来画新年画等，这不是真正的社会参与。西方左翼政治强调艺术介入社会既是一种审美前卫也是一种政治前卫，带来的弊端是不断激进的政治主张而导致艺术脱离本体。后来的参与式艺术，其实就是以一种协商民主的方式来改变民众对艺术和政治的关心。一方面，开拓了一个可供协商的公共领域，另一方面，改变了艺术创作中的知识生产模式，让艺术接受的范畴和领域都得以扩大。艺术当然不是独立于社会的，也不能超脱政治。践行艺术领域的群众路线，对艺术创作者来说，既有利于团结，也有利于趣味平衡。对革命文艺的阐释如果极端，不仅处理不好以上关系，更处理不好艺术的普及与提高之间的辩证关系。具体来说，不能单一地让艺术家在乡村体验很久再进行创作，应当做好乡村营建工作，以乡村美术馆作为纽带建构乡村的公共空间，健全乡村策展人、乡村艺术家及其培养机制，建立赞助筹款及乡村基金制度，最终建构村民参与度与艺术接受度评价体系。

（作者：宋学勤，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第二届全国文艺评论新媒体骨干培训班学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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