展现生存的卑微与伟大

——《装台》从长篇小说到电视剧

　　“装台”既是生活的写实，又是艺术的提升与隐喻。人生犹如一场无法排练的戏剧，我们每个人在人生的大戏中都会做主角，在家庭，在社会上都有可能成为“主角”；但同时，我们每个人也要为家庭、为社会、为他人做一些“装台”的事情。自己替别人装台，别人给自己装台，由此结成一张细密的社会大网……

　　他不是生、冷、硬、倔的陕西汉子形象，他蹬着三轮车在西京城的街巷里面讨生活，他经受着劳累和为难，他感受着无奈和快乐，他被生活挤压着。正直中有点圆滑，仁厚中有点狡黠，坚韧中有点窝囊，他出现在2020年底的电视屏幕上，他让追剧的观众们在寒冷的冬季感到生命的温度，他就是作家陈彦的长篇小说《装台》中塑造的人物刁大顺。

　　根据陈彦同名小说改编的电视剧《装台》成为2020年冬季的热播剧，赢得收视和口碑双赢：细腻的人物刻画、真实的时代质感、自然的生活节奏让我们感受到现实主义创作手法的生命力。无论读着小说《装台》，还是看着电视剧《装台》，都让我感受到这是深入生活沃土之中生长的艺术之花。刁大顺就生活在我们的周围，又似乎是从我们心中被召唤出来的一个人，他和他的家人和兄弟们讲述着被生活的大潮冲刷着的平头百姓艰辛困苦而又充满活力的生存故事。

　　一

　　现代舞台装置的工作量非常大，自然就在传统的七十二行以外，催生出一个新的行业来：装台。他们常常由进城的农民工组成，这些工人在舞台技术人员的指导下，进行舞台装置，他们在用给别人装置表演舞台的方式讨生活，他们永远不可能风光地登台表演，但他们与表演者息息相关。“装台”既是生活的写实，又是艺术的提升与隐喻。人生犹如一场无法排练的戏剧，我们每个人在人生的大戏中都会做主角，在家庭，在社会上都有可能成为“主角”；但同时，我们每个人也要为家庭、为社会、为他人做一些“装台”的事情。自己替别人装台，别人给自己装台，由此结成一张细密的社会大网。

　　陈彦说过：“作家要学会‘感光’：紧紧抓住自己所生活的土地上的那些特别场域的丰富体悟，成就你不同于他人的独到表达。”

　　“装台”就是陈彦对人生的独特领悟，“装台”成为不平凡的2020年的“热词”，“装台”为小说中的人物与处于复杂的社会现实中的当代人找到了共情点。从长篇小说到电视剧都是以现实主义的手法呈现着现代都市底层经验的平凡与伟大，在活色生香的市井烟火中上演了一出悲欣交集的人间温情大戏。

　　《装台》的叙事主线有两条，一是以刁大顺装台职业为轴线延展开来，并牵涉至城市与乡村、各类演出的装台故事；二是以刁大顺及其弟兄们的家庭生活为轴线发散开来，并延伸至城中村各家各户。《装台》的叙事视点落在典型的底层空间：舞台背后和城中村。生动地呈现了以刁大顺为代表的大时代里小人物的心理结构和生命状态。

　　社会也像大舞台，高光时刻总是给了主角。在主角收获好评掌声和耀眼光环时，装台工在装好玄幻的灯光和各种奇巧的“机关布景”后，在舞台的“暗区”累得灰头土脸，默默无闻。作家陈彦对这一切了然于心，于是这个下苦活的装台工刁大顺在他的长篇小说《装台》中成了“主角”。

　　刁大顺的口头禅是“咱就是个下苦的”，这是人物的自我人设，显示了底层劳动者的本分和质朴。作家对这个“主角”设定的行为逻辑与个性倾向是，“好多装台的，不仅受不了苦，而且受不了气，干着干着就去寻了别的活路，唯有顺子坚持下来了，并且有了名声。”隐忍和厚道、朴实和勤劳是顺子宝贵的品质，也是他的生存之道，更是集中体现了中国底层劳动者的顽强的生命力。

　　顺子能吃苦、能受气，在社会，他以诚信仗义干好活支撑起装台团队，带着装台的兄弟们吃苦耐劳地讨生活。他对兄弟们的困难能帮则帮，对非原则性的大事能忍则忍，对难过的坎儿他又是不推不让，胼手胝足肩挑背扛地挺过去，带着一帮农民工“装台”，吃苦在前，分钱在后，被克扣了工钱，他会有礼有节地追讨。他不使性子硬倔起来，不得不有点圆滑、有点狡黠，还有点窝囊，这也是他的一种生存智慧。因为他扛着一个家庭，一帮兄弟的生存大梁。

　　在家里，他又能委曲求全，他真心对素芬好，不问她的曾经与过往，只求今后的一路相伴，他相信她，将自己所有辛苦的积蓄交给她保管，将自己瞬间的甘甜与她分享，在柴米油盐的日常人生中相互温存；他还处处替女儿着想，理解和宽容女儿的刁蛮任性，当然也是无力对她教育的无奈；他对亲哥哥刁大军是兄弟情深，哥哥富贵时，他不求其钱财，哥哥贫病时，他不弃而照顾，他对装台的兄弟大雀儿也是有情有义，在他的生前，他们相互信任相互支撑，在他的生后，人走茶不凉，照顾他的家人，他尽自己的所能一心想把日子过好。

　　顺子的人生似乎与“顺”无关，但他在面对磨难时表现出超强的韧性与本质的善良。家境的贫困、女儿的任性、妻子的出走、大哥的疾病都没能让他一蹶不振。顺子总是一次次在现实生活的困顿与暗区中勉力前行，他的心里依然装着普通百姓的平凡梦想，相信以诚实劳动安身立命。他在生活中的苦辣酸甜也是作家对都市百姓人生经验的深入体认和动人书写。电视剧的热播正是广大观众对于大时代中普通劳动者身上散发出的人性光芒的回应。这些底层的劳动者，以自己的双手去经营和改善生活，是对当下社会各个领域普通奋斗者的致敬。

　　二

　　顺子很普通，他就是蹬着三轮车在西京的街巷里面讨生活的身影，他的生活让“装台”这一行当被大众所知晓，他们在舞台背后付出的汗水与艰辛，他们吃苦而有韧性地“活着”，引发了当代观众的情感共鸣。顺子，这个人物不是天上掉下来的，而是作家一直从生活中汲取灵感，他的小说才能写好社会底层的生命状态，点亮普通人物身上的价值光芒。《装台》对观众有着强烈的亲和力和代入感，大家都能从人物身上或多或少地发现自己的身影、审视自己的心灵。

　　陈彦在陕西省戏曲研究院工作过25年，无论是做编剧，还是做院长，他都是和舞台、艺术家以及各类工作人员打交道。他表示，自己与他们朝夕相处，做同事、做伙伴、做朋友，相互砥砺、激荡，也相互雕刻、形塑。几十年下来，许多形象，已在他心中挥之不去地存活下来。

　　他是一个特别依靠生活的作家，他经常到西安的“城中村”中去深入了解与体察各类人的生活状态，形成他的审美观照和艺术创作的深厚基础。他不“硬编造”“穷折腾”“生汆锅”，而是扎扎实实地浸润在现实生活中，体味驳杂的生活底色与质感，时代的河床上芸芸众生的命运流动，塑造出具有独特生命个性，带着社会与时代血肉联系的人物形象。他在自序中写道：“小说是书写生存的艺术，书写生存的卑微与伟大、激情与困顿。”他善于以现实主义的创作手法敏锐地关注着人间百态，真实地呈现着底层人物的酸甜苦辣和悲欢离合。《装台》正是展现了这样一群在底层砥砺的平头百姓困苦而庄严的生存故事，从而发掘小人物内心的柔软、善良的本质，为社会底层的劳动者发声和塑形，体现了文学的价值和意义。

　　《装台》直面百姓人生中不断出现的困顿，直面真实的社会结构中的无奈，但是顺子不仅是坚韧地活着，还是善好地活着，他从来没有将良知推入黑暗的深渊，而是持守着善良的人性之光，照亮自己负重前行的旅途……于是被照亮的不仅是装台人，也是在人世间为人生而奔忙的心灵。

　　陈彦关注大时代背景下小人物的命运，这个文学创作的重要命题。从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就看，整个社会的基础建设，也是普通的劳动者创造的。但他们的光和热往往没有机会在社会大舞台上亮相，这值得艺术家们去深切关注。陈彦从写小说、散文，到编剧，再回归写小说，他和顺子一样也有着自己一以贯之的坚守：写出时代的困顿、挫折与光亮，陈彦说：“我们得给人生煨起一堆向天的火焰。作家应该给人以希望，尤其是要给普通人以温情、温暖与希望。如果世界没有希望，人还怎么活下去？写作有千万种理由，这是我个人坚持写作的意义。”

　　《装台》没有将西京描述成现代化的欲望都市，也没有将城中村呈现为没有生气的落后简陋之地，而是平实地再现了新时代“城市化”进程中一种独特的社会情状，以真诚的审美态度呈现了历史与现代、农村与城市的交汇与融合，以现实主义的手法展现了这个充满人间生活烟火气息的“小世界”。顺子，并不是一个孤立的人物，他真实地在城中村与剧院舞台之间来来往往，他在装台生涯中与五行八作的人打交道，他属于这个活生生的人世间，满是烟火气的“小世界”。

　　三

　　以小说建立在现实主义丰厚生活上的坚实基础，编导按照电视连续剧的艺术规律，将《装台》实现了从小说语言审美到电视剧视听审美的成功转化。从长篇小说到电视剧最本质的现实主义的内核没有改变，对大时代里普通劳动者的真实写照没有改变，电视剧在现实主义的本真与深入，质朴与细腻的艺术肌理中，还加入了喜剧幽默的艺术元素，呈现出欢笑与泪水交织的叙事效果。而现实生活的本来面目也是悲喜交加的，现实主义的魅力也在于遵从现实逻辑之后的艺术升华。

　　从演员的表演风格上来看，演员非常真实地进入了角色，演员张嘉益真实地融入了刁大顺的生活，他的表演整体上张弛有度，困苦中有发现甘甜的能力，压力中有坚挺的勇气，也有圆滑的本能，表现出人物应对市井人情的幽默和机趣。

　　闫妮的表演朴实而细腻，她的话虽不多，她将素芬内心丰富的情感层次：她的善良中的无奈，柔弱中的坚守，为了“再不能出事”的出走，到最后解开心结后的回归，都演绎得贴切而到位。凌孜将刁菊花这个人物也表演得酣畅淋漓，有个性，有爆发力。她扭曲地以生母离家来指控父亲顺子，唤起他对自己的重视。她的刁蛮与任性，她的成长与转变，引发了观众的热议和思索。这是按照电视剧作为大众艺术，观众惯常的审美期待，编导将小说中刁菊花的人物走向增添了符合生活逻辑发展的情节，让她入情入理地完成自我的精神成长；顺子与素芬的最终合好的结局，也在剧中做了更能满足观众审美期待的改动，让观众在追剧的过程中，有着很强的代入感和共情点。

　　其他演员的表演也自然而真实，主要是演出了人物在生活中真实质地，在现实生存境遇中不同个性。小人物在谋生的苦心经营中，又有着甘苦与共的暖心。梅梅的自立自强和自主创业，大军的人生起伏和命运转向，三皮的单相思和让素芬困扰的追求，墩子的情感经历和回归“装台”，铁主任内心的冷漠与自私，他在给农民工揽活中的“趋利生存”，疤叔与八婶见不得离不得的斗气与纠结，都打开了现实生活丰富的层面，又让人物都有着标志性的真实个性。他们的表演不假不空、不浮不躁。特别是他们在表演中生动地引入了陕西方言，顺子和他的兄弟们一口敦厚而幽默的“陕普”特别出神入化，透出西北人待人接物的习惯、为人处世的方式。此外陕西的地方戏曲代表秦腔、陕派说唱等元素也不时出现，成为塑造人物性格，拓展叙事空间的重要手段。

　　随着剧情的展开，出现了西安城具有地标意义的大雁塔、钟楼、城墙等，还有油泼面、凉皮、荞面饸络、羊肉泡馍、臊子面，辣子蒜羊血、裤带面……这些代表性的西安城市地标、陕西风味美食真实而亲切地呈现了西安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观众与人物一起在食物中体验着现实生活的滋味，在特色鲜明的地域环境中体会陕西文化的浓厚氛围。

　　从刁大顺和他的家人到装台的兄弟们，从舞台到城中村，从陕西地方戏曲秦腔，到西安城市地标、市井美食，《装台》展开了整个社会的情状，有着丰富的生活细节和广大的社会视域，为新的时代语境中现实主义电视剧创作提供了新经验。

　　（本文首发于《上海艺术评论》2021年第2期。作者：王雪瑛，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理事、《文汇报》高级编辑、上海师范大学兼职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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