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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人们常说，“文如其人”，说的是文风的相貌。其实，更深一层理解，应当是文字的气味、性格、相貌就如其本人一样。看其文章，就像见到本人一样，能想象他说每一句话时的声调、表情和身体语言。再说得深一点，一个人有一个人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其文章也一样。简单的人，世界观单纯、单一，定然未经历纷繁坎坷，未曾处理过复杂事件，所以只看到一点或一面，不见大海与深渊。善良者或者未曾遭遇过重大的人生变故，或者在变故中看见了人性的深渊而仍然相信善的终极价值。总之，应当把一篇文章立起来，像看一个人，就能从字里行间看出他经历了哪些人生，如今的五官面相怎样，皱纹几何，从中可以洞悉他的一切。

　　这其实是中国人最早的天人合一的世界观。所谓天人合一，并非后来的境界说，在河图洛书时期，讲的是天地的格局与人是一样的。人是微缩世界的模样。天地再大，也如人一样。人再渺小，其生死存亡的规律与天地也是一致的。所以就有了“天有五星，地有五行，人有五脏”的说话。神龟上的洛书模样，既是龟的世界观，也是人的世界观与身体格局。九宫是古人观测天象得来的图形，也是人观察自身后悟出的形象，当然也是大地的格局，于是大禹以此建立九州，周公以此建立成周。后来的中医、道家的修行全是以这样的世界观为根基。文学家也不例外。仓颉造字也是在九宫格里横撇竖捺，以象形字为多。刘勰著《文心雕龙》，开篇《原道》讲的就是这个道理。他说：“人文之元，肇自太极，幽赞神明，《易》象惟先。庖牺画其始，仲尼翼其终。而《乾》《坤》两位，独制《文言》。言之文也，天地之心哉！若乃《河图》孕乎八卦，《洛书》韫乎九畴，玉版金镂之实，丹文绿牒之华，谁其尸之？亦神理而已。”此乃中国人最早的文学观，而此文学观也便是世界观，其中也有方法论。批评家便以此为观念和方法展开对文学的分析与批评。

　　二

　　现如今，一些人舍弃古老的中国文化的世界观和文学观不用，而以西方文化和文学的观念和方法为要，以此展开对现代以来文学的研究与批评，表面上看另辟蹊径，对中国现当代文学贡献大矣，但如用古法来看今日之批评，表面上看热闹非凡，且近20多年来研究与批评之盛有炽于创作之象，但实则虚火上身，乱象丛生。比如，有些批评文章只有心和肺，所以火气十足，充满革命的姿态，刀刀有杀伐之意，字字能夺人之志，颇吸引人的眼球，其实人皆知偏矣。这是因为心在五行上属火，肺属金，但没有土之脾胃、水之肾和木之肝，五行不全，所以不和。现在一些批评家便是如此。这样的文章容易引起争议，但对己对人也许害处居多。心火过旺者容易成魔，肺金过盛者容易伤肝，身将危矣。

　　《史记》中言，孔子早年志得意满，四处批判人，去见老子，临别时，老子对他说，“聪明深察而近于死者，好议人者也。博辩广大危其身者，发人之恶者也。”庄子在另一篇文章中补充说，老子对孔子讲了一番颇有意味的话，大意是你只看到了白天，看不见人还需要黑夜，你只看见春天，就拿春天的样子去评判其他三季，怎么能不出错呢？一语点醒梦中人，所以孔子才研究和整理《易经》，方得中庸之道，60岁时能听进去逆耳之言，70岁时能随心所欲而不逾矩。这是孔子得到了一个完整的世界观后的改善。佛教是极为强调宽容的宗教，但自释迦牟尼灭度700年后，佛教已经有100个左右的教派，互相攻伐，所以龙树才创立中观学说，以此来结束这些偏见。今天的批评世界，难道不是龙树时所看见的乱象吗？

　　于是想起李健吾评沈从文之美文，他开篇即说：“我不大相信批评是一种判断。一个批评家，与其说是法庭的审判，不如说是一个科学的分析者。科学的，我是说公正的。分析者，我是说要独具只眼，一直剔爬到作者和作品的灵魂的深处。一个作者不是一个罪人，而他的作品更不是一个罪状……所以，在我们没有了解一个作者以前，我们往往流于偏见——一种自命正统然而顽固的议论。”李健吾积极利用西方作家、文论家的思想来作为文学评论的武器，但又善于将其“中国化”。他这样评价《边城》：“《边城》便是这样一部idyllic杰作。这里一切是谐和，光与影的适度配置，什么样人生活在什么样空气里。一件艺术作品，正要叫人看不出是艺术的。一切准乎自然，而我们明白，在这种自然的气势之下，藏着一个艺术家的心力。”

　　这种谐和自然，可不就是中国人讲的道法自然、五行中和吗？他又说：“细致，然而绝不琐碎；真实，然而绝不教训；风韵，然而绝不弄姿；美丽，然而绝不做作。”这不就是中庸之道的辩证伦理吗？一切都不走极端，一切都寻找那个恰切的度。“在这里读者不仅用眼睛，而且五官一齐用——灵魂微微一颤，好像水面粼粼一动，于是读者打进作品，成为一团无间隔的谐和。”是用五官，不是哪一官。五官就是五行，对应的是五脏。

　　这哪里用的是西方的文艺思想？这分明就是古典的道法自然和五行学说，是对《文心雕龙·原道》理论最恰当的解释。如果刘勰再世，也会感叹李健吾先生的才情。在这里，中西合一，作者与批评者合一。

　　三

　　然则何为批评？假如因为赞赏李健吾先生的美文，就以为批评者必须如同李氏一样唱赞美之歌，那就谬误了。孔子冒天下之大不韪，近70岁时著《春秋》批判乱臣贼子时，早已得中庸之道，这是给正义归位，这是在扶正驱邪。这与他在中年被老子批评时已经有所不同了。这个时候的他，已经形成新的世界观。孔子与老子的不同在于，老子行无言之教，故而其教子徒孙皆为避世者，只观天道修行。但孔子是批评者，立于中央“土”的仁德位，观察东方“木”的春生、南方“火”的夏旺、西方“金”的秋收和北方“水”的冬藏，合予时序者予以嘉奖，不合时序者则予以批评。这难道不是天道吗？这样的赞美与批评难道有问题吗？这是在维护天道啊。

　　因为如此，所以孔子评价，“诗三百，思无邪”，且把始于人性最纯洁的《关雎》放在首位。刘勰的《文心雕龙》也得益于孔子的启迪。也就是说，真正的批评家首先要对天地、阴阳、四时、万物的运转和人性善恶、生老病死有通透的理解和归位，方才能有恰切的批评，即要有完整的世界观、价值观、生死观，然后再行以合适的方法——合适的方法也来自于道法自然，是天授心法。这样才会有良好的批评，否则就是盲人摸象、颠倒黑白、杀伐攻讦、拉帮结派、博人眼球、谄媚于人。凡此种种，恰恰就是今天批评界的各种乱象。

　　四

　　今有批评家“金”，杀伐之气盛，便见不得“木”之歌唱，更见不得“土”之仁德，以为天下批评家皆应举刀杀伐才是职责所在。这显然是只知有秋，而不知有其他三季，如同秋蝉一样。也有批评家“木”，吹响号角，发出绚烂之声，但也只知春蚕和夏之知了之叫，不知有秋之肃杀和冬之寒冷。批评家“火”和“水”也一样。他们各自站在自己的位置，攻伐各家。其实，这都是没有一个完整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所致。

　　西方自近代以来，无论存在主义、现象学、精神分析学、直觉主义，还是人类学、考古学、心理学，皆自一点生发而观全局，将微观理论夸大化、泛滥化。这些理论被引入中国批评界，几十年来可谓样样皆试、招招皆学，但终究给人以一种生吞活剥且强词夺理之感。何也？无完整的世界观矣，对天道人心没有通透的理解而已。

　　假如“金”“木”“水”“火”四位批评家皆知“土”之仁德是其生养之根本，假如他们还明白各自的生克制化之理，便是明白了世界运行之大道，便不会执著于己见而不见仁德。故而，一部作品面世，至少有“金”“木”“水”“火”四位批评者，这便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但终归要明白正是有了中央“土”之仁德在生养，才有这样的兴盛局面。如果失去了“土”之仁德，则四方失位，各自为政，必将相互攻伐、乱象丛生。

　　（文中图片来源于影像中国，摄影：周华民，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作者：徐兆寿，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理事，西北师范大学传媒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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