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5月，林默涵（左）、罗扬在北京召开的中国曲协常务理事扩大会议上

　　林默涵同志在党的思想文艺战线上奋斗了一辈子，在文艺理论批评和组织领导工作中作出不可磨灭的贡献。他在曲艺方面也发表过许多重要见解，并在实际工作中不断地给予指导和支持。

　　我早就读过他写的文艺评论和杂文，听过他的报告，但直接向他请教，是从1953年夏天开始的。那时，我参与中国曲艺研究会的筹备工作，曾将起草的《中国曲艺研究会章程（草案）》（简称《章程（草案）》）分别送请胡乔木、周扬和林默涵三位同志审阅并指示。没过几天，默涵同志就将修改后的《章程（草案）》退还，他改得很仔细，连一个标点也不放过，并附有一张便笺，说他对曲艺方面的情况不够熟悉，改动的地方不一定恰当，仅供参考，以乔木同志、周扬同志的意见为准。他认真细致的工作作风和谦逊的态度，给我留下很好的印象。

林默涵为第二届中国曲艺节题词：寓教于乐 雅俗共赏

　　中国曲艺研究会成立后，王尊三、赵树理、王亚平等同志都想尽快创办《曲艺》杂志，作为贯彻党的文艺方针，改革和发展曲艺的舆论阵地。但申请报告送交出版领导部门后，一直未见批复。1956年9月的一天上午，赵树理同志要我和他一起到默涵同志那里，讲了创办《曲艺》杂志的一些设想，希望给予支持和指导。默涵同志当即表示赞同和支持。他说，曲艺是一门最具群众性的艺术。改革和发展曲艺是时代的要求，人民的要求，我们应当加以重视。前几年还有个《说说唱唱》月刊，主要发表曲艺作品，对曲艺的发展起到积极的作用；现在《说说唱唱》并入《北京文艺》，各地也缺少曲艺刊物，这对曲艺的发展是很不利的。中国曲艺研究会的确需要办一个全国性的专业曲艺杂志，作为曲艺界贯彻党的文艺方针，繁荣曲艺创作和加强评论的舆论阵地，以推动曲艺工作的健康发展。他强调说，要办好一个刊物，需要做出多方面的努力，最重要的是，要坚定不移地贯彻毛泽东文艺思想，要紧紧抓住繁荣创作和加强评论这两方面的工作，要提高编辑人员的思想艺术修养和业务能力，心甘情愿地为别人做嫁衣。他还结合自己从事编辑工作的情况，谈了当编辑的甘苦，鼓励我们努力克服困难，把刊物办好。我感到非常亲切。很快，中宣部就批准《曲艺》杂志于1957年初创刊，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向国内外发行。不言而喻，这与默涵同志的支持是分不开的。曲艺界和文艺界有关人士得知《曲艺》杂志创刊的消息不胜欣喜，纷纷以不同方式表示祝贺和支持。之后，《曲艺》杂志继续得到默涵同志的关心和指导。譬如，1957年春天，何迟同志寄来一篇名为《统一病》的相声作品，讽刺的锋芒很尖锐，涉及的方面很广。这篇作品是否在《曲艺》杂志上发表，赵树理、陶钝同志和我阅读之后都拿不定主意，便把这篇作品送给默涵同志，希望听到他的意见。没过几天，默涵同志就约树理同志和我到他那里，谈了对这篇作品的看法。他说，讽刺是相声的特长。我们的现实生活中确实存在着许多不好的东西，是应当讽刺和批评的。何迟同志发挥相声的这种特长，写过很不错的作品，如《买猴儿》，经马三立同志演出后，很受群众欢迎，对“马大哈”式的人物，起到很好的讽刺和警示作用。这篇《统一病》对那些脱离群众、脱离实际、一切事情都强求划一的做法和命令主义作风进行讽刺和批评，意图是好的，写法也有可取之处。但是，要注意避免以偏代全，如果认为一切事情都不要统一就不对了。我们要爱护、帮助作者，是否建议何迟同志考虑一下，做些修改之后发表，以免产生不良效果，引起人们对作者的误解和批评。我们都赞成默涵同志的意见，随即以编辑部的名义将意见告知作者。没想到反右斗争开始后，何迟同志被错划为“右派”，而这篇《统一病》竟被列为重要罪证之一。后来，我到天津看望何迟同志时，谈到默涵同志对作者的善意和对作品采取的积极而慎重的态度，他听后感叹不已。

1957年，全国性曲艺刊物《曲艺》在北京创刊

　　为了贯彻中央关于文艺工作的指示精神，中国文联和中国曲艺家协会在文艺整风之后，于1964年初在北京联合召开了全国曲艺创作座谈会，周扬、阳翰笙、刘芝明、老舍、赵树理、袁水拍、陶钝等同志和各地在曲艺创作演出及组织工作等方面做出显著成绩的一百多位代表出席会议。大家一起学习文件，交流曲艺创作的情况和经验，探讨曲艺创作的重要问题，会议取得预期的成功。阳翰笙、刘芝明同志与《人民日报》负责同志商定，由《人民日报》发表一篇社论，以扩大这次会议的影响，进一步推动新曲艺创作和整个曲艺工作。社论稿由我起草，经阳翰笙、刘芝明同志审阅后，送给默涵同志审定。默涵同志时任中宣部副部长兼文化部副部长，工作很忙，但他还是安排时间同刘芝明、袁水拍、陈笑雨等同志一起对社论稿进行了讨论，最后由他定稿，社论以《积极地发展社会主义的新曲艺》为题，于2月24日在《人民日报》发表。他对工作极端负责的态度和认真细致的工作作风，于此可见一斑。

1978年，中国曲协恢复工作小组成立，陶钝任组长，罗扬任副组长，图为陶钝、罗扬向林默涵汇报工作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默涵同志被江青点名批判，被污蔑是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黑线的头目之一，横遭批斗和折磨。1978年，他才恢复了文化部的领导职务。那时我也在文化部工作，彼此见面的机会就多了。一天，他约我到他的办公室，说陈云同志致信文化部，拟于近期召开一次评弹座谈会，征求意见。他要我起草一份关于会议安排的初步计划，供陈云同志参考。他非常敬佩陈云同志，说陈云同志不但在我国经济建设和党的建设等方面有重大贡献，对文艺工作也很有研究，他在延安时就聆听过陈云同志的教诲。新中国成立后，陈云同志在工作之余和养病期间，对评弹进行了深入的调查研究，发表过许多有指导意义的意见。1961年6月，中宣部召开全国文艺工作会议时，就曾把陈云同志关于评弹的谈话和通信，作为会议文件发给大家，反应很好。他问我，是否参加了陈云同志1977年7月在苏州召开的那次评弹座谈会，听到陈云同志的讲话？我说，去年召开那次评弹座谈会时，文化部负责人华山同志本想要我去参加的，遗憾的是，那时我正受文化部的指派，临时主持中国京剧院的工作，由于揭批“四人帮”和平反冤假错案等方面的工作正处在紧张阶段，实在脱不开身，以致失去当面聆听陈云同志教诲的机会。好在周良同志很快就把陈云同志的讲话和会议纪要等给我寄来。随后，我便把陈云同志的讲话和会议纪要送给默涵同志。第二天，他见到我非常高兴，说陈云同志的讲话非常好，有不少新见解，丰富了毛主席的文艺思想，不但对评弹等曲艺方面的工作有重要的指导作用，对整个文艺工作也有重要的指导作用。他建议，最好征得陈云同志同意，在即将复刊的《曲艺》杂志发表。后经陈云同志同意，《曲艺》杂志便将陈云同志的讲话和座谈会纪要在复刊第一期发表，同时印发给各地曲协学习，并邀请曲艺界和文艺界人士举行了座谈会。大家一致表示拥护，认为陈云同志的讲话高屋建瓴，实事求是，对曲艺事业的恢复和发展有极为重要的指导意义。

1979年，《曲艺》杂志复刊，图为复刊号封面

　　默涵同志多次出席中国曲艺家协会的重要活动。1979年5月，中国曲协常务理事扩大会议在北京举行。这是粉碎“四人帮”后中国曲协举行的有各地曲艺界代表参加的一次重要会议。我请他出席讲话，他欣然允诺，并仔细询问了曲艺界的情况，为讲话做了认真的准备。他早早就来到会场，对大家深情地说：“我今天来看望大家。我十多年没见到曲艺界的同志了，在‘四人帮’横行期间，曲艺界受的摧残是很厉害的，许多老曲艺艺术家被迫害死了，再也见不到了；还有好些同志受到这样那样的打击和折磨，在这方面我们的遭遇是一样的。我今天来首先是向曲艺界的同志们表示慰问。第二是来做一个检讨。为什么检讨呢？因为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刚到宣传、文化部门工作，一度对曲艺有一个错误的看法，我想，旧社会的时候这么多人听曲艺，可能是因为不识字的人多，随着人民文化水平的提高，许多人自己能看书了，加上电影、戏剧等等的日益普及，可能听曲艺的人越来越少。但事实证明不是这样，在新社会，曲艺的听众不是减少而是增多。我过去的看法是错误的。今天借这个机会，谈谈我后来改变了的对曲艺的认识。”他亲切而坦诚的一段话，说得大家心里热乎乎的，彼此的心紧紧地贴在一起。他讲的第一个问题是，曲艺是一种什么样的艺术？他说：“曲艺是一种独立的艺术，不是其他艺术所能代替的。过去我曾经说过，曲艺是文学、音乐、表演综合而成的艺术（有些曲种如相声、评书等不同，有文学、表演，可以不要音乐）。它用文学语言来塑造人物形象，传达思想感情，加上音乐的烘托、渲染，再加上演员的模拟、表演，就有一种特别的感染力，使听众如见其人，如临其境。许多人读过《水浒传》，但为什么还爱听王少堂的扬州评话《水浒》、高元钧的山东快书《武松打虎》呢？就是因为许多文学作品按照曲艺特点经过再创造，比起原来的文学作品的人物更突出了，矛盾更集中更强烈了，描写更细致了，语言更丰富更生动了（当然，有一些曲艺演出时细节描写过多，产生了烦琐拖沓的倾向，也应当克服和避免）。”接着，他把曲艺和其他文学艺术做了比较，说曲艺与小说、诗歌、戏剧等有共同性，譬如说各种艺术都是反映生活的。但是，各种艺术又具有自身的特点。如果没有特点，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就不能独立存在了。他说：“曲艺所以能存在，正因为它有自身的特点。特点是什么？特点就是一种特长，是别的艺术所没有的一种特长。所有的特长都同时是局限。我们必须弄清楚自己这门艺术的特点，才能发挥其所长，回避其所短。譬如相声，是比较擅长于讽刺和幽默的曲艺形式。用相声来歌颂，当然也可以，但不是它的特长。采取一种说笑话的方式来歌颂，听起来总觉得有点别扭。过去我讲过相声的特长是讽刺，要发挥相声的讽刺作用，当然不是要相声去讽刺革命的东西，讽刺进步的东西，这是我们坚决反对的；但是要讽刺那些反动落后的东西，讽刺社会主义的敌人，讽刺那些不利于社会主义的旧思想、旧作风、旧习气。这样的讽刺，正是为了保卫和发展社会主义，有什么不好呢？为什么不要呢？除了讽刺敌人，对妨碍社会主义前进、妨碍人民前进的东西，比如目前社会上还有许多不好的东西，如封建迷信、官僚主义、贪污受贿、好逸恶劳等许多可恶可笑的东西，不就是相声讽刺和批评的对象嘛！这与正面教育相配合，产生的效果还可能更大些。总之，曲艺是文学、音乐、表演的综合艺术，是一种独立的艺术。我们要掌握它的特点，尽其所长，避其所短，更好地发挥它的作用。因为曲艺与其他文学艺术比，有不同的特色，所以我们要重视它、发展它。我们的文艺史也应当把曲艺当作一个独特的门类来论述和研究。”他讲的第二个问题是，曲艺的群众性问题。他说：曲艺是最有群众性的，短小精悍，简便易行，号称“轻骑兵”。曲艺演出有的需要伴奏，有的自弹自唱，一个人就是一台戏，一会儿是老太婆，一会儿是小姑娘，可以演很多角色，是一种最轻便、最容易深入群众、最受群众欢迎的艺术形式，历来跟最基层的群众关系密切，大量的农民、赤脚汉（当然也有衣冠楚楚的听众），是我们最需要为之服务的群众，因为他们的工作最辛苦，又最缺乏文化生活。现在，农村的形势很好，农民对文化生活的要求进一步高涨，电影、戏剧、音乐、舞蹈，特别是曲艺，要动员起来，到农村去，为活跃农村文化生活而努力。无论是农村，还是城镇，文化阵地我们不去占领，封建迷信、色情荒诞的东西就会泛滥起来。我们曲艺演员，一定要担负起占领文化阵地的任务。他讲的第三个问题是曲艺创作问题。他说：“要使曲艺更好地为群众服务，最重要的是要有好作品。我赞成广开文路的意见，一个‘三十年’，一个‘一百零九年’，一个‘几千年’，都可以写。‘三十年’就是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一百零九年’就是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这也是翻天覆地的大革命；‘几千年’就是我们悠久的历史，中国人民不断地反抗压迫争取解放的历史。这样，我们可写的东西就多了。许多革命领袖，许多伟大的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科学家、文艺家，都可以塑造成艺术典型。创作的路子宽得很，确实是天地广阔，大可作为。三段历史都可以写、值得写、应当写，写好了都能提高人们的精神境界，鼓舞人民的斗志，推动人民为建设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而奋斗。”他同时指出，“我们没有必要规定一个创作比例，各写多少，这样规定不一定做到，即使做到了，如果质量很差也没有什么意义；但是，因为这三十年的现实斗争写起来比较困难，我们就应该投入比较大的力量。我很拥护陈云同志的意见：曲艺还是要多说新书，多创作现实题材的作品，反映新时代，表现新人物，这是时代的需要，革命的需要，是我们这一代不能推卸的责任。”他还强调说，文艺作品要塑造当代的英雄模范人物，以教育广大青年，会收到很好的效果。千千万万的青少年通过看书、听戏、听曲艺，学习刘胡兰、黄继光等英雄人物的崇高品质，成为一代新人。我们必须把学习英雄的好风气重新建立起来。这是我们的文艺包括曲艺的一项重大任务。此外，他对文艺与政治的关系问题和抓紧平反冤假错案、抓紧记录整理老曲艺家演出的曲艺节目、抓紧培养曲艺接班人等问题，也发表了意见和建议。大家听后反应强烈，认为他的讲话很重要，很切合实际，对今后的曲艺工作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1979年，中国曲艺工作者协会常务理事会扩大会议在北京举行，中国文联、文化部负责人阳翰笙、林默涵、周巍峙等到会并讲话，图为会议合影。

　　默涵同志在中国曲艺家协会于1990年12月下旬召开的协会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也使出席会议的同志深受启发。他在讲话中着重讲了文艺工作者要为人民服务的问题。他说，共产党的最高目的就是为人民服务。文联和十几个文艺家协会这些年来所做的工作就是一句话：为人民服务。曲艺是直接为人民服务的，因为它和人民有密切的关系，能够反映人民的喜怒哀乐，通过表演影响人民，团结人民，做对人民有利的事情。毛主席讲为人民服务，并不是非做什么了不起的大事。带兵打仗，取得政权，这当然是为人民服务，但是，大政治家、大军事家也好，大文艺家、大科学家也好，无论他们成绩多大，都离不开普普通通的人民。我们从事艺术同样离不开人民，没有人民就没有艺术。艺术的内容就是反映人民的生活、思想、感情，给人民看，没有群众还有什么艺术呢？艺术家没有观众也不能存在。曲艺是面对面、最直接地跟观众交流，与群众的联系最紧密。骆玉笙同志长期跟群众结合，非常了解群众的心理和感情，以人民的爱憎为爱憎，以人民的是非为是非，为人民服务。骆玉笙同志能达到这么高的成就，这是很重要的原因。他认为，文联十几个文艺团体的第一个任务，就是要把文艺工作者组织起来，更好地为人民服务。第二个任务就是为会员服务。人们为什么要加入这些团体呢？目的就是在这里能得到帮助，主要是在思想上、业务上给他们以帮助，通过各种方式提高大家的思想和业务水平，帮助会员到群众中去，到生活中去，写出好作品，演出好作品，更好地为人民服务。这是我们所有文艺团体的目的。考察文艺团体的路子走得对不对，主要看它是不是始终掌握服务这个根本。我们办协会、办出版社、办刊物，怎样看办得好不好呢？就是看它对人民有利还是没有利，是不是使人向上。如果对读者、听众有害，就是错误的，就违反了我们的根本目的。他最后强调说：我们是做文艺工作的，是从事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很重要的一条，就是要学习马克思主义。要读毛主席的著作，还要读一点马克思的著作。马克思不仅学识渊博，发现了社会发展的规律，创立了革命的学说，他的精神也很值得我们学习。他的著作和精神不仅会使我们正确地认识世界、认识历史、认识社会，明白应该怎样做人才有意义、有价值，而且会给我们以感染，提高我们的精神境界，使我们生活得比较高尚。我们当然达不到他那样崇高的境界，但是至少可以向他学习，使我们减少一点卑下的感情，变得高尚一点，对那些没有什么意思的事情，就不会放在心里去计较。现在，有些同志做了不好的事情，出了不好的书，演了不好的节目，为什么？从根本上说，就是因为他们没有一个高尚的目的，没有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大家工作忙，常常东跑西跑，还是要注意读书、学习，在为人民服务中增长才干，开拓事业，不断进步。同志们听了默涵同志的讲话，都觉得讲到根本上，语重心长，非常重要，对曲艺工作和协会工作以及个人的进步，都很有帮助。

　　中国曲艺家协会与江苏省人民政府、天津市人民政府联合举办的首届中国曲艺节于1990年10月、1991年8月先后在南京、天津举行。此前，我向默涵同志汇报了曲艺节的筹备情况和邓小平、陈云、薄一波、宋任穷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为曲艺节题写节名或题词的情况，他听后非常高兴，说这样的活动，对展示曲艺改革创新的新成果，促进艺术交流，推动曲艺事业的发展，很有好处。邓小平、陈云等同志为之题写节名或题词，体现了党和国家对曲艺的重视，会进一步调动曲艺工作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他认为，艺术活动成功与否，重要的是看质量如何。他希望各地区、各民族都推出高质量的节目；希望大家尽最大的努力把曲艺节办好。他表示，由于身体的原因不能前去观摩，如有录音、录像，会好好听听看看。中国曲艺家协会与河南省平顶山市人民政府联合举办的第二届中国曲艺节于1995年10月在平顶山举行，继续得到各方面的大力支持。江泽民、李鹏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分别为曲艺节题词。曲艺节前几天，默涵同志得知曲艺节筹备工作顺利，连声说好，欣然出席在北京举行的第二届中国曲艺节新闻宣传座谈会，并书赠“寓教于乐雅俗共赏”的题词。他说，“寓教于乐雅俗共赏”，对于各种艺术都是很高的要求，希望曲艺节演出的节目都能达到这样的要求，并继续创作演出更多的能达到这样要求的好节目。这样，曲艺会更繁荣，会更受广大人民的欢迎。

　　默涵同志对卓有成就的曲艺家抱有很大的热情，对年轻一代寄予厚望。1991年5月19日，天津市人民政府和中国曲艺家协会在天津为骆玉笙同志艺术生活60周年举行了隆重的祝贺大会。默涵同志因为身体欠佳未能出席，除委托我代为致意，还题词一幅，上书“曲高和众”四个大字，“革命热情与艺术造诣高度结合”两行小字，用以评价骆玉笙同志的成就和表示对她的祝贺。他非常尊重骆玉笙同志，每次见面都亲切地称她“大姐”。他不止一次地说，骆玉笙同志觉悟高，人品好，艺术上也很了不起，和王少堂、侯宝林、高元钧等同志一样，称得起是大艺术家，值得人们好好学习。有一次谈起韩起祥同志，他赞叹地说，在延安时就听过他演唱的陕北说书。作为一个盲艺人，竟能创作那么好的新书，演唱得那么感动人，不但人民大众爱听，文化界人士也爱听，毛主席还请他到延安说书，这是为什么呢？从根本上说，就是他有革命热情，熟悉人民大众的生活、语言和思想感情，学习上又很刻苦，并能和文艺工作者密切合作。谈到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涌现出来的后起之秀，默涵同志表示由衷的高兴，称赞他们思想解放，能继承前人的好东西，又勇于创新。他也表示过忧虑，认为有些同志太浮躁，不注意学习，经不住名利的诱惑，不能刻苦钻研艺术，这样，思想上艺术上就很难进步。他希望这样的同志能够尽快改变这种情况，曲艺团体和有关文化领导部门也要多帮助、多指导，同时加强培养人才的工作。只有造就出更多的出类拔萃的人才，曲艺才会有大的发展。

　　默涵同志于1989年12月担任中国文联党组书记。他说，在中央正式任命之前曾一再恳辞，并不是怕负责任，而是考虑到自己已经七十多岁了，年老体弱，脑子也不好使了，生怕贻误工作。他最后还是服从组织决定，重新挑起重担。在工作中，他认真贯彻中央的指示精神，严格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办事。我有事到他家里，他都热情接待，亲切交谈。他不但谈工作，谈对文艺问题和社会问题的看法，还谈过他最崇敬的毛泽东、鲁迅，谈过他感念难忘的几位同志和朋友，以及他在工作中的体会和教训。他还一再讲文艺评论的重要性，说推动和指导文艺创作，不能采取行政方式，主要靠文艺评论。协会工作、刊物工作都要抓评论。当然，抓好评论并不容易，曲艺界在这方面的困难会更多。他鼓励我无论工作多忙，也要在评论方面下功夫。总之，我从与默涵同志的交往中深受教益，也更加深了对他的了解，更加敬佩他的为人。我见他的最后一面，是在北京医院，那时他静静地卧在病床上，已处于昏迷状态；他逝世时，我在外地，亦未能送别，深感痛惜和遗憾。然而，回想几十年的往事，他的音容依然清晰地浮现在我的脑际，好像他还生活在我们中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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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罗扬，中国文联荣誉委员、中国曲协名誉主席，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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