瘟疫中的莎士比亚。（音频来源：“三联中读”，仅限中国文艺评论新媒体使用；如其他平台另需，请与“三联中读”联系授权）

　　灾难历来是戏剧叙事的重要内容和主题。莎士比亚的戏剧，无疑是文艺复兴时期英国戏剧的最高成就，也是英国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莎士比亚在许多剧本中都描写了一种尤为特殊而可怕的灾难——瘟疫。

　　比如《罗密欧与朱丽叶》中有一场关键的戏，劳伦斯神父派他的心腹约翰送一封至关重要的信给罗密欧，因为路上经过发生瘟疫的地区，约翰不小心走进了感染瘟疫的人家，于是被巡逻的人给锁进了隔离的屋子，耽误了把信如期送到罗密欧的手中。正因为这封信的耽搁，导致罗密欧见到“死去的朱丽叶”时，信以为真而选择了自杀。其实朱丽叶只是喝药后的深度昏迷。

　　这场戏既合理地解释了信为何没有准时送达，也真实地描述了瘟疫发生后人人自危的情形。我们从中了解到即便在莎士比亚生活的16世纪，发生瘟疫的地区也会采取相应的隔离措施。瘟疫期间，受染的人群被封锁在房子里，不许出门；外面入城的人也要被隔离起来，为的是防止疫情的扩散。

　　此外，在《安东尼和克里奥佩特拉》《科利奥兰纳斯》《李尔王》《特洛伊罗斯和克瑞西达》和《雅典的泰门》等戏剧中也有对瘟疫不同程度的描写。莎士比亚之所以在他的剧本中多次描写瘟疫，是因为他经历并见证了一个瘟疫频发的危险而又特殊的时代。

莎士比亚

　　1.《维纳斯与阿多尼斯》令莎翁声名鹊起

　　在莎士比亚的一生中，先后遭遇多次重大的瘟疫。彼得·艾克洛德在《莎士比亚传》中提到了1564年，也就是莎士比亚出生那一年的夏天，在不到6个月的时间里，大约237位居民相继离开人世，占教区总人口的1/10，镇上出生的婴儿只有三分之一活到了一周岁。当时尚在襁褓中的莎士比亚被母亲带去附近的村子避难，才使得他成为瘟疫后的幸存者。

　　莎士比亚确实是上帝所眷顾的幸存者和幸运儿。1592年夏天，伦敦暴发的大规模黑死病一直延续到1594年，导致每12位居民中就有一位丧生，时年在伦敦谋生的莎士比亚得以再次侥幸逃脱。他与同时代的作家一样，始终受到瘟疫和死亡的威胁，他的职业生涯也曾多次受到瘟疫的侵扰，他的许多邻居、朋友和观众在瘟疫中相继死去，但是他却从瘟疫中幸存下来并写出了不朽的戏剧，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当时的伦敦和欧洲其他地方一样，官方控制瘟疫传染和传播的措施相当有限，相对于今天互联网时代全世界的疫情防控机制，当时的瘟疫管控方式非常简单，张贴大众文告是其中的一个方法。在特别严重的瘟疫发生之后，政府会印制相关告示，张贴于城市较为显眼的公共区域，向市民宣讲防疫需要注意的事项。大灾之后，政府还会印制以教区为单位的《死亡名录》，以统计和公示死亡的人数。

　　由于瘟疫的蔓延，1593年2月伦敦公共剧院被迫关闭，直到一年以后才重新开放。屋漏偏逢连夜雨，公共剧院在短暂的开放之后，枢密院下令伦敦5英里距离内禁止演戏，莎士比亚和他所在的剧院陷入了困境。1592—1594年瘟疫时期，因为剧院关闭而失去生活来源的莎士比亚在做什么呢？他靠什么谋生呢？尽管他可以在宫廷贵族的私宅里演一些戏，但这种插科打诨式的演出是不牢靠的，那点微薄的收入也根本不能保证他养家糊口。瘟疫期间的莎士比亚，想要立足伦敦，必须寻求其他赚钱的方式，一方面赡养在斯特拉福德的家人，另一方面找到其他替代演剧的工作和出路。对当时从事文学和艺术创作的人来讲，最重要的就是找到赞助人。

　　众所周知，莎士比亚一生中最重要的赞助人是南安普顿伯爵。《维纳斯与阿多尼斯》这首长诗正是献给南安普顿伯爵的，诗歌发表的时间为1593年4月，这是已知莎士比亚发表的第一首诗歌，全诗共1194行。长诗创作之际正是英国发生瘟疫的时刻，这首长诗的主要素材来自奥维德的《变形记》，青年莎士比亚的理想就是要成为奥维德在英国的传人。莎士比亚之所以创作这首长诗，一方面因为瘟疫期间，他迫切需要赢得赞助人南安普顿伯爵的信任和支持；另一方面是想借此表明自己在借鉴和运用古典文学资源方面的才华，丝毫不逊色于马洛和斯宾塞这些剑桥学子，因为他们曾经挖苦莎士比亚是个不懂文法的乡巴佬。

《维纳斯与阿董尼》莎士比亚著 方平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来源：豆瓣）

　　这部长诗出版之后，其所受欢迎的程度是莎士比亚本人始料未及的。据说伦敦贵族家庭的女子，几乎每个人的案头都放有一本《维纳斯与阿多尼斯》，剑桥的大学生和四大律师学院的学生中也流行传抄莎翁的诗句。可以说，真正让莎士比亚一夜成名的就是这部写于瘟疫期间的长诗。正是依靠这部长诗，莎士比亚的天才得到了南安普顿伯爵的赏识。学者们认为莎士比亚的第二首叙事长诗《鲁克丽丝受辱记》，也有可能是在这段躲避瘟疫的时间里写出来的，诗歌反映的是罗马历史上的真实故事。

　　1592—1593年伦敦瘟疫暴发期间，莎翁的这两部叙事长诗——《维纳斯与阿多尼斯》和《鲁克丽丝受辱记》，令他声名鹊起，名利双收。伊丽莎白时期的瘟疫，非但没有摧毁莎士比亚的诗歌天才，从某种意义上让他得以暂时远离繁杂的事务，在南安普顿伯爵的庇护之下，在相对舒适的环境中，莎士比亚得以全身心地投入诗歌创作，并安然度过了瘟疫盛行的恐怖时光。

　　2.绝不让悲伤的眼泪浸湿他的戏剧

　　时代历史的大变故可以左右戏剧的兴衰，但无法左右诗人的才华。

　　1592年12月到1593年，伦敦因为瘟疫关闭公共剧院；1594年短暂的开放之后，到了这一年的4月和5月中又因为新的疫情而关闭。这样反反复复的折腾，导致疫情期间有的演员改行，大批剧团解散，最终幸存下来的剧团寥寥无几。

　　莎士比亚本人依然坚持在瘟疫肆虐的时期为灾后重建剧团做准备，他深知很多剧团将会坚持不下去，而坚持下来的将会是最后的胜利者。就在1594年2月，莎士比亚完成了复仇悲剧《泰特斯·安德洛尼克斯》，这是首部出版的莎剧。紧接着他创作了《理查二世》《约翰王》等几部历史剧。

　　瘟疫过后不久，也就在1594年的5月期间，在亨斯顿男爵的庇护下“宫内大臣剧团”成立。莎士比亚也加入了这个剧团，他把自己过去写的剧本全部贡献出来作为参股的资本。剧团股东共有八位，莎士比亚是其中之一。《莎士比亚年谱》显示，正是从1594年起，他开始了和理查德·伯比奇的伟大合作。

　　这一时期，莎士比亚作为剧团的主要演员和编剧，他写戏兼演戏，1594年，《仲夏夜之梦》《罗密欧与朱丽叶》《理查二世》相继首演。这一时期作为莎士比亚创作的第一阶段，他完成《爱的徒劳》（1594）、《仲夏夜之梦》（1596）、《威尼斯商人》（1596）、《亨利四世》（第1部/1596）、《温莎的风流娘儿们》（1597）、《亨利四世》（第2部/1598）、《无事生非》（1598）、《亨利五世》（1599）、《裘力斯·凯撒》（1599）、《皆大欢喜》（1599）等重要的剧目，特别是《哈姆莱特》在1600年首演，同一年吉星剧院开放，并与环球剧院形成竞争格局。1601年埃塞克斯伯爵叛乱前夕，莎士比亚的剧团在环球剧院演出了《查理二世》；莎士比亚的《第十二夜》也在这一年首演。或许是想给瘟疫过后消极厌世的人们带去些许欢乐和安慰，莎士比亚在瘟疫之后创作了许多喜剧作品。

《哈姆莱特》莎士比亚著 朱生豪译 译林出版社

　　然而，好景不长，紧接着1603年再次暴发了大规模瘟疫，使本来动荡不安的国家时局变得更加岌岌可危。1603年3月24日，女王驾崩，终年七十岁。始于亨利七世，前后五代君主历时共118年的都铎王朝就此宣告落幕。遍布伦敦的死亡的空气加重了女王驾崩的悲凉。作为女王指定的王位继承人詹姆斯一世继位。

　　詹姆士一世给伦敦的演剧环境带来了改变。1603年5月17日“宫内大臣剧团”正式改组为“国王供奉剧团”，5月19日英王颁发诰书。大概意思是说，莎士比亚所在的剧团，在瘟疫减退后，无论在哪里演出，各地不仅要允许而且要给予最好的支持和协助，还要给予相当的礼遇。詹姆士一世统治的前十年，“环球剧院”的演员们平均每年被邀请到宫廷演出十多次。此时的莎翁已经拥有了象征身份的特权。

　　1603年当瘟疫达到顶峰时，伦敦官方印制的《死亡名录》，每周出版，价格为一便士，成千上万的名字出现在印数巨大的死亡名录上。和今天一样，当时的市民一旦知道瘟疫在城市出现时，他们所能想到的唯一的办法就是出逃，但是出逃造成了更大程度的瘟疫的传播。贵族们纷纷逃到乡间的别墅避难，但是对穷人而言在哪里都是一样的，所以瘟疫中死亡最严重的还是穷人。为了避免逃出城去的人进一步加剧瘟疫的扩散，官方也会颁布隔离幽禁限制行动自由的规定。尽管如此1603年的瘟疫导致1/5的人口死亡。

　　瘟疫期间，莎士比亚始终没有放下他的笔，并在疫后迎来了他个人命运的转机，他不仅写出了《一报还一报》（1604）、《奥赛罗》（1604）、《终成眷属》（1605）、《李尔王》（1605）、《麦克白》（1606）等大量卖座的剧本，而且每年有了相当可观的收入。

　　瘟疫期间，剧院被强制关闭，官方通告禁止“观众聚集在一起”，因为这样特别容易导致“瘟疫的大规模感染或其他传染性疾病的流行”。没有观众，剧团难以为继。为了生存下去，大部分剧团纷纷迁往外省，从固定场所的演出转为旅行演出，莎士比亚所在的剧团也时常去外省巡演。伦敦历史上剧院关闭最长的时间分别是：1581—1582年、1592—1593年、1603—1604年、1608—1609年、1625年、1630年、1636—1637年、1640年和1641年，剧院关闭对剧团的影响是毁灭性的。

　　1605年，莎士比亚并没有参加国王供奉剧团的外出巡回演出，继1604年《奥赛罗》之后，莎士比亚投入了《李尔王》的写作，这个剧本至迟完成于1606年初。或许就是瘟疫的直接语境，莎翁让李尔王在对女儿里根和她的丈夫康沃尔的诅咒中用到了“复仇、瘟疫、死亡、混乱”的词汇，并斥责她是“一个藏在我腐败的血液里的瘟疫的痈疮”。关于剧本创作的确切时间，学界一直存在争议，有些学者根据葛罗斯特在一幕二场的台词“最近这些日食和月食不是好兆”，以及1605年九十月间曾发生过的日食、月食现象，推测《李尔王》的创作约在1605年底前后。

《奥赛罗》莎士比亚著 朱生豪译 译林出版社（来源：豆瓣）

　　自此，莎翁进入了他一生最成熟的创作期。

　　3.以理性的目光注视人生的无常

　　经历过瘟疫和死亡考验的莎士比亚对世界和人生的本质自然有着更加深刻的体悟，他在《暴风雨》（1611）中，借普洛斯帕罗的话说：

　　我们的狂欢已经结束了。我们的这些演员们，

　　我曾经告诉过你，原是一群精灵；

　　都已化成淡烟而消散了。

　　如同这段幻景的虚妄的构成一样，

　　入云的楼阁、瑰玮的宫殿、

　　庄严的庙堂，甚至地球自身，

　　以及地球上所有的一切，都将同样消散，

　　就像这一场幻景，连一点烟云的影子都不曾留下。

　　我们都是梦中的人物，

　　我们的一生是在酣睡之中。

　　舞台上的角色和场景如海市蜃楼，转瞬即逝，而人的生命也是如此。瘟疫消除了社会、等级、性别、贵贱和个人之间的差异。在莎翁的这段台词中，“全世界是一个舞台”的深意，比我们从前所意识到的或许更为复杂——伟大的诗人提炼出了“世界”这个“舞台”所寓含的真相，那就是“无常”。

　　莎士比亚总是享受着光与影，陶醉于丑与美、崇高与卑下、丰富与贫乏、渺小与壮丽，他以同样愉悦的心情创造伊阿古和伊摩琴。无论是在悲剧黑暗恐怖的意象里，还是在喜剧曼妙梦幻的意象里，我们看到了他所创作的英国历史剧对于罗马戏剧的发展，看到了他对英格兰和英国国家身份的探索，看到了他对边缘式的“他者”（比如犹太人夏洛克和摩尔人奥赛罗）的兴趣，看到了他所创造的复杂的女性形象……在他那伟大的作品里，关于生命和死亡的思考贯穿始终。

　　莎剧彰显了人面对死亡的态度——不是否定死亡，而是赋予它特殊的意义并从中获得智慧。在悲剧中，那些注定要被命运毁灭的人物，不会随随便便离开这个世界。相反，他们富有特殊的使命，他们总是通过富有哲理的语言，让人类高贵和理性的精神得到严肃和充分地传达，就像哈姆雷特那样。只有完成了这样的使命，他们才会以庄重的方式离开舞台。

1665年伦敦大瘟疫 资料图片

　　伟大的艺术是伟大的作家赐予世人的精神疫苗。

　　在病毒和瘟疫威胁人类的时候，莎士比亚写就了最辉煌的诗篇。莎士比亚以理性的目光注视人生的无常和存在的真相时，肯定了埋藏在其背后的关于爱、自由、完满的人性诉求，那些来自美的理想王国的道德律令，以及超越宗教的神圣的内心之光，都让我们感到瘟疫止步于诗人的诗作。对沉浸于艺术的莎士比亚来说，瘟疫几乎不存在。他通过创造一个充满光明和诗意的世界揭示了何以在群星闪耀的文艺复兴时代，莎士比亚如此不同凡响。

　　来源：《光明日报》2020年4月18日第9版

　　（作者：顾春芳，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北京大学艺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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