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人类社会发展史就是一部不断面对灾难、抵御灾难、战胜灾难的历史，而文艺是人类心灵与社会良知的书写与记录，于是灾难书写也成为很多民族的文艺传统之一。中国灾难文学自先秦以来，就一直保持“诗言志”“兴观群怨”“实录直书”的现实主义传统。这一美学传统，在中国当代文艺发展历程中体现得异常突出。进入新世纪以来，我们经历了2003年SARS病毒，2008年低温雨雪冰冻灾害和汶川特大地震，2010年初全国二十多个省份发生严重低温冷冻和雪灾、甘南舟曲“8·8”特大泥石流灾害等灾难，在这一次次灾难面前，文艺工作者都发挥了凝聚民心、鼓舞士气、拓展思想深度与提升美学品格的独特社会功能。在此次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文艺工作者积极开展文艺创作，用艺术的审美形式抚平社会焦虑，在灾难中关注生命个体的脆弱无常与坚韧抵抗，歌颂中华民族大善大爱精神，激励全社会投入抗疫战争，真正体现了文艺为人民书写的时代担当。战“疫”文艺还在进行之中，我们透过已涌现的作品，可以感知战“疫”文艺延续中国美学精神的传统和新时代的新的书写特质。

【视频】眉山市彭山区来福和顺儿乐队创作的歌曲《最美逆行》（来源：优酷视频）

　　从已经看到的战“疫”文艺作品观察，它们主题指向一致，针对医护救治、城市现状、百姓生活等方面聚焦人的生活状态，凸显医护人员救死扶伤的人性光辉；表现形式多样，诸如诗歌、绘画、舞蹈、书法、谐剧、快板、电视直播、纪录片等，异彩纷呈；媒介融合突出，注重新媒介与互联网的及时性和传播力；艺术效果传递，强调观赏性、艺术性、连续性和互动性的尽可能谐和。但是，由于战“疫”还处在复杂艰难的过程之中，文艺创作与现实高度契合，还难以拉开一定的时空距离，难免会出现艺术质量不一、空洞干涩、缺乏人文温度和哲学深度的问题。

　　战“疫”文艺应向中国美学精神礼敬，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深厚的直面灾难的不屈不挠、勇于抗争的人文情怀；向战“疫”现实靠拢，深入观察和把握国家坚决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的决策部署和显著成效，了解战“疫”第一线和身边的可歌可泣的事迹和普通老百姓的悲欢离合故事；向灾难书写的纵深掘进，努力探寻战“疫”文艺独特的不同于其他文艺的内在美学意味和特定表达形式，在艺术追求中凸显当代中国战“疫”文艺的风格特征和艺术气派。

　　已经涌现的战“疫”文艺作品向我们提出了一个命题：人类该如何与大自然和谐相处，道法自然，天人合一？这成为我们必须回答的“天问”。哪里有灾难，哪里就有反思；哪里有反思，哪里就有拯救。法国后现代哲学家利奥塔在《后现代知识状况》中指出人类存在两套宏大叙事即“思辨的叙事或解放的叙事”，也即真理叙事与自由叙事。灾难书写中的反思与批判的出发点或目的则是希望通过对灾难的反思与批判来追问灾难发生的根源，通过灾难书写的“真理宏大叙事”来提醒人们吸取经验教训，避免重蹈覆辙，助推人类社会平安健康和可持续发展。

2020年2月21日下午16时，成都双流机场，成都航空4架国产ARJ21飞机和1架空客320搭载四川省第9、10批援鄂医疗队的231名医护人员及医疗物质飞往武汉。  黄梅/摄（来源：四川文艺网）

　　从目前的战“疫”文艺来看，需要着力凸显崇高美学与生命精神的艺术特征。十八世纪英国美学家博克在《论崇高与美》中认为：“任何适于激发产生痛苦与危险的观念，也就是说，任何令人敬畏的东西，或者涉及令人敬畏的事物，或者以类似恐惧的方式起作用，都是崇高的本源，即它产生于人心能感觉的最强有力的情感。”崇高是一种对恐惧与困难的克服，或在这种克服中表征出来的一种超越性精神。因此，崇高往往是一种伟大的精神，是对自身局限与缺陷的克服而产生的一种胜利之感。在灾难面前，人的生命受到灾难的威胁与恫吓，而在威胁与恫吓面前，人并未畏缩与屈服，而是表现出无比的顽强、坚毅与勇敢，在超越其自身的局限时，就很容易表现出一种崇高的伟大精神。中国当代灾难文艺是对人与灾难的各种关系的书写，尤其是书写着人战胜灾难、克服自我局限性的一面，因而中国当代灾难文艺表现出了浓厚的崇高美学的艺术特征。这正是当下战“疫”文艺需要植入的美学“硬核”。

　　恩格斯说：“没有哪一次巨大的历史灾难，不是以历史的进步为补偿的。”要使这场新冠肺炎疫情灾难转化为时代进步，文艺工作者必须善于从疫情灾难中总结和汲取经验教训，深刻认知和把握疫情灾难形成、演变、暴发、防范、救助、恢复生产生活秩序等方面的状况和规律，以笔为枪，以歌鼓劲，如左拉评价圣西门所说的“句子都是生命的跳跃，墨水被热情灼干”，为人民抒写，为时代立传，为坚决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贡献中国文艺的热情和生命。

　　（李明泉，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理事，四川省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四川省社科院二级研究员；李立，四川省文艺评论家协会副秘书长）

　　延伸阅读：

　　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纵览

　　提高抗疫文艺书写水平须从四方面着手（李明泉）

　　融入国家治理体系的中华文化基因（李明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