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的意义与路径（徐兆寿）

2020-03-16

阅读：来源：文艺报作者：徐兆寿收藏

　　天道轮回。再大的疫情我们都要理性面对，冬去春来，夜终日出，一切灾难都将退潮，新的生活仍将继续。人类如何在疫情面前以人的方式应对灾难，渡过苦海，又如何在日复一日的生活中建立人的理性、尊严与价值，这都是人类永恒的话题。

　　记得《泰坦尼克号》上演时，很多人在赞扬一场虚构的灾难中人类是如何从容地迎接死神，那时人们就在追问，是什么让他们如此高蹈于理想的道德？

　　还记得我在大学时代阅读加缪的《西西弗斯神话》，看到西西弗斯终于告别诸神的惩罚而奔跑在自由的太阳底下，倾听万物的声音，开始确立自己存在的精神时，我也曾激动一时。但是，加缪进一步的问题是：何为存在？何为自由？那些被称为合理的生活其存在的理由是什么？何以真正确立我们存在的意义和价值？自由到底为何物？

　　疫情期间，文人无用，只好梳理中国人的传统精神，看看它到底能不能救我们。当我在50岁后的这个春天，在经历了青年的叛逆、壮年的沉思，而在知天命之机被困于一室，重新阅读《礼记》中的《曲礼》时，我蓦然惊起：这不正是我们苦苦追寻的文明吗？“礼者，自卑而尊人”不正是教人利他的大道吗？“道德仁义，非礼不成。”再往下看，每一个日常空间都有礼的化成，就连如何面对死神，也有礼仪在场。再说，庄子的击缶而歌，不正是对死亡最好的礼颂吗？《泰坦尼克号》若最后有庄子的歌唱，那将是人类真正的大自由。阳光下，我向着虚空追问：为什么我们与古人如此隔膜？为什么这些美好的礼仪在这100年无人问津，更无人教导？相反，如果对它的曲解和断章取义的各种否定此起彼伏，最终我们将失去人的基本精神：道德。

　　放在人类文明史上来看，如果对道德产生憎恶，必将导致严重恶果。古人云，有礼仪者，虽为贩夫，必有尊也，而况富贵乎？这些难道今天就过期了吗？是的，如果没有过期，又怎么会有“宁坐宝马车里哭，也不在自行车上笑”的少女？古人云，富贵者，若知礼好礼，则不骄不淫。如今呢？古人云，知礼便是守德固志，则贫贱不能淫、富贵不能移，可是，如果蔑视道德，世情的堤坝将无人去守。这大概就是为什么会出现那么多权力上的漏洞，这又何尝不是古人说的道坏德损、廷礼不存的迹象呢？呜呼！大道存于古，大德藏于野，我们是视而不见啊。

　　这段时间，网上一直讨论中西医问题，于是，便又拿出《黄帝内经》和《周易》来读，最后读《史记》。一月来，夜以继日读古书，似有恍若隔世之感，也似有一种行于永恒之道的疏离感。那些简短得能再简短的文字，早已告诉了我们一切。“上古之人，其知道者，法于阴阳，知于术数，食饮有节，起居有常，不妄劳作，故能形与神俱，而尽终其天年，度百岁乃去。”我们现在为了追求经济利益，恨不能把自己老子从坟里挖出来当文物，挖空心思消灭黑夜将其作白昼，很多地方以开发夜间经济、打造不夜城为名，将睡眠中的自然万物硬是叫醒，令其不能新陈代谢。更何况饮食无节制，什么都吃，这不就吃出问题了吗？为什么抑郁症患者、失眠者在大城市与日俱增？为什么各种各样的疾病层出不穷？这不又多了个新冠肺炎吗？实际上，这都是我们不懂天道的原因造成的。

　　《内经》中说，“中央生湿，湿生土。”武汉犹如中国棋盘上的天元位置，被誉为中国经济地理的“心脏”，可不就是中央土吗？《周易》又说，子月，复卦一阳生。阳气上升，湿气上升，容易成毒，恰是子鼠年，是太阳与地球微妙变化的时刻，此时，“一阳发病，少气，善咳，善泄”。病毒可不就是去年农历十一月发生的事吗？这些看上去极端玄奥的理论，如果是老中医（且通《周易》）者，则是很容易解释疫情变化的吧。三月为乾月，四月为火，阳气逐渐上升，人身体里的正气也达到了顶点，则疫情终止。这仿佛是预言，疫情再有一个多月就会退尽。这是从自然地理的角度去讲的，属于宏观地理学，但又何尝不是人的生理机制呢，因为人就是自然万物中的一种而已。所谓道法自然，大概就可以这样理解吧。

　　此时读《史记》，春秋大义顿时显露。那些不尽天职者，那些不守人伦者，都是《春秋》要贬损的。而那些微茫而担当大义的小人物，正是要列传的。何谓“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天，不是董仲舒所讲的能感知人间冷暖善恶的人格化身，而是运行春夏秋冬的自然大道，是人能尽可能通晓的天地运行的规则，自有化育之伦序，《周易》则之，而人便是道法自然中的道德的彰显者。这就是天人之间达成的新约，而人的道德追求便是古今之变中真正的变量。比如，这次疫情是天灾，但也是人祸。之所以说是人祸，就是人的道德力量的缺失。为人者，不守天地大法，不尽人伦之职，定会导致人祸。

　　呜呼！天地者，万物之逆旅也，光阴者，百代之过客也。人之为人，就在于有智慧，有伦常。智慧不为功利，而是明天地之大道；伦常不为功名，而是守道德之门。而通天地之玄理者，则为圣人。圣人不出，道德藏于海。世皆天问，《史记》早有云，字里行间皆有答案。只是我辈之众有几人能懂中国之经典。

　　新冠肺炎出，世人皆说，去读《鼠疫》吧。于是，有人列出无数经典的书目，都是西方小说、理论、电影甚至医学名典，这都是要学习的经典啊，那里藏着躲避灾难的大法。可是，为什么独独缺少汉语的经典？《内经》不在其中，《本草纲目》不在其列。大概开出书目者，觉得列此书目有辱“知识分子”这一名号吧，但我认为，更多的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无知。几十年来，我们一直在尊蔡元培，因为其能兼容并包，可是，尊蔡者并不容中国传统的兴起，一有提倡传统者，立刻惊起，他们并不见得真能做到兼容并包，只是希望包下自己就行了。这便是如今的世道。卑微如中医者，一直说，让我去医人吧，咱们中西医结合，你也治，我也治，我们合作，但有几人能真正接受呢？

　　真正的问题在于，传统似乎已绝于途。北宋之时，国祚昌盛，GDP世界第一，琴棋书画、酒楼茶肆盛行，文盛矣！就连皇帝如徽宗者也痴迷于书画，成就了千古艺名。但如此盛世竟被铁骑踏碎，我们不禁要问，此文者乃何文也？张载者，北宋五子之一也。眼看国家遭难，他于是西赴边关，投笔从戎，但范仲淹一语点醒这位士子：“儒者自有名教，何事于兵？”当时儒家礼乐之教丧亡，君不仁，臣不忠，民丧于乱，于是张载返回书斋，重释《中庸》《周易》等六艺，再兴儒学，并写下横渠四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张载终成一代大儒，国家之栋梁。现在诚有如张载者，返身入室，诚心于学，立志于世，复兴绝学，则为万世开太平。知识分子能做的事，此乃要事之一。

　　而《中庸》者，今又有几人能信？全篇《中庸》，只有一个大大的“诚”字，成就的是一个君子。而君子者，便是赴万难之死者。嗟乎！那些赴难的医生、记者、快递小哥，他们可不是知识分子，而他们何尝不是君子？书生啊，到我们重读《浮士德》的时候了，要走出书斋，去体验集众善和众恶为一室的社会这本大书了。只知不行，无诚也。有诚，行一步，也是勇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