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乡土文化的复兴，实际上就是中华传统文化的复兴。它是在今天全球化的背景下，重新评估在中国大地上流行了百年的西方主导的现代性文化的一种方法论，是我们作为中国人重新寻找血脉、重新寻找天地大道的必由之路。

　　何为乡土文化

　　对我们这些寄生于城市、又在为寄生的城市出谋划策的知识分子，乡土与我们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我们还是乡土里生乡土里长的那些穷孩子吗？我们还理解生我们育我们的大地吗？

　　乡土到底是什么？仅仅只是家乡的那片风景？还是那座小院子或在那里生活的父母？抑或是浩荡无垠的田野？乡土文化又是什么？

　　我又一次翻开费孝通先生的《乡土中国》。上世纪80年代末，我在图书馆匆匆拿起过这本书，但仅仅只是翻了几页，就扔下了。那时，我是乡土文化的反叛者，是故乡的叛徒。那时候的大学生几乎都是。路遥的《人生》《平凡的世界》中的主人公都是我们这些乡土子孙们的代言人。我们迫切地想生活在城市。我们极力地批判农耕文化，赞颂海洋文明及在它之上生长出来的商品文化。我们批判忠孝，嘲笑礼义，蔑视廉耻。谁强调道德，谁就是我们的敌人。生活就是如此地不可思议！今天我总在反问，为什么我们当年会那样？而又是为什么我们如今会一点点地重新认识大地，重新亲近自然，重新追寻大地上那些古老的脚印？

　　费孝通本来生活在江苏吴江县城的一个传统知识分子家庭，他接受过传统教育，也留过洋。在他的胸怀中，存在两个世界，一个是他去过的欧美世界，代表了激进的现代性文化，另一个则是古老的保守的乡土中国。受梁漱溟之邀，费孝通到山东邹平县参加乡村建设工作，这使他接触了真正的乡村。这个曾经也是要学医的青年，从乡村出发，去理解整个古代中国。所以，在他的世界里，乡土文化不光是乡村的文化，同时也是整个古代中国人的文化。中国人就是以那种方式在生存、发展、生老病死。费孝通是以庄子所讲的那种庖丁解牛的方式来解剖中国的。从他的《乡土中国》来看，他对中国乡土文化既是理解的，也是批判的。他不是那种激烈的革命家，什么都要彻彻底底地推翻，他是那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包容性格。但乡土中国需要变革，这是费孝通写《乡土中国》的潜在目的，只是，他认为应该顺着乡土中国的纹理进行变革。

　　费孝通把他的这种思想集中于《乡土中国》这本薄薄的册子中，它不是那种大而全的通论，而是靠灵感、靠感性的生发而随意勃发的，但它恰恰以这样的随意性柔软地打动了读者。七十年后，在深夜，我读着那些仿佛是在田垄间生长出来的句子，格外亲切。是的，乡土不是乡村的代名词，而是一种与大地紧密融合在一起的文化与生活。

　　于是，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乡土文化是一种根植于大地，在大地上建立乡村、城镇、礼仪、制度、庙宇，并且以此而建立起自由、幸福的天人合一的文化。它是有完整的宇宙观、人生观、伦理观的文化，有可供人们学习、思想的一系列经典文化，如《易经》《道德经》《论语》《庄子》《中庸》《礼记》《诗经》《乐经》等，它帮助人们理解天地宇宙、大地山川、人类社会以及人的小宇宙（身体）。

　　从根本上来说，它就是钱穆所讲的与海洋文化、游牧文化相对应的三大文化之一的农耕文化。再说小一些，它就是中华传统文化。

　　所谓乡土文化的复兴，实际上就是中华传统文化的复兴。它不是复古。它是在今天这样一个全球化的背景下，重新评估在中国大地上流行了百年的西方主导的现代性文化的一种方法论，同时也是在寻找如何克服当今人类面临的宗教矛盾、经济矛盾、政治矛盾、民族矛盾、国家矛盾及人的自我矛盾等一系列问题的一种方案，当然，它更是我们作为中国人重新寻找血脉、重新寻找天地大道的必由之路。

　　迷途中，我们必须像伏羲、亚伯拉罕一样重新仰望星空、俯首大地，去寻找人与宇宙新的准则。

　　迷茫中，我们问计于先哲。

　　乡土文化的危机

　　在关于乡土文化复兴的论坛中，我听到很多有志向的学者都在思考如何改善我们的乡村，他们使我再一次思考，我们生活在一个什么样的国家，我们身处一种什么样的历史和现状。费孝通说的那个乡土中国还存在吗？如果存在，我们拿什么去改造乡村？又或者反过来让乡村来照亮我们？如果那个乡土中国已然不存在，那么，复兴乡土文化还可能吗？如果连复兴乡土文化都不可能，那么，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又从哪里着手呢？

　　那些青年，那些城市里长大且在国外学得一身理论的青年，他们思考的很多问题都让我思绪不断，然后便陷入长久的矛盾与思考中。我又一直在想，我们这些20世纪五六十年代生人，和今天的“80后”“90后”青年，谈到的乡土文化，还是同一个概念吗？甚至于，我们这代人，与费孝通先生他们那代人所理解的乡土文化，还是同一个概念吗？

　　显然是不一样的。一切的东西都处于变动不居之中，一切的一切都在流变中。有些东西消逝了，有些东西又生长了，更多的东西则与新的思想融合而形成新的事物了。这世界一刻都未曾停下它行走的脚步。

　　今天的青年，当他们踩在大地上时，会一样看到那客观存在的乡土，但一定不再是前代人或过去时代人的乡土了。是的，乡土还是一样的乡土，但乡土文化却流散了。当贾平凹在写《秦腔》《古炉》《极花》时，他一次又一次地告诉人们，他在为家乡立传，在为乡村立传。他在一遍又一遍撕心裂肺地唱着乡土文化的悼亡曲。寺庙早被拆了，秦腔没了，维系着乡村社会的民间信仰以及道德文化艺术全都一一崩解、散尽了。今天的城市青年，到乡村去只能看到一个萧瑟的大地，早已不是流淌着传统文化的诗意大地了。海德格尔强调过的人与大地的冲突，也许根本不是在欧洲，而是在中国。诗意的栖居早已不在了，那么，大地的尺规又在哪里？人类生活的尺规又何以建立？

　　但随着全球化进程的进一步展开，便应了《易经》中的那句古话，否极泰来，知识分子中终究有一批人开始重新思考乡土与中国传统文化。陈忠实的《白鹿原》便是代表。虽然陈忠实对白嘉轩也抱着非常矛盾的心理，但这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第一个正面描写中国乡村儒家文化坚守者的一部小说。然而，我一直在想，白嘉轩在当代中国该如何生活？他又如何坚守儒家的那套道德法则？进一步讲，如果把他放到今天，让他生活在今天，他又将如何生活？他是不是要放弃自己的理想、道德？答案似乎在后面。在陈忠实之后，很多作家都重新来审视乡村，但大多都是以缅怀甚至悼亡的心情来写乡村的。在贾平凹的《秦腔》中，代表儒家精神的仁义礼智四兄弟的相继去世，其实也暗指中国传统文化精神在大地上的湮灭。

　　随着互联网信息社会的来临，时间似乎越来越快，大地也越来越荒芜。大多寄身于城市的人，对天地自然的变化不再敏感，对乡土文化一味否定，而对科学技术顶礼膜拜。现代性带给我们的问题却日渐凸显，尤其是人与人、人与自我的问题越来越突出。天道未变，可人伦乱了，何也？是因为我们对天道的迷茫。在这个时候，越来越多的人开始重新思考中国传统文化，也开始寻找中国新的命运。而乡土文化的复兴，则是一个大的命题，它应和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使命。

　　乡土文化复兴的可能

　　事实上，我们发现，即使生活于城市，我们也还是身处于大地与自然之中，我们与天地之间的关系并未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宇宙多么浩瀚无边，地球多么渺小，天人合一仍然是我们浑然不觉的存在状态。

　　所以，乡土文化仍然是我们在宇宙天地间的首选。乡土文化根植于古老的宇宙观，这种观念在今天不但未变，而且得到了更为成熟的论证。中国人在漫长的历史中，根据经验和智慧，认识到大地与太阳的关系是影响四季轮回、生命生老病死的根本原因，所以发明了夏历，又分出二十四节气，并根据此创造了一系列的文化，比如《易经》、中医、《黄帝内经》等等。这些理论指导中国人度过了漫长的岁月，并创造了灿烂的文明。

　　人类自身的一系列问题需要回到人与大地、自然的关系中去寻找解决的方法。老子云，“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此乃中国人古老的人生法则。天人合一的观念就是从这里得来的。《易经》中的祸福相依、此消彼长、否极泰来等一系列方法论，是解决人生问题的最好法则，也就是中庸之道。中医理论也许不能治疗一切疾病，但它是根植于乡土文化并且对古老哲学进行运用的一种医道，不仅关乎身体，还关乎心灵。这些方法不是来自于某种宗教，而是中国人向大自然学习得来的智慧，也许这才是今天过于倚赖技术的人类所需要的最好法则。

　　乡土文化所代表的农耕文化是解决今天人类世界一些根本性冲突的良药。宗教冲突、神学与科学的矛盾、人类中心主义观念导致的生态危机等一系列问题，在今天越来越突出。这些问题都是西方文化所无法解决的，但恰恰是中国传统文化能够应对和解决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包容和合观念、中庸思想、天人合一的生态理念等都是解决这些矛盾的大法。联合国的一些文化理念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理念高度契合，这也从很大程度上说明中国传统文化的最高理念是今天人类的最高理念。虽然中国传统文化的符号在中国现代化过程中丧失殆尽，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仍然弥漫于每一个中国人的血液与呼吸中。不仅仅是中国需要向世界先进文化学习，世界也需要向中国文化学习。

　　诚然，乡土文化是解决今天人类社会的一剂良药，但并非唯一的良药，更非万世良药。任何一种文化，无论是海洋文化、游牧文化，还是农耕文化，都有其产生、壮大、完善的过程，也有其生病、僵化、老死的过程，当然，也有其新生的可能。基于此，我们不能说所有的中国传统文化都是好的文化，更不能有简单的复古观念，而是在对乡土文化进行革新的可能中，来建设一种21世纪全球背景下的新的乡土文化。

　　来源：作家联盟（微信公众号）

　　（作者：徐兆寿，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理事，西北师范大学传媒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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