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写《我心归处是敦煌：樊锦诗自述》的过程中，始终有几个问题萦绕在我心头：为什么在戈壁荒漠里产生如此灿烂的人类文明；为什么在严重缺水的地方生长出“李广杏”这样甘美的水果；为什么在西北荒漠里有常书鸿、段文杰、樊锦诗这样一群坚守大漠的“打不走的莫高窟人”？所以这本书的写作，是一次关于人生大美的探寻。

　　在敦煌研究院的一面墙上，写着这样一句话：“历史是脆弱的，因为她被写在了纸上，画在了墙上；历史又是坚强的，因为总有一批人愿意守护历史的真实，希望她永不磨灭。”几代莫高窟人以他们的青春和生命诠释的正是一种坚守大漠、勇于担当、甘于奉献、开拓进取的崇高精神。

　　1944年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敦煌研究院前身）成立，以常书鸿、段文杰为代表的一批志士仁人、青年学子来到敦煌，以对敦煌文化艺术的热爱和敬仰之心，扎根大漠，在黄沙飞扬、无电无水、物资匮乏、交通不便、枯燥孤寂的条件下，筚路蓝缕开创了莫高窟保护和研究的基业。当我2014年第一次到敦煌，见到老一辈文物保护研究人员居住过的土房子时，落泪了。他们究竟是怎样克服如此艰苦的条件坚持壁画临摹和学术研究，并成为一群“打不走的莫高窟人”？

　　樊锦诗说，70多年来，莫高窟之所以能够在一切艰难的历史条件中得以保存，就在于莫高窟人的这种奉献精神。这本书的终篇是“敦煌人的墓地就在宕泉河畔”，宕泉河边安葬着包括常书鸿、段文杰在内的27位，他们是第一代坚守敦煌的文物保护研究人员。这些人来自五湖四海，最终心归敦煌。晚年的常书鸿说从来没有后悔自己的选择，他说假如还有来生，他仍旧愿意做一个莫高窟人。段文杰为敦煌艺术临摹和研究，为推进敦煌学，为推动敦煌石窟保护和弘扬各项事业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他说，只要进了洞，就全然忘记了烦恼，“一画入眼里，万事离心中”。

樊锦诗

　　樊锦诗响应祖国号召，从北京大学前往大西北，这不仅是时间和空间的跨越，也是一次漫长的精神跋涉。她始终不忘使命，对于守护世界文化遗产，她只是淡淡地说：“此生命定，我就是个莫高窟的守护人。”从保护管理到旅游开放，从敦煌学研究到数字档案建设，从法律法规的制定到数字敦煌的实现……从无到有，从黑发到白头，她和丈夫彭金章用生命践行誓言。她40年后完成《莫高窟第266—275窟考古报告》这部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考古报告，并因此荣获“吴玉章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汪德迈中国学奖”。在荣获“改革先锋人物”荣誉之后，她又获得“文物保护杰出贡献者”国家荣誉称号……她曾身患小儿麻痹症，险些瘫痪，但她就是用那两条瘦弱的腿，走过荒漠和戈壁，走过许多常人难以想象的坎坷和崎岖，这一走就是50多年。

　　第一次到莫高窟，我看到的不仅是洞窟内灿烂的壁画和雕塑，更是洞窟外令人震撼的莫高窟人用生命创造的精神雕塑。每一个投身莫高窟事业的人，都怀着同样的信念，也都战胜了世俗意义上的诱惑和欲望。樊锦诗说：“正是这个精神传统把大家感召成为一个整体。老一辈人五十年不走，年轻一代三十年不走。这些人都那么有才，都那么有学问，为什么不走？哪里没有这儿的吸引力大呀？但就是舍不下这几百个洞窟，最后把一生都留在了这里，永远留在了这里。每一个人就像大树上的枝条，枝条和整棵大树一起向上成长，他们共有一个树干，共有一个根基。只有这样，才能像沙漠中的胡杨，才能努力从贫瘠的荒漠里吮吸大地的水分和养料，共同沐浴晨光，目送晚霞，共同抵挡着岁月和风沙的侵蚀。”

　　写樊锦诗的传记，必须要了解敦煌的学术史，但我不是写敦煌的学术史，我要写的是，一个对敦煌的方方面面有真知灼见并用生命来践行保护事业的一个学者的心灵史。这本书书写樊锦诗的奋斗史，照应了敦煌研究院的发展史，是守望莫高窟的一份历史见证。为了保护莫高窟这座人类绝无仅有的文化遗产，多少莫高窟人甘愿献出了自己的一生。坚守和奉献源于对这份事业的热爱，对宝贵文化遗产的责任，这种热爱和责任会让人生出大勇猛、大无畏的精神。

樊锦诗在敦煌莫高窟

　　以艰苦求卓绝，这就是樊锦诗，这也是一代又一代莫高窟人！莫高窟人在艰苦奋斗中凝成的崇高精神是令人肃然起敬的时代之光，这是莫高窟人留给民族和国家宝贵的精神财富。

　　（作者：顾春芳，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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