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高原缺高峰”是习近平总书记文艺工作座谈会重要讲话中对文艺创作状况的整体评价和简明概括。“有高原缺高峰”，代表着国家、人民、政府对艺术家的期待、鞭策和希望。习总书记关于文艺工作的许多讲话和指示，充满了当下性和在场感，对这些年我国文艺面临的各种现实困境和现实挑战，有着极为清醒的认识、科学理性的判断，清晰地指出了中国文艺未来的发展走向，廓清了多年来缠绕、困惑着我们的许多问题。

京剧《曹操与杨修》

　　领会习总书记关于文艺的系列论述，我认为，他对当前文艺创作取得的成就首先是肯定的，所以才有“有高原”一说。“高原”不是平原，更不是洼地。虽然高峰尚未完全露头，但高原已有春色撩人。诚如2016年11月，他在中国文联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作协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重要讲话所言，文艺界“创作了一大批脍炙人口、深入人心的优秀作品”“为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国家富强、人民幸福做出了十分重要的贡献”。舞台艺术百花吐艳：京剧《曹操与杨修》、话剧《父亲》《红旗渠》《生命档案》《平凡的世界》《柳青》、豫剧《程婴救孤》《焦裕禄》、秦腔《迟开的玫瑰》《西京的故事》，还有最近5年新创作演出的舞剧《永不消逝的电波》《醒狮》、梆子《母亲》《太行娘亲》……广大艺术家正以老一辈艺术家郭兰英、秦怡、王蒙艺术献身人民的崇高理想为标杆，为时代奉献自己的精心之作。这些年来，不少一度濒临危机的民族文艺样式，正在得到有力的保护和传承。曲高和寡的昆曲，已经走出深谷，为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所热爱。作家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作家曹文轩获安徒生儿童文学奖，麦家小说欧洲畅销，中国的戏曲、音乐、舞蹈、绘画、电影、电视剧大踏步走出去，逐渐为欧亚美非的主流文化所接受。虽然我们还有不少困难，但那是前进中的困难。总体来说，现在是1949年以来，中国文艺最好的发展时期，既有相对宽松自由的创作环境，有比较可靠的资金投入，还有艺术家们越来越高的心气和越来越充沛的文化自信。我们的文艺充满了崭新的生机和活力。党中央和各级政府又先后出台了一系列推动文艺繁荣的文件政策，为我国文艺的繁荣，为文艺精品的创作，提供、创造了极为良好的环境。可以说，近年来，我国文艺已经走出了一度陷入的得不到发展资金的困境，走出了缺乏文化自信，完全仰望他人的徘徊、游移。习总书记第十次文代会、第九次作代会讲话，指明我们的文艺创作从高原迈向高峰的方向。艺术高峰的目标就是“史诗”。讲话指出：“改革开放近40年来，我们党领导人民所进行的奋斗，推动我国社会发生了全方位变革，这在中华民族发展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在人类发展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面对这种史诗般的变化，我们有责任写出中华民族新史诗。”这就是说，时代需要两部史诗。一部是人民群众在火热现实生活中创造的伟大史诗，一部是艺术家从现实史诗中创作升华起来的艺术的伟大史诗。这里我们不妨简约地回顾一下。作为参与者和目击者，40年来，我们的民族经历了多少难以想象的巨大困难，穿越了多少时代的迷雾，绕过了多少的激流险滩，创造了多少人类历史的发展奇迹。在全世界步入迷茫混沌的时代，以自己艰苦卓绝的奋斗、奉献，一步步走到今天。“中国不乏生动的故事”，也“不乏史诗般的实践”。对于一个作家和艺术家来说，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并不是所有从事文学艺术事业的人，都会拥有这样的机遇的。我接待过的许多国外的作家艺术家都对此羡慕不已。确实，面对习总书记高度肯定的人民创造的“史诗般的变化”，以及这“史诗般的变化”提供的无限丰富、激动人心的素材，我们不能无动于衷，我们有责任响应党的号召，如当年路遥创作《平凡的世界》那样呕心沥血，去创作无愧于伟大时代、伟大人民的瑰丽壮丽的“艺术的史诗”。说到底，一个时代的艺术繁荣和高度，最终取决于作品自身品质的完美和品相的壮阔，取决于有没有与大时代相呼应的犹如纪念碑式的文学艺术史诗。

　　但“艺术的史诗”不是空洞的时代英雄的概念，不是崇高符号的堆砌，也不是时代精神的简单传声筒。而是被艺术塑造、展现出来真真切切的“人”——“人民”。讲话指出：“人民不是抽象的符号，而是一个一个具体的人的集合，每个人都有血有肉、有情感、有爱恨、有梦想，都有内心的冲突和忧伤。”可见习总书记对艺术规律的高度认同和重视。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复活》和曹雪芹的《红楼梦》作为旧俄时代和中国封建社会末世的史诗，首先就在于矗立在我们面前的在大时代洪流中那一个个具体的有血有肉、立体饱满鲜活的“人”。有哪一个读者会忘记玛丝洛娃、安娜·卡列尼娜令人伤痛欲绝的悲剧，忘记大观园从贾宝玉、林黛玉到各房丫鬟上上下下从钟鸣鼎食之家到败落过程中的人性浮沉与挣扎。习总书记特别强调人物内心的丰富性。不能回避时代激流中人的内心冲突、忧伤，乃至挣扎。人的灵魂的深度，就是史诗的时代宽度。文学是人学。习总书记多次关于文艺工作的讲话和论述，充满了对艺术规律的尊重和阐发。

　　从这个更高层面上看，确实我们还缺少能代表时代水准、代表国家文化艺术形象的高峰性的作品和艺术家。高峰性的作家应该是关汉卿、鲁迅、巴金、曹禺、托尔斯泰、巴尔扎克、罗曼·罗兰、莎士比亚、萧伯纳、雨果这样量级的，高峰性的作品应该具有像他们的传世名著那样的人性深度、生活厚度、时代温度，是一种能给人“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之感的宽广视域和胸襟。

　　那么造成文艺创作“有高原缺高峰”的原因在哪里呢？改革开放40多年来文坛艺坛变化很多。有的变化有利于创作，有的则对文艺家产生了负面心理影响，例如有些颇有才华的艺术家就在汹涌而来的经济大潮中迷失了方向。文艺界总体形势趋好，但发展过程有曲折有起落。从文艺家个人来说，其艺术修养和自身能力确实还有提升空间。比如长篇小说越写越厚，越写越漫无节制，短篇小说却越来越少人问津。而国外是长篇大都趋短，短篇深刻简明，各行其是。一些作家艺术家对我们生动复杂的时代生活缺乏热情和敏感，对丰厚的历史缺少高度提炼、概括的能力，不能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深刻穿透现实。

高峰性的作家：鲁迅（左）、巴金（中）、曹禺

　　突如其来的经济大潮和不加区分简单绝对的文化市场化、产业化造成了浮躁、急功近利的大环境和文艺家个人的修养、素质不够。我们要从两方面解决这一问题。各级政府要大力营造艺术家展开想象翅膀自由翱翔的宽松的创作环境，鼓励他们解放思想，潜心创作。作家艺术家要不断提高艺术能力。作家首先是提高观察、认识、把握生活的能力，其次是艺术表达的能力，语言、节奏、样式等。要视野开阔，包罗万象，在艺术上做到极致，要敢冒风险，有狠劲。莫言身上就有股狠劲，有“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壮士扼腕的劲头。

　　从高原到高峰，我们必须克服上上下下普遍的文化焦虑症、精品焦虑症，要进取心结合平常心。就现在的基础而言，我们文艺创作的高峰也许还没有出现，但趋势肯定是有的，若干年以后有可能成为文艺的高峰，我们要有信心。文学上，40年来，从孙犁、汪曾祺、林斤澜，我们几代人一直在努力。而莫言这样的小说作家，现在中国至少有十几个，比如王蒙几乎横贯了70年的新中国文学史，尤其是他在国内和海外产生巨大影响的、新时期以来文学叙事与时代同步的探索，还有与莫言差不多同龄的王安忆、韩少功、张炜，还有上世纪80年代涌现的一批才华横溢的诗人，他们的诗作是否有成为诗歌高峰的可能？从美术创作来说，也有李可染、陆俨少、吴冠中等，这些人是不是高峰，都有待历史的评定。没有高峰，但有了山峰，有山峰就可能成高峰，就像没有青藏高原就没有喜马拉雅山，高原为高峰奠定了厚实的基础。另一方面，从当代看当代文艺创作，一切还有待历史与时间的汰洗、考验。毕竟当代人的眼光、尺度受着所在时代的限制和利害关系等的制约。距离产生美，当代看当代容易有偏差，一定要经过时代的沉淀，才能看出当代作品真正的艺术价值之所在。但我们确确实实看到了作家艺术家从高原向着高峰不懈攀登的身影和足迹。

　　我们生活的时代正在发生着前所未有的急剧变化，一个万物互联的时代，一个充满了不确定的外部世界。这个时代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会遇到的各种艰难险阻，需要一种强大精神力量的支撑。身逢其时，我们当不负广大读者观众的殷切期待，不负我们前人开创的伟大的文学艺术传统，要像当年攀登珠峰的登山英雄那样，不畏艰难地去攀登艺术的高峰，以百倍的努力为时代为人民“筑就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时代的艺术高峰”！

　　（作者：毛时安，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上海市人民政府参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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