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的文学想象

——以广西及西南部分作品为坐标

　　1955年，壮族诗人韦其麟以叙事长诗《百鸟衣》惊艳中国文坛。3年后的1958年，广西省改为广西壮族自治区，这对身处边地的广西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次年，壮族作家陆地以壮族文学史上第一部长篇小说《美丽的南方》，为国庆10周年献礼。从此，广西作家发表作品，常常以族别自称。壮、侗、苗、瑶、仫佬等11个少数民族作家，往往得到特别的关注。而韦其麟最先成功地对广西的传统文化实现了现代性的转化和创造，为如何充分挖掘与表现民族独特的历史、文化传统、地域文化、文化信仰与风俗习惯做出了创造性的艺术贡献，也为新中国的民族文学提供了新的经验。苏联文学批评家奇施科夫称赞韦其麟为“居住中国境内的少数民族中的天才的代表人物”（《李凖和韦其麟》），70年来他也一直以其高洁的为人和烂漫的诗意，成为广西文学的一个精神高度。

　　此后，沉潜20年。广西的文学时空到了1979年，李栋、王云高合著的《彩云归》获全国短篇小说奖；80年代“百越境界”的寻根文学、“88新反思”；再到1996年底，文论期刊《南方文坛》改版崛起；1997年春，广西在全国较早实施作家签约制、推出文学新桂军；再到1998年，东西的中篇小说《没有语言的生活》获首届鲁迅文学奖；2001年，仫佬族小说家鬼子以中篇小说《被雨淋湿的河》荣获第二届鲁迅文学奖；2014年，广西引进第四届鲁迅文学奖获得者田耳；2015年，移居北京的广西籍女作家林白的长篇小说《归去来辞》进入第九届茅盾文学奖前十；2018年，另一位移居杭州的广西籍女作家黄咏梅，以短篇小说《父亲的后视镜》荣获第七届鲁迅文学奖；而林白的同乡朱山坡，以短篇小说《推销员》也闯入第七届鲁迅文学奖前十。此外，以东西为代表的新一代广西作家的作品纷纷被改编为影视作品，还被翻译为十数国文字，走向海外。还有王勇英的儿童文学创作，辛夷坞、余思、我本纯洁等人的网络文学，“80后”的小昌、“90后”祁十木的小说，凡此种种，引进来走出去，广西的文学天空异彩纷呈，尤其小说家们多样化的艺术探索，既植根于传统，又别于前辈多拘于传统生花的创作之路，各自创造了自己小说样貌的独特美感，或犀利劲道、野性先锋，或丰润深厚、灵动隐忍，既体现了文学作品的现实感与时代感，又实现了各自的美学建构，以及广阔的艺术多样性，成为中国文学别具一格的风景线。

　　广西文学集群性、总结性的研讨与成果，也陆续开展与面世。如《南方文坛》于1997年、2015年、2018年先后分别联合中国作协创研部、《文艺报》、广西作协以及复旦大学等单位，举办了“东西、鬼子、李冯创作研讨会”，推出文学品牌“广西三剑客”，“广西后三剑客：田耳、朱山坡、光盘作品研讨会”、“广西作家与当代文学”研讨会等等；同时，《广西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丛书》《广西当代少数民族作家丛书》《广西当代作家丛书》《广西当代文艺理论家丛书》等纷纷出版，这些丛书构成了阶段性的文学史料，也是广西地域文化与12个世居民族族群文化交融的鲜明个案。南方少数民族文学有着繁复魔幻的文化传统，各族群间既有共性也有个性，又地处偏僻和北回归线上，还有岭南开放包容的现代文化。于是，溽暑炎热，烈日洪水，寒冬冷雨，加之山林迷莽，生机与繁茂、想象与幻觉同生共长，体现于作家的文本中便透出独特的边地文化的异质性，形成了文学多样性的审美表征，或野气横生，奇崛苍劲；或空濛灵动，海天一色；心灵飞翔，杂花生树成就了文学南方的美丽，并以此传承文脉，沟通世界。

　　民族性与现代感：《百鸟衣》

　　“恨不得长上翅膀，/像鹰一样飞。/恨不得多生两条腿，/像马一样奔。……未来过的地方，/古卡来到了，/要来的地方，/古卡来到了”。他来到心爱的姑娘依娌被土司囚禁的地方，身穿百鸟衣的依娌一扫百日不笑的忧郁：“依娌笑又唱啊，/像乌云要射出金光，/像鲜艳的花朵开放了，/像美丽的孔雀开屏了。”壮族青年古卡与土司斗智斗勇，救出依娌飞马奔向自由的远方：“飞了三日又三夜，/马蹄一歇也不歇。/飞过了九十九座山，不知道什么地方了。/英勇的古卡啊，/聪明的依娌啊，/像一对凤凰，/飞在天空里。//英勇的古卡啊，/聪明的依娌啊，/像天上两颗星星，/永远在一起闪耀。”

　　这些绚丽飞扬的诗句选自长篇叙事诗《百鸟衣》，它首发于1955年6月《长江文艺》，随即《人民文学》《新华月报》转载，轰动一时，1959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单行本，并被翻译为多国文字，盛况空前。作者韦其麟时年20岁，彼时还是武汉大学二年级学生，他与此诗一同在新中国的文学天空熠熠生辉，这也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广西最早具有全国影响乃至国际意义的作品，次年，21岁的壮族诗人韦其麟成为中国作家协会年轻的会员。

　　70多年前，建构现代民族国家与民族民间文化的现代文学形态，成就了一时段民间文艺的巅峰，各民族民间文学作品的收集整理，成为一个时代的潮流，或出版或改编成歌舞剧、电影等各文艺样式，如广西的《刘三姐》、云南的《阿诗玛》等等，更有将民间文化推陈出新创造性转化创作出新的文学形式，如韦其麟的《百鸟衣》。“百鸟衣”是流传于南方桂北、桂南及黔南壮苗侗等少数民族的民间故事，情节大同小异，壮族后生和化身小鸟或公鸡的神女结为夫妻，土司或苗王万方胁迫抢走新娘，妻子让丈夫打鸟制作百鸟衣到官府救她，用计杀死穿上百鸟衣的恶王，自己当王。至今，壮族的传说故事里还保留了人鸟相婚配的情节，这是早期壮族先民骆越人图腾祖先观念的发展和变异，所谓羽人。在桂南壮族地区，至今还流行鸟的舞蹈，如韦其麟家乡横县的斑鸠舞等。这些民族的民间文艺传说体现出浓烈的传统文化的民族性，而已经接受现代文明、现代价值教育的大二学生韦其麟，既对自己民族有深刻的了解，饱含着浓厚的民族情感，又从时代和现实出发，融汇历史与现实，注入新中国现代青年的情感与审美自觉。尽管囿于阶级斗争的时代话语，使之多少着上泛政治化痕迹，诸如贫富对立，恶势力便是“土司”“狗腿子”等。但可贵的是韦其麟创作《百鸟衣》时的文学自觉，他张扬了主体性的尊严与人格，尤其对个人幸福和自由的追求，颇具现代感。作品虽以传说为叙事线索，并最大可能保留传说内核的朴素简洁，同时更多地融入自己对母族青年男女美好品性的赞美，并化为自己个人化的诗句抒写，删改部分情节，还为男女主人公取名为古卡、依娌，创造性地让他们双双逃离官府，骑马奔向“不知道什么地方”的远方，令人遐想。作者把传统民间故事中自己当王的结局，改为对自由的个人幸福的追求，从根本上树立人类为自己创造幸福生活的独立精神，使之主题精神从官府“庙堂”指向“江湖”人间，完成了把民间传说转化为文人创作，颇具文学想象力、诗性与张力，也充满人性的光辉与现代意识。由此，从民间故事传说到长篇叙事诗，韦其麟的创作超拔于当时盛行的民间文学，而成就为个人的文学创造。只是由于《百鸟衣》的影响广大，使其在近20年不断被视为流传的民间叙事诗，不断被改编为舞台艺术，而忽视了韦其麟的著作权。对此，曾任广西文联主席、中国作协副主席的韦其麟，多次申明也无济于事，可见民间文化传播力之巨大。有论者称“这种将文人创作重新民间化的过程，恰恰说明了《百鸟衣》创作的成功和影响力”。这种传统生新花的作品，还包括韦其麟的《凤凰歌》《寻找太阳的母亲》等等。汪曾祺说：“中国当代文学含蕴着传统的文化，这才成为当代的中国文学。正如现代化的中国里面有古代的中国。如果只有现代化，没有古代中国，那么中国就不成其为中国。”在这个意义上，韦其麟对广西当代文学品质的奠定功不可没。

　　如此颇具传统的民族性与现代感的文学创作，还有贵州苗族作家伍略的《曼朵多曼笃》，广西仫佬族作家包玉堂的叙事长诗《虹》《歌坡小景》、苗族作家苗延秀的《大苗山交响曲》《带刺的玫瑰花》，云南彝族作家李乔的《欢笑的金沙江》、白族作家杨苏的《初春的早晨》、白族诗人晓雪的《大黑天神》等等。而少数民族作家书写少数民族生活，逐渐成为近几十年广西文学的主流。在民族传统与现代性的文学想象中，陆地、韦其麟、包玉堂、周民震、蓝怀昌、潘琦、韦一凡、凌渡、冯艺、黄堃、黄佩华、黄伟林、包晓泉、陶丽群等少数民族作家直面严峻现实，怀抱理想，他们的作品以各自独特的审美特质，分别荣获了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

　　民族集体记忆，是民族艺术的创造之源。韦其麟等一代文学前辈对民族文化的现代重塑，便是文学的自觉。以中篇小说《傩面》获得第七届鲁迅文学奖的贵州作家肖江虹，其作品强调民族文化的异质性，并自省“我们这一代作家站在前辈肩膀上并没有走得更远”，他提出边地写作必须拥有世界眼光，才有超越前辈的可能。肖江虹数年间奔走于田野考察傩戏，认为“唱词中包含了丰富的地区文明成就。民俗也能在某种程度上串起民族的漫长历史。但民俗落实到小说中只是一个符号化的体现，文学最终的落脚点还是人”。《傩面》就是通过最后一个傩面师秦安顺和返乡女子颜素容之间的故事，成功塑造了秦安顺这个民族文化的符号性人物，秦安顺作为雕刻傩戏面具的传人和傩村的引路灵童，在一直唱傩敬傩的过程中，为今人与先祖、生者与逝者之间搭建了一座灵魂往返的桥梁，而在城乡流动的现代社会，最终他的离去，连同曾经的神具即各式傩面都被付之一炬。傩面的兴衰，为颓败的乡村文明与民俗传统唱了一曲悠长的挽歌，同时也为传统与现代达成了和解。《傩面》一如阿来的《蘑菇圈》，都是通过格物写人的世界。正如老斯炯离开机村时对儿子胆巴说：“我老了我不心伤，只是我的蘑菇圈没有了。” 时代的巨轮，同样也让肖江虹的傩面如蘑菇圈般走向消亡的命运，但是人心何以在时代变化中向阳而生，则是作家面对时代，理解现实，想象历史的问题，也是作家的文学态度。

　　肖江虹对文学的虔敬态度，将原始纯正的民俗化为元气充沛的书写，尤其对主人公唱傩的描述款款深情，虔诚神性，丰饶宽阔，极为动人。作者张扬了主体性的人格和对自由的追求，以及现代工业革命与地区的原始民俗神权形成的冲撞之势，世界向前发展，秦安顺成为傩面时代最后的绝响。

　　民族文化的异质性必须与人类文明融合，才可能走向世界。在把握民族话语、尤其民俗与现实的文化冲突时，我们不能简单地割裂民族话语与其他诸种话语的关系，而应把民族话语化为隐形，人类共性化为显形，就能很好地阐释南方民族文学之个性和共性的统一，因为在民族差异性与独特性中，探求人类所共有的普遍性才是边地文学的优势之所在，建立人类共通的情感，才可能既是民族的，也是世界的。

　　时代与想象：《美丽的南方》

　　季节催人，转眼就要到清明了，白色的桐花铺满了一地，瓜田里开着星星点点的金花，草莓不声不响地在绿色的刺藤上呈现着它红宝石似的娇态，玉米一天比一天长高了，花生和甘蔗也长出了新叶，田野里披上嫩绿的春装，布谷鸟日夜催人，是农事正忙的时候了。

　　村里的人，白天忙着农田的活路，夜晚紧张地开会、划阶级、没收地主财产；有的人还要抓紧清除残余土匪和进一步挖掘武器的工作。

　　这幅美丽的南方春耕图，要不是紧接着读到后文，很难相信它发表于60年前，这便是陆地1959年5月起连载于《红水河》（《广西文学》前身）的《美丽的南方》中的描述。随意翻开书页，万物春生的瑰丽想象，足够从容质朴，也足够鲜活动人，字里行间的细腻沉静，在今天遍地都是匆匆追赶情节故事的浮躁小说创作中立显品质，实属珍贵，体现了陆地既为时代书写，更现人心的文学自觉。这份文学的自觉也体现在他的《故人》《瀑布》等小说中。

　　长篇小说《美丽的南方》是壮族文学史上第一部长篇小说，是陆地有感于1951年冬，作为土改中队副队长，与艾青、田汉、安娥、胡绳、阳太阳等人，会同清华、燕京大学的师生一起参与的南宁郊区土地改革运动，并历时5年一改再改创作而成。小说与《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暴风骤雨》一并列为中国的土改小说，虽然陆地不如丁玲、周立波影响大，同为延安鲁艺出身，也同样难免“主题先行”的问题，但《美丽的南方》却少了《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暴风骤雨》中农民与地主之间的对立，不直接写斗争地主的场面，农民忆苦思甜的会议也最大限度减少，尤其不正面触及土改暴力，在广西剿匪的战争中也将土改运动中的暴力因素最大限度地弱化。陆地以最大的热情倾注笔端，抒写了韦廷忠等壮族农民干部的成长、参加土改的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土改运动的发动过程等，而穿越故事之间的是人物的情感纠结与世道人心，还有广西独特的“翻天覆地的历史风云、淳厚善良的民族风情和美丽神奇的自然风光”。当代广西文学的发轫之作，正源自陆地的《美丽的南方》。2010年，我曾约请民族文学研究名家李鸿然重新评论陆地与《美丽的南方》，文章认为：“在区域文学坐标上，陆地作为广西现当代文学奠基人……在国家文学坐标上，陆地的地位和影响也是毋庸置疑的。他抗日战争时期奔赴延安，解放战争时期转战东北，新中国成立后重返广西，在不同地域不同时期都留下了光辉的文学业绩。以今天的眼光看，某些作品虽然存在缺失和局限，但陆地在每一历史时期都给中国文坛提供了上乘之作，对于文学中国来说，这些作品属于昨天，也属于今天和明天。”（李鸿然：《坚守信仰 守望文学》，《南方文坛》2010年第2期）杂志出来后，已在医院长住的陆地先生不断与我及友人肯定此文，不久，陆老先生便辞世了。陆地也在首版后记里写到：“故事是过去了，其精神也许不失为一面镜子，从中窥见这一时代的步伐，帮助读者辨认思想的道路”。

　　一个时期好的文学应该是这个时期母语使用的优秀样本，是这个时期母语建设的大力推动者。《美丽的南方》既成为中国的土改小说的一个范本，也开创了当代广西长篇小说的历史。于是，连续20年间，李栋、王云高《彩云归》，李英敏《南岛风云》，武剑青《失去权利的将军》，蓝怀昌《波怒河》，黄继树《桂系演义》，韦一凡《劫波》等小说都在上世纪80年代前贡献出各自的文学想象，并获得一定的影响力。尤其在《邕江》1979年第1期发表的短篇小说《彩云归》，虽有主题先行之痕迹，但其领改革开放之先锋，较早抒发了流落台湾的大陆人对故乡故土的款款深情，影响一时，小说很快被《人民文学》1979年第3期转载，并获得1979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成为文学广西的一个时代标识。

　　作家范稳常年在云南大地行走，生活在有25个少数民族的高原上，面对民族文化与历史呈现出五彩斑斓的色彩，心灵不免飞翔，他说：“在云南，你向任何一个方向出发，都会发现一片民族文化的新大陆。”而现实中各种文化的传播远远超出了任何一个作家的想象，范稳献给五彩云南的是“藏地三部曲”，特别是《水乳大地》的粗粝坚硬，深厚辽阔。茨中村“建在牛皮上的教堂”与周遭多种宗教的相残相融，粗粝中见血见肉，更见挺立的风骨，见人类的精神操守，他的文学想象传达出一条重要的生存经验：尊重和包容对方，是一个有信仰的人最好的品质。尤其“对民族传统的坚守，对祖先的虔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对信仰的虔诚，对大自然的热爱与敬畏，对爱情的执著和讴歌，对荣誉、责任、尊严等人类优秀品质的追求等等”，便是作家面对时代、理解现实、想象历史的方法论和世界观。

　　这份对时代的文学想象，对写过尖锐长篇《我是恶人》的壮族作家李约热而言，同样变得宽厚丰实，他还写过《李壮回家》《戈达尔活在我们中间》《青牛》《涂满油漆的村庄》等有影响的中短篇。但近期他的新著《人间消息》的文学想象穿越了他原有的根据地“野马镇”，抵达此刻他当“第一书记”的驻村地，乃至大都市，更贴近生活日常，并把人性的坚韧推到极致，哪怕在苦难面前，他也要挖掘出人物深处忧郁但热烈坚韧的灵魂，让人物自己变得更好，人世更多亮光。特别可喜的是，在他塑造了系列新人物形象的同时，我以为他有了自己叙述的声音，可以用自己的腔调去想象与讲述人间的消息。

　　还有“70后”、“80后”对时代的追问与想象，也显出文学的重量。比如近期开启了科幻文学想象的女作家杨映川，10多年前她的小说就颇具先锋性，如《不能掉头》《我困了，我醒了》等，如今转向寻求人物的自我救赎，如中篇小说《马拉松》对人心的解读就别有洞见，范记馄饨店老板范宝盛为寻找儿子进行马拉松式的自我救赎，很有想象力。而与映川同为百色人的陶丽群也颇有文学力量，她以净色的笔墨，深入女性感伤的宿命黑洞，探究边地城乡现实中的女性的命运，挖掘女人世界那不见血的厮杀，尤其对母女、夫妻关系的探索，涂抹出自己的一地忧思与抗争，只是杨映川精神上多些禅意与宽度，也更为成熟。陶丽群的《母亲的岛》《打开一扇窗子》《白》《正午》都不同程度地书写一种坚硬的亲情，以及与生活争夺爱的能力，凸显了人世的艰难与人性的坚韧，尤其在难为人言的辛酸和不屈中呈现人的隐忍与抗争。那份自省与批判，在细腻入微的日常生活中，真实真切得让人生与世界变得更有重量。

　　可以说，年轻一代作家已经以自己独特的写作经验，在前辈的肩膀上，重新发现了某种属于文学、属于地域、属于这个时代的奇妙想象与张力。

　　野性与先锋：《没有语言的生活》

　　王老炳和他的聋儿子王家宽在坡地上除草……看见一团黑色的东西向他扑来，当他意识到撞上了蜂巢的时候，他的头部、脸蛋以及颈部全被马蜂包围。他在疼痛中倒下，叫喊，在玉米地里滚动……呼喊王家宽的名字……王老炳的叫喊声像水上的波澜归于平静之后，王家宽刮草的声音显得越来越响亮。刮了好长一段时间，王家宽感到有点口渴，便丢下刮子朝他父亲走去。王家宽看见一大片肥壮的玉米被压断了，父亲王老炳仰天躺在被压断的玉米杆上，头部肿得像一个南瓜，瓜的表面光亮如镜照得见天上的太阳。

　　这是《没有语言的生活》的开篇。东西笔下生风，王家宽父子的刮草声混合着马蜂肆意袭人的嗡鸣巨响，瞬间揭示了盲父亲聋儿子无法避免的人生艰难，以及语言也无法与世界沟通，更无法获得援救的无助与窘困，令人心悸，更具悲剧性。读后20多年了，至今记忆犹新。底层生命的卑微与坚韧，人生错位新生的悲剧，一一催人直面现实与人性，无疑，我以为这是一部具有文学史意义的中篇小说。

　　东西的作品生长在野气横生的广西，充满着寓意和野草般的文学想象。2016年初，我第一次把东西的长篇小说《耳光响亮》《后悔录》《篡改的命》称之为“命运三部曲”。可以说，这个三部曲一以贯之东西对命运的不懈追问，其决绝的批判现实主义创作风格，既坚定执著关注民间苦难的平民立场，又有紧密的内在逻辑形成井然密实的结构，棱角分明的主人公构成了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命运诡异坎坷赋予小说的狠毒绝望与野气横生。比较独特的是东西有东西幽默，那是一种含泪的笑或说一种凡间的快乐，使其小说中野地里生野地里长的人物充满荒诞感与艺术张力。同时，我认为最能体现东西的小说理念的，还是他的中短篇小说，这批小说往往内容也是形式，以小人物的艰难人生想象出巨大的文学寓言，显示出东西在形式上的极端追求和对情感的诚实坚持，颇具先锋性。《没有语言的生活》的叙述把失聪儿子、失明父亲和哑巴儿媳放在一个野气横生的文学场域，让瞎子发问，哑巴点头或摇头，妻子再把看到的说出来告诉瞎子。这既是内容，更是形式。东西长于处理想象与现实、肢体与语言、形而下与形而上、人性人心与时代精神症候的关系，使隐喻的寓言力量与文本的活力穿心而过，充满艺术张力与批判性，直抵世道人心。像《没有语言的生活》那种手持解剖刀，刃刃见血骨的野性劲道，今天都是稀罕的，就是近期东西的小说都少有如此精细精彩的叙述。他很多的中短篇小说都有着出色奇崛的艺术想象力和决绝的现实批判精神，又呼应着南中国山林的野性，使这脉陡峭的剑走偏锋的文风，一如八桂大地遍地的野生植物，散发出生猛奇异、蓬蓬勃勃的活力，并成为当代中国一个独有的文学存在。

　　鬼子也用极致的方式写作，简单犀利，奇崛荒诞。其代表作《被雨淋湿的河》始终都深潜着一种巨大的叙事推动力，碾压着陈村晓雷父子从不同的方向朝一个共同的悲惨命运呼啸而去，令人发指，悲怆悲催，一如干枯的河床也会吞噬苦难的老魂灵陈村；而晓雷畸形的悲愤与坚硬的抗争也令人感慨不已，艰难人生的泪雨也能流成河，这份令人难以忘怀的文学力道，还凸显在他的《上午打瞌睡的女孩》等系列小说中。

　　东西、鬼子的文学想象，的确带有偏僻的南方特有的一种偏僻的文学表达，野性又先锋。关于生与死，所谓“生生有德”也是南方作家钟情的母题。比如云南作家胡性能说：“生是一门课程，死是一门课程。”这位饱有先锋精神的作家一直不断地艺术实验，提出“向内转”、“心灵现实主义”等等，他探索如何通过自我解剖来了解和想象他人，如何呈现人性内部的隐秘风景。他的《生死课》就试图通过小久父子的殡葬生活与命运，深入生存社会的底层空间，讲述普通百姓关于生与死的课题。作者把同情之理解深切注入每个人物，无论生还是死，都赋予足够的尊重，使人物在哪怕生命最后一程都走得有尊严，唯此，主人公小久作为人生摆渡者的形象得以鲜活动人，卑微而正大。小说结构紧致，描述富于质感，生动的细节里充盈着人性的温情，也弥漫着黯然与惆怅。

　　瑶族作家光盘的《去吧，罗西》也在用心描述生与死这一课。患重病的单身女罗西，生与死都希望与宠物为伴，但经济发展与人心裂变，不仅侵略人的墓地，也腐蚀着宠物墓园，更侵蚀与宠物为伴的虚空的人类，使“我”无法完成对罗西的承诺。小说独辟蹊径，对人性的追问游刃有余而意味深长。内里的人生荒诞性也体现在凡一平的《理发师》《非常审问》，以及他的“上岭村系列”。一样探讨生死一课，关注欲望下扭曲的人心、人性和人伦的，还有田耳《一天》、李约热《龟龄老人邱一声》、朱山坡《跟范宏大告别》《陪夜的女人》等等。讷于世而敏于言的田耳，专注地把自己现实又超现实的小说世界推向极致，一如《一个人张灯结彩》《天体悬浮》般的异质性与现代感。朱山坡新著短篇小说集《蛋镇电影院》从少年南方小镇的记忆出发，17个以蛋镇电影院为背景并相互关联的故事，充满了野性与荒诞、离奇与诗意。这些广西作家的近期新作，在书写浮躁复杂的现实里，既展示了时代的大进程，又多了些沉潜的人类的尊严与情怀，这些书写现实小人物的沉默与梦想的小说，荒诞又先锋，是真也是幻，直面严峻的现实，但都洋溢着当下难得一见的理想主义色彩，是否是广西作家群体精神成熟的重要标志？

　　正如陈思和在“广西作家与当代文学”研究小辑的主持语所言：“广西地处西南边陲，是少数民族文学与汉民族文化共生地带，语言文化非常丰富，20世纪80年代以来，林白一代、东西一代壮年作家力作不断，李约热、朱山坡等青年作家平地崛起，陈谦等海外华文作家影响日新，文脉不断，枝繁叶茂，成为当代文坛一道奇观。”

　　（作者：张燕玲，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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