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文联、中国作协成立70周年之际，习近平总书记致信祝贺。他充分肯定广大文艺工作者70年来的贡献，殷切希望大家记录新时代、书写新时代、讴歌新时代，努力创作出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无愧于民族的优秀作品。这是新时代中国文学的新使命。

　　历史方位

　　中华民族具有强大的文化创造力。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每一个时代都会涌现出伟大的作家与伟大的作品。他们既是中华民族追求、奋斗的典型缩影，更是中华文明发展、进步的重要标志，是民族历史真实、深刻的生动写照。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中国文学持续表现出旺盛的创造活力。经过几代人的不懈努力，在完成了新文学民族化、大众化的构建之后，形成了属于特定时代的审美范式。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文学再一次蜕变升华，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接受借鉴人类文明的有益成果，表现出更为丰富、更具活力、更有创新精神的发展态势。今天，我们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更有信心与能力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同时，新时代也对文学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这就是，文学要更加生动深刻地表现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人民克服困难，奋发努力，建设新生活的创造精神，要用文学来激励人们更团结、更坚强、更具智慧与伟力，要为这个时代提供精神激励、价值引领与审美启迪，为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承担这样的历史使命，首先应该解决的问题就是要对中国崛起复兴的历史方位有深刻的认知。这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一时代的到来，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不懈奋斗、追求复兴的历史必然，是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自力更生、奋发图强，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必然。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这已成为历史的事实。尽管我们已经取得了令整个世界震惊的成就，但仍然面临着十分严峻的挑战。这种挑战，有来自我们自身的原因，有国际竞争中的博弈，还有社会发展进步中出现的新问题、新现象等等。其中的许多方面可能是人类历史进程中从未有过的，表现出空前的复杂性。面对这样的现实，我们必须有穿透历史的洞察力与预示未来的敏锐性，从实现民族复兴的历史需求中确立文学的价值，认真思考事关未来的重大问题。比如，中华文明有没有能够适应时代变革要求的品格，在经受各种考验之后仍然保持旺盛的活力？中国人民有没有战胜一切艰难险阻——自身的与外来的——走向未来的智慧与能力？面对错综复杂的现实与挑战，文学将为人们提供什么样的精神滋养？将如何塑造这一时代中国人的精神世界与情感形态？将通过怎样的努力来激发而不是消泯、张扬而不是窒息、升华而不是污化民族精神与情感的创造力？这样的问题事实上并不仅仅是事关文学的问题，而是这个时代必须面对的问题。但不可否认的是文学首当其冲。因为文学是直接作用于人的精神与情感世界的。由于它自身所具有的生动性、形象性，以及传播与阅读的便捷性，比任何其他手段都更显重要、直接。如果我们对中国所处历史方位缺乏清醒的认知，就难以抓住中国现实的本质性问题，也难以在作品中真实、深刻地表现好这个时代。

　　立场与方法

　　现实生活错综复杂，人们的判断与认知也呈现出复杂性。不同的价值标准、不同的时空条件对同样的问题会做出多样的判断。其中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是，文学是不是要回避生活中存在的阴影、丑恶、落后？其批判性是否还存在？事实上，问题不是文学要不要回避，而是如何面对；不是具不具备批判性，而是站在什么样的立场、用什么样的方法、为什么样的目的进行批判。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明确指出，“生活中并非到处是莺歌燕舞、花团锦簇，社会上还有许多不尽人意之处、还存在一些丑恶现象。对这些现象不是不要反映，而是要解决好如何反映的问题”。他进一步强调，“文艺创作如果只是单纯记述现状、原始展示丑恶，而没有对光明的歌颂、对理想的抒发、对道德的引导，就不能鼓舞人民前进”。这一论述涉及到这样几个方面。首先是立场问题。是站在人民的立场，通过对假、恶、丑的揭露、批判来维护人民的根本利益，还是相反？是通过我们的揭露与批判使社会生活更完善，使人的精神与情感世界更充沛，还是相反？是通过生动形象的描写来张扬正确的价值观、道德观，还是相反？立场的问题不解决，其他的问题就难以解决好，就可能沉溺在对丑恶、落后的把玩、展示之中，甚至以丑为美，认恶为善。其次是方法论的问题。这就是如何认知判断与表现的问题。一些现象从当下来看，可能会有多种选择。但如果从历史发展的大趋势来看，也许带有必然性。还有一些，从表面来看可能是这样的，但其实质却并不如此。一个数千年来的农耕文明大国，在极短的时间内实现现代化的转型，是人类发展史上前所未有的。其空前的复杂性——社会形态的、治理模式的、人伦结构的、思想意识的等等本身就对我们形成了挑战。在一些地区仍然处于游牧与农耕状态的情况下，一些地区的现代化程度却显现出非同一般的发展，甚至可以说进入了“后现代”社会，在某些领域具有领先意义，是其他国家包括发达国家还不具备的。这种社会形态的多样性叠加当然会伴随着一系列的矛盾和问题。那些具有穿透社会表面现象捕捉生活本质的作家就会表现出比一般人高超的认知。他们总是能够直击事物的要害，并预示出变化的必然性。在对生活中负面现象的揭露与批判中，能够既直面现实，又表现出社会生活以及人的积极性、能动性，并用生动感人的笔触来揭示出代表未来趋势的力量所拥有的意义与价值，显现出用光明驱散黑暗，用美善战胜丑恶的必然，让人们看到美好，看到希望。

　　独特的现代性

　　在现代化程度日见加深的条件下，社会形态以及人的生活方式均发生了重要变化。这种变化既呈现出中国自身的特殊性，也不可回避地呈现出与其他已实现现代化的国家和地区的一致性。人与人之间的联系在日益便捷的情况下日益疏离；个体的能力在对机械与信息的强依赖下逐渐萎缩；社会产品的极大丰富激发了人对物的占有欲望，而人自身的价值出现了错位，对自己赖以生存的自然资源的过度消耗又反过来制约了人的发展等等。现代派创作思潮的兴起与现代化的加深有着必然的联系。从表现手法来看，是对既有传统文学的拓展、新变，显现出文学自身所具有的创新能力。从价值呈现来看，是对人所创造的“物”由于生产技术的进步而日见强大后对人的“异化”的抵制与批判。这其中既有哲学终极意义上的表达，也有社会现实意义上的反思。其核心的问题就是“人”在强大的“物”面前表现出自主性的丧失。毋庸讳言，目前我们的创作受现代派思潮的影响很大。这既是现实生活的社会基础使然。人，包括作家不可能回避逃离自己生活的现实，也是文学自身发展的必然。文学总要在既有的基础之上探索新路。

　　但问题是，所谓“现代派”创作思潮并不是一个统一的概念，它实际上又是不同地区不同时期的作家们在自己不同的具体生活中各显其长的探索。他们的创作理念也各有所重，使“现代派”呈现出不同的风貌，具有事实上的多样性。也就是说，不同地区文化、不同发展状况对作家的创作会发生不同的影响，并制约其形成不同的创作模式。即使是它们都可以称为“现代派”，也各不相同。那么，在现代化程度日见加深的社会条件下，中国文学也不可回避地要解决自身的“现代性”问题。这种所谓的“现代性”，当然不可能仅仅满足于对别人的摹仿，而是有中国历史文化与现实生活为基础的“这一个”新创。可以肯定的是，在表现手法与技巧方面，我们已经学习借鉴了很多。中国文学的表现力得到了极大的拓展丰富，其可能性大大增强。但是，不可忽略的是在表现方法方面，我们仍然有自己的独特性，有自己的优长。中国传统审美对今天创作的影响不可能荡然无存，而是越来越显现出无可回避的魅力。现代派文学即使对传统文学来说具有极为充分的创新意义，但也无可否认存在着巨大的局限性。如注重人的内在世界，包括心理、感觉、无意识等的描写，而忽略甚至放弃了对人存在外在行为的表达，这种现象导致对社会生活及人的命运的表现被限制在“内在”的范围内，放弃了对更为丰富的社会生活表现的可能性；又如注重语言自身的表现力而忽略了人物形象的刻画，以至于作品人物失去了鲜活的性格，甚至具体的身份，成为一种符号、概念，成为不可认知或不需认知的存在；再如注重作者的自足性而忽略读者接受的可能性，由于不考虑读者的审美需求使作品成为丧失读者的存在，等等。总体来看，现代派文学与读者的审美需求形成了巨大的鸿沟。在更多的情况下，是一种拒绝或放弃读者的创作。而与读者的疏离将使作品的审美魅力、社会影响力受到限制。正是充分感受这种创作的局限性，许多以“先锋”“现代”写作产生影响的作家反而重新从传统文化中寻找创作资源。我们需要努力的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学习借鉴现代派创作手法，并使之能够发生新变，突破、改变现代派作品与审美、作者与读者之间的脱节现状，形成一种从传统的基础来看接受了现代性，从现代性的表现来看又继承了传统，二者有机共生、融为一体的新的创作手法。

　　在内容与价值表达方面，我们尽管不能否认现代性在不同国家地区有其一致性的表现，但也同样不能否认不同地区文化背景中的现代性仍然有自己的独特性——源于漫长历史文化的积淀与现实变革的不同。从现实生活而言，中国广阔的地域、多样的自然地貌生成的生产生活方式，当然是与其他地区有区别的。就中国不同的区域而言，差异性也极大。东南部沿海发达地区与西北部内陆欠发达地区的现代化程度显然是不同的。即使是同一地区，外来移民与原住民的区别也很明显，从事现代科技研究的人群与固守原住民生活状态的人群几乎可以说处于同一时空中的不同世界。这种现实生活的丰富性、差异性是极为典型的。从价值层面而言，中国传统文化中人文色彩极为浓郁，以人为中心的伦理关系、地域关系、文化认同极为重要。这与强调人的个体存在，长期在神的控制下形成的价值体系是不同的。在人与自然、人与人及人与社会的关系，个人价值的确立、对物的态度，以及方法论等方面都存在很大的差异。

　　除了现实生活的不同之外，人的存在方式也有很大的差异。比如中国人对家庭、家族、家乡、家园的认可、归附十分强烈；社会组织，包括地域、单位、政治、经济等对人的影响也极为突出。一个进入都市并已立住脚的人，在失去其都市的安身之所后，仍然可以在家乡农村找到自己的生存之地，当地政府以及家庭、邻里对其仍然负有许多责任。这就是说，由于社会形态与文化传统的不同，中国人在现代化的滚滚大潮中拥有的自主性、归属感相对而言更为明显。尽管“物”对“人”的挤压、异化同样存在，但人的抗压、抗异能力更为强大。“人”与“物”的关系表现出不同于其他地区的特殊性。即使是表现现代化进程中“人”与“物”之间变异的关系，其区别也是非常明显的。也许，发现并表现出这样的变化与不同，是中国文学价值的一种证明。中国现实生活的独特性、文化传统的相异性、生存方式的巨大差别等决定，中国文学的现代之路具有自己的鲜明特征。这应该是新时代文学表现这一历史现实不可回避的途径。

　　在现代化的隆隆行进声中，一个新时代悄然来临。我们是这个时代的亲历者、创造者，也是这个时代的记录者、表现者。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中华民族做出了不同的贡献。现在，是我们开创新时代新的辉煌的历史时刻,文学将为此而贡献自己不可或缺的力量。

　　（作者：杜学文，山西省作协党组书记、主席，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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