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职业化写作与冯骥才的意义

——读四部自传《无路可逃》《凌汛》《激流中》《漩涡里》想到的

　　《无路可逃》《凌汛》《激流中》《漩涡里》四部作品的标题放在一起，呈现了一股浩浩荡荡的历史潮流，以及一个于其中歧路彷徨、弄潮抗争的作家主体形象。四部作品既是冯骥才先生的个人史，更是50年当代中国的心灵史、思想史、文化史，分量很重。

　　近期，一口气读了冯骥才先生新出版的四部自传，产生了强烈的评说冲动。作为一名文学编辑，近年来这样的冲动已经很少见。原因在哪？一度想不太清楚，冯先生这几部自传令我豁然明了。《无路可逃》回忆10年“文革”的经历，直面个人与民族的创伤历史。《凌汛》写他1977年至1979年在北京朝内大街166号人民文学出版社“借调式写作”时经历的人和事，《激流中》记录他在上世纪80年代新时期文学的激流中亲历的社会、文学与生活，《漩涡里》呈现他介入文化遗产保护的心路历程，这一部最令我感慨。用他自己的话说，“这是一本生命之书”“我投入文化遗产保护，是落入时代为我预设的一个陷阱，也是一个一般人看不见的漩涡”。四部作品的标题放在一起，呈现了一股浩浩荡荡的历史潮流，以及一个于其中歧路彷徨、弄潮抗争的作家主体形象。四部作品既是冯骥才先生的个人史，更是50年当代中国的心灵史、思想史、文化史，分量很重。

冯骥才

　　作家的社会责任

　　责任，社会责任，一个写作者的社会责任，这是冯骥才先生一以贯之的创作理念，责任构成他写作的重要线索和根本动力。

　　2018年，我有幸在《北京文学》编发了冯骥才先生的散文《意大利读画记》，觉得视野开阔，与众不同，好想写点文字表达感受，但由于种种原因未果。今年，他的四部自传又一次刺激了我，读得我欲罢不能。读完这四部自传，又一口气读了他近年来其他一些作品，如长篇小说《单筒望远镜》、短篇小说《俗世奇人》系列，以及文化遗产保护方面的言论，还有一些诗画作品，过了一把阅读瘾，结结实实当了一回“冯粉”。从文字到绘画，从抒情诗到读画记，从虚构的短篇小说到战斗的民间文化遗产保护檄文，如此门类遥远、性质霄壤的创作放在同一位写作者身上，或许在专业人士看来有些不可思议。如何理解这些四面出击、门类庞杂、挑战专业界限的创作？我想到的，首先不是才华、精力、机遇，甚至不是命运这些偷懒的解释，而是责任，社会责任，一个写作者的社会责任，这是冯骥才先生一以贯之的创作理念，责任构成他写作的重要线索和根本动力，这是四部传记给我的重要印象。

　　为什么要写作？推动文学发展的动力是什么？这正是冯骥才先生的写作令我思考的问题。在80年代以降“告别革命”的消费主义时代，当叙事圈套和纯文学成为令人艳羡的香草美人，特别是当各种文学的专业学科、专业机构、专业平台、专业机制越来越走俏之时，专业化写作蔚然成风，写作越来越固化为一种职业化的技术生存模式。文学专业化的想象主导着绝大多数写作。对此，批评家蔡翔在《文学写作的专业性与非职业化想象》一文中提出：“推动文学发展的动力究竟是专业技术还是更为广阔的人文社科领域非职业化的思考”。我觉得这个问题真正切中当下文学写作的要害，但是这一问题似乎并没有得到重视。正如现代大学教育体制的专业化越来越雄视阔步一样，当代文学写作的专业化也似乎越来越风光，文学正从80年代的形式主义滑向如今的技术主义。散文写得像散文，诗歌写得像诗歌，小说写得像小说，报告文学写得像报告文学。坊间流传一个说法，“三卡一博”（卡夫卡、卡尔维诺、卡佛、博尔赫斯）成了中国小说的导师。这或许是文学专业化的后果。

　　貌似“文学正确”的文学有没有问题？前述的问题又应当怎样理解？冯骥才先生的四部自传以及一系列写作，或许提供了一个不错的回答：为了责任写作，为了担当写作。用他的话说，“艺术对于社会人生是一种责任方式，对于自身是一种深刻的生命方式。我为文，更多追求前者，我作画，更多尽其后者。”事实上，他作画也常常用于抢救文化遗产。

　　冯骥才先生有诸多身份，命名冯骥才也因此成为一个难题。作为文联领导人，他其实更近于文人。小说家？他的诗也很好，真正得诗家三昧，骨子里的诗人，并非徒有其形。他的一本画册叫《诗写人生》，可见他的诗心。作家？他又是画家。艺术家？他又是学者，民间文化的专家。阅读冯骥才先生就会发现，他是拒绝命名的，仿佛只有“大冯”“冯骥才”这两个命名才最准确、最全面。他确实是现代百年来少有的全才之一。他常让我想起苏轼、郭沫若这样的文艺人物。诗、书、画、文、人，高大俊秀，出类拔萃，思诗融会，集文艺之大成，各领域均有建树。最重要者，他并非躲进小楼成一统的专业写作者或者纯文艺标举者，而始终甘当介入社会的知识分子。他的写作中，记录了他和他这代知识分子所亲历的文化命运、历史进程和时代色彩。这一点，对于当代文化史来说，难能可贵。他说自己一生有两次重要“转型”，从绘画跳到文学，再从文学跳到文化遗产保护，其缘由竟然是相同的，好像都是为时代所迫。他最初有志于丹青，由于时代的天翻地覆的骤变，使他想用文学的笔记下他们一代人匪夷所思的命运，便从画坛跨入了文坛。后来由于文化本身遭受重创，文明遗存风雨飘摇，便不能不伸以援手。这是什么？是社会责任。当纯净的文学和浑浊的文化发生冲突之时，他选择了文化。他离开文学了吗？恰恰相反。现在来读他离开文学、投身文化的这些文字，会发现，离开反倒是一种接近，而许多心无旁骛、一心创作的专业化写作，却不无画地为牢、远离文学的意味。文学成为一个专业的领域，这个趋势恐怕没少危害文学。

　　“历史漩涡”中的知识分子转型

　　富于才华的社会担当，艺术充盈的思想勇气，这便是我理解的冯骥才先生，也是我理解的当代儒家。他从一个作家向文化遗产保护者的转型，是文学担当、文以载道的最好例证，也是文学去职业化、去专业化的最好例证。

　　冯骥才先生的创作有自己的原则。从上世纪80年代的小说、散文，到90年代有关民间文化遗产保护方面的战斗性文字，直到21世纪的这四部自传，文类的转变并未影响他的写作原则。写作是对社会和人生的大思考，是介入的而非回避的，是庞杂的而非纯粹的，是与时俱进的而非原地徘徊的。一句话，是去专业化、去职业化，甚至于非职业化的。绝不是说冯骥才先生的写作在技术层面上不专业，恰恰相反，他于小说、散文等各类文体，以及文化遗产保护呐喊文字等皆游刃有余，可谓众体兼备。他为当代文学贡献了大量精品，在文学性上大有可圈可点之处，这方面的研究多如牛毛，此处不赘。对于冯骥才先生而言，特别是于当下文学的专业化风气而言，文学不单是语言、技巧、形式、结构，更重要的是情怀、责任、使命、担当。后边这几个词是冯骥才先生的高频词，诸如“文化责任感”（1999年的一篇文章标题）、“不能拒绝的神圣使命”（2002年2月在民协系统的演讲）。再看他1979年的创作观念：

　　1979年我写过一篇文章《作家的社会职责》。我说我们的社会职责是“回答时代向我们提出的问题”，我们的写作是“在惨痛的历史教训中开始的，姗姗而来的新生活还有许多理想乃至幻想的成分”。在这样的时代，“作家必需探索真理，勇于回答迫切的社会问题，代言于人民”。我在这篇文章中专有一节是“作家应是人民的代言人”。这是“文革”刚刚过去的那一代作家最具社会担当与思想勇气的一句话。

　　无需再引用，已经能看清他的写作观念史了。“文化责任感”，我将之理解为文以载道传统的现代阐释。之所以说是现代，因为传统的载道以排斥言志为要旨，而冯骥才先生的载道实践包容了言志，为个体生命体验预留了足够空间，矫正了文学史上常见的放逐言志的载道。

　　富于才华的社会担当，艺术充盈的思想勇气，这便是我理解的冯骥才先生，也是我理解的当代儒家。他从一个作家向文化遗产保护者的转型，是文学担当、文以载道的最好例证，也是文学去职业化、去专业化的最好例证。文学转向文化的历史细节在他的《漩涡里》一书中得到详尽呈现。在此，我看到了一个有忧患意识、危机意识和责任意识的知识分子转型的艰难与坚定，及其丰富的心路历程：有放弃心爱的文学写作的不舍、痛苦，有进入到新的领域的矛盾、艰辛，有在官员间奔走辗转的无奈、无力，有小见战功时的兴奋、激动，有与同道们奔赴文化保护一线的快乐、焦虑，有面对官场和舆论压力时的镇定、无畏。用他的话说，是一场“你死我活的复杂的艰苦斗争”，他置身的是一个巨大的“历史漩涡”。

　　有关文化保护之战的文字，或许是冯骥才先生最重要的写作，是属于大地上的、气壮山河的书写。如他所言，“面对着每天至少消失一百个村落的现实，保护传统村落难道不是一件逼到眼前攸关中华民族文化命运的大事？”是啊，难道非要像阿房宫、圆明园那样被烧掉，才能引起重视？他关于乡村保护的那些呼吁文字，已经远远超出文学的范畴，让我想起鲁迅“救救孩子”的文化呐喊，这呐喊在利益至上的时代或许是微弱的，但若以个体之灵魂面对，则会聆听到弥天的惊雷在胸中震响。文化遗产是中华民族的根，是华夏子孙的根，是当代中国奋力前行的根。其实我们都明白，多年以后，许许多多的形象工程将灰飞烟灭，而那些孕育、潜藏于生活中的文化基因，那些曾一代代陪伴过我们、营养过我们的文化习俗，还将长久停留心中，一如逝去的先辈和拆迁的老宅。

　　做行动的知识分子，这是冯骥才先生让我格外敬佩之处。走出书斋，到田间地头，实质上接续了“文章入伍”“文章下乡”“和工农相结合”的优秀的现代文化传统，是当代知识分子宝贵的文化品格。纵观40年来的写作，冯骥才先生由文学到文化，由文化复回归文学，他的激情、才华、热爱，始终未减。对周庄迷楼、宁波贺之章祠堂的保护见出他的文化情怀，对天津老城区的保护见出他文化视野的高度，对杨柳青年画的发掘见出他的热爱与专业。特别是对有着700年历史的天津估衣街的保护行动，可谓慷慨悲壮。这次保护行动，激发了他跳进文化保护旋涡的勇气和信念，激发了他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壮士精神。他由一个才情十足的文学青年，一步步陷身文化巨变的漩涡，越来越宏大的设想、越来越复杂的斗争、越来越严峻的形势、越来越繁重的工作，见出了他的思想境界和生命价值。人生转变的轨迹清晰可见，一以贯之的写作原则不言而喻。

　　能够看到，冯骥才先生富于思想力的行动和写作，作品含量远非普通的文学写作和艺术创作可比，呈现一种民族传统与个体生命高度融合的境界，并赋予载道这种古老传统以新的时代内涵。

　　必须指出，冯骥才先生的介入是艺术的而非概念的。这一点同样重要。百年来，写作从不乏介入的冲动，缺乏的是艺术性的介入。不用说众多体制性的集体创作，就说那些时常出现于纪念节庆档的个体介入，也常常现出一副概念化、格式化面孔，不但起不到化人的作用，还令人生厌。冯骥才先生深谙介入担当之道。他有艺术的功底和对艺术的足够尊重。他的画是写意的、抒情的：“我心存愤懑就画出一丛大火，忽有激情便放笔于长风巨浪；若是一种忧郁或感伤飘然而至，就让一只孤雁飞过烟雨里的河滩。”他发现，画笔居然能像写散文一样诉说心灵。他是典型的文人画，他称自己的画是“看得见的文学”。

　　正大：众体兼备的多面才能

　　纵观冯骥才先生40年的文艺创作，已经走向一种通达境界，众体兼备，左右逢源。正所谓大之则弥于宇宙，细之则摄于毫厘。

　　冯骥才先生首先是一位去专业化、去职业化的写作者，同时又是一位有真功夫、真才华的文艺家。他关心民生社稷，但他的关心来得专业，来得文艺，非但没有说教、概念，还文采飞扬，心思灵动。很少有人提到他的诗，这里不妨一读。一首写老宅的诗，其中有句，“翻新泥屋认老瓦，破败石径猜旧痕。窗前还是那般影，井中依然这片云”，将一所破败的老宅写得灵光四射、华彩生辉，可谓化腐朽为神奇之笔，显示了压抑不住的灵感和才华。《秋天的音乐》一文能看出，他的音乐感觉竟然也那么好。冯骥才先生集各种名头于一身，但我特别看重他诗意的一面。这种自然流露的诗意表明，他在骨子里是一个文人，继承了中国文化诗意的传统，同时，这诗意并不携带他隐居山林，置身世外，就像竹林七贤那样。他是行动的知识分子，是有担当的文人。他曾在身边的本子上写过这样的话：

　　我喜欢每一天的三种感觉——

　　醒来后活力焕发，

　　白天与各种困难较量，

　　还有静夜思。

　　如果从传统看，他不是儒家又是什么？当今佛老基督之风盛行，人们大讲隐逸无为，而他独独要追求“斗争”，可谓特立独行。

　　他为古村落保护而写的诗句，不是儒家的载道又是什么？

　　古村哀鸣，我闻其声，

　　巨木将倾，谁还其生，

　　快快救之，我呼谁应？

　　冯骥才先生骨子里是个诗人，心中常有诗情画意，由于介入文化保护太深，事务繁忙，有时不免叹息文学的远离。他自己怀疑那些记录只言片语、诗性句子的《心居清品》《灵性》是否是文学创作，我倒认为，这些东西比许多更像文学的文学更属于文学，正如鲁迅的《野草》比起当时许多乏味的新文学更属于新文学一样。这些闲余小品恰恰是一位行动知识分子大花园里的奇葩。

　　从创作持久性来看，80年代以来的文艺名家中，冯骥才先生是为数不多的几位长跑者。如果说王蒙先生是小说专业户，那么冯骥才先生则是文艺托拉斯，举凡小说、散文、诗歌、书法、绘画、民间文化，他无所不通。

　　他有着持久的创作激情。看看他1979年的创作状态：

　　1979整整一年，我都陷在一种冲动中，片刻不得安宁，不得喘息。半夜冲动起来披衣伏案挥笔是常有的事。这一年我写的东西太多太多。中篇就有三部：《铺花的歧路》《啊》《斗寒图》，都是从心里掏出的“伤痕文学”。还有许多短篇和散文随笔。往往在一部作品写作的高潮中，会突然冒出一个更强烈的故事和人物，恨不得把正在写的东西放下，先写这个更新更有冲击力的小说。我有点控制不住自己了。我感觉自己整天是在跳动着。

　　再看他2003年投入到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时的激情：

　　我在致辞时，感到自己心里不断涌出一种悲壮感，因而致辞后浑身火热。如果这时我去拥抱一块冰，一定会立刻将它融化。

　　40年后，冯骥才先生又于两年内连续推出四部自传，以及长篇小说《单筒望远镜》、短篇小说集《俗世奇人》。简直不敢相信如此大量的写作出自一位年近八旬的作家之手，真可谓宝刀不老。2017年他在我刊《北京文学》发表的4万余字长篇散文《意大利读画记》，令我深为喜爱。不仅让我看到了绘画技术、形式审美、文本自足这些专业画家的职业水准，还看到了文化担当、社会情怀、历史责任等专业之外的东西。该作立足全球、打通中西，深入浅出、雅俗共赏，不卖弄、不掉书袋，站在人类文明的制高点上，思考中西艺术佳作，既不乏对文艺复兴大家名作的精微探赜，也充溢着对中西文化独到的理解，是近年来不可多得的文艺鉴赏力作。纵观冯骥才先生40年的文艺创作，已经走向一种通达境界，众体兼备，左右逢源。正所谓大之则弥于宇宙，细之则摄于毫厘。

　　冯骥才先生太丰富。也许上世纪70年代末，人民文学出版社总编辑韦君宜《祝红灯》一文对他的评价最合适：“多方面的才能”，简洁而有概括力。最近又想起一个概念：“正大”。我在研读杜甫的过程中，曾得到一个感觉，那就是杜甫的正大。叶嘉莹提出，杜甫之所以伟大，是由于他博大均衡、正常健全的才性。叶嘉莹认为，成就杜甫集大成的因素，最重要的“乃在于他生而禀有着一种极为难得的健全的才性——那就是他的博大、均衡与正常”。博大，指杜甫在体式上之“汲取之博”，“无论古今长短各种诗歌的体式风格，他都能深入撷取尽得其长，而且不为一体所限”；均衡，则指杜甫有一种特殊的禀赋，“健全之才性”，“表现为面对悲苦的正视与担荷”。“有严肃中之幽默与担荷中之欣赏，相反而相成的两方面的表现。这种复杂的综合，正足以为其禀赋之博大均衡与正常的又一证明。” 博大均衡，正常健全，我想正可简称为正大。读冯骥才先生的文字，也让我产生类似的感觉。

　　（作者：师力斌，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北京文学》副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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