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今中外文学史上，历史一直是一个很重要的文学资源。对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书写，不但是文学以其独特的方式重构历史的重要手段，而且也是后人表达对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的判断和评价的重要途径。从古代史诗到现代历史文学，历史作为人类活动的创造物，同时也孕育了历史文学这一宝贵的精神产品，铸就了文学的一种独特的文类，历史小说或曰历史题材的小说，就是这个独特文类中的一枝奇葩。

　　小说作为一种叙事文体，它的胚胎就孕育于历史的母体，在文史不分的时代，早期的历史文本中包含有很多小说的元素。中国古代最早的小说，很多是依托历史“故事”或摭拾其余，故有“稗官野史”之称。后来在宋元话本的基础上，产生了历史演义和英雄传奇等章回体小说，仍然在历史的怀抱之内。近代以降，小说渐由历史转向现实，五四以后更崇奉从西方传来的现实主义，故现代文学史上，取材于历史的小说或曰历史小说，仅有为数不多的长篇，余则多为短制，且多变体。新中国成立70年来，历史小说得到了长足发展，不但在不同时期的创作十分活跃，为文学史留下了一批精品力作，而且对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认识，不断有新的突破，在艺术上也不断有新的创造，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形成了独自的特色，为新中国70年文学发展作出了独特的贡献。其发展演变，大致经历了如下几个阶段：

　　异军突起，宏基初奠

　　新中国70年的历史小说，主要是由两部分创作组成。一部分是取材于古代社会的历史小说，一部分是取材于近现代革命的历史小说，前者是比较狭义的历史小说，后者多称为革命历史小说。

　　新中国70年的历史小说，主要是由两部分创作组成。一部分是取材于古代社会的历史小说，一部分是取材于近现代革命的历史小说，前者是比较狭义的历史小说，后者多称为革命历史小说。这两部分创作，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以取材于革命历史的“革命英雄传奇”和“革命历史演义”为中心，异军突起，蔚为大观。古代题材的历史小说虽发展滞后，但开风气之先，沉稳发力，出手不凡，二者共同奠定了新中国70年历史小说创作的宏基。

　　开启新中国70年历史小说创作之门的，是一批后来被称为“新英雄传奇”或“革命英雄传奇”的作品。新中国成立前夕就开始连载、新中国成立之际正式出版的孔厥、袁静的《新儿女英雄传》，是其开山之作。这部作品以及稍后徐光耀的《平原烈火》，承接了上世纪40年代根据地时期的抗日英雄传奇（如柯蓝的《洋铁桶的故事》，邵子南的《李勇大摆地雷阵》，马烽、西戎的《吕梁英雄传》等），把这一创造性地转化民族传统又面向大众的新传奇故事，在新中国发扬光大。从上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革命英雄传奇创作高潮迭起，佳作层出不穷，脍炙人口的如曲波的《林海雪原》，刘流的《烈火金刚》，李英儒的《野火春风斗古城》，高云览的《小城春秋》，冯德英的《苦菜花》《迎春花》，刘知侠的《铁道游击队》，冯志的《敌后武工队》，李克、李含微的《地道战》，徐光耀的《小兵张嘎》，罗广斌、杨益言的《红岩》等，至今仍广为流传，并被频繁改编为舞台、影视作品，对革命传统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发挥了积极的社会作用，也为转化和发展民族文学传统积累了宝贵的经验。上世纪60年代中期以后，这一类型创作的势头虽有所减缓，但如前涉的《桐柏英雄》、郭澄清的《大刀记》、黎汝清的《万山红遍》等作品在70年代出版，仍可见其创作的余绪。直到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文学转型、新时期文学发轫之际，这些作家仍贡献了一批革命英雄传奇作品，如曲波的《山呼海啸》《桥隆飚》、冯德英的《山菊花》、李英儒的《还我河山》等。

　　这期间，与“革命英雄传奇”密切相关又各有侧重的，是被论者称为“革命历史演义”的创作。在中国古代，历史演义和英雄传奇本同出于“讲史”话本，是“讲史”话本的两大情节要素，二者相互关联又各有侧重。历史演义离不了英雄行为，英雄传奇则依托于历史舞台。历史演义侧重讲天下兴亡、朝代更替，英雄传奇则侧重讲烈士尽忠、豪侠聚义。如同古代英雄传奇一样，上述现代“革命英雄传奇”创作，也多依托于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或更早一些年代的革命历史舞台。虽然这些年代的革命历史“去古未远”，但却由于社会的沧桑巨变而定格在历史的瞬间，“革命英雄传奇”就是在这些历史瞬间上演的英雄故事。“革命历史演义”虽然也带有传奇色彩，其主人公也可称之为带有传奇色彩的革命英雄，但作者的立意却主要在通过这些英雄人物的活动，反映一个时期革命斗争的历史，或革命斗争（包括战争）历史的一个断面。这种“革命历史演义”作品，往往有一个多卷本的写作计划，如李六如的《六十年的变迁》计划写三卷，这期间出版了前两卷；梁斌的《红旗谱》是一个多部体长篇小说的第一部，第二部《播火记》也于这期间出版；欧阳山的《三家巷》《苦斗》是五卷本长篇小说《一代风流》的第一卷和第二卷；杨沫的《青春之歌》虽不以多卷本标榜，但与后来的续作《芳菲之歌》和《英华之歌》一起，实际上也已构成了多卷本的规模。这些小说的作者，都想通过一个多卷本的计划或后来完成的多卷本规模，以主人公的活动为中心，演绎一个较长时段的革命历史。

　　如果把这些作品所反映的时代和历史事件按先后次序连接起来，我们看到，作家们已经几乎完整地反映了近现代中国发生的新旧革命的全部历史过程。有的作品，如《六十年的变迁》，以史家笔法写历史风云、时代骄子，纵贯近现代历史，堪称一部近现代中国革命的文学《史记》。此外，如柳青的《铜墙铁壁》、杜鹏程的《保卫延安》、吴强的《红日》等，虽然截取的是革命战争历史的一个断面，但也具有历史演义的性质。这种“传奇”和“演义”的取材方式，也见之于这期间其他革命历史题材的小说创作，如孙犁的长篇小说《风云初记》、峻青的短篇小说《黎明的河边》、王愿坚的短篇小说《党费》等。

　　与取材于革命历史的小说创作在短时间内就高潮迭起的创作情势相比，这期间，取材于古代社会的历史小说创作发展相对滞后。新中国成立后，古代历史题材的短篇小说在上世纪50年代虽偶尔有人为之，但数量极少。到上世纪60年代初，受文艺政策调整影响，古代历史题材的短篇小说创作出现了短暂的繁荣，形成了一个高潮。有代表性的作品如陈翔鹤的《陶渊明写〈挽歌〉》《广陵散》、黄秋耘的《杜子美还家》《鲁亮侪摘印》等，短短一年多的时间内，这样的短篇历史小说竟有四五十篇之多。这些作品继承了为数不多的现代短篇历史小说的创作传统，因事而作，有感而发，借历史故事曲折地表达了作者对社会人生的复杂感受。

　　与此同时，姚雪垠从上世纪50年代中期就开始创作的长篇历史小说《李自成》第一卷也在这期间完成出版。这部计划写作多卷的长篇历史小说，以严谨的现实主义手法，深刻地反映了明末李自成义军兴衰起落的悲壮历史，在艺术上追求“历史科学和小说艺术的有机结合”，开新中国70年长篇历史小说创作的先河，对此后的长篇历史小说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李劼人在这期间修改或重写的“大河三部曲”《死水微澜》《暴风雨前》《大波》，是这期间历史小说一个特别的收获。

　　三足鼎立，堂庑深广

　　在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开始的新时期文学中，取材于古代社会的历史小说却占了这期间历史小说创作的先机。

　　这期间的革命历史小说创作最为引人注目的，是一批以抗日战争为题材的多卷本长篇小说。

　　上世纪80年代，小说的观念和艺术都在发生变革，受其影响，历史小说创作也在发生变化。在上述古代历史小说和革命历史小说之外，出现了被论者称之为“新历史小说”或“新历史主义小说”的创作潮流。

　　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以“革命英雄传奇”和“革命历史演义”为代表的革命历史小说率先崛起不同，在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开始的新时期文学中，取材于古代社会的历史小说却占了这期间历史小说创作的先机。受时代因素和创作惯性的影响，这期间取材于古代社会的历史小说，多写历代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比较有代表性和艺术成就较高的，除这期间出版的《李自成》第二卷、第三卷外，另有刘亚洲的《陈胜》《秦时月》，蒋和森的《风萧萧》《黄梅雨》，杨书案的《九月菊》《长安恨》，凌力的《星星草》，顾汶光、顾朴光的《天国恨》，顾汶光的《大渡魂》等。从陈胜、吴广起义，到太平天国运动，这些作品在表现历代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推动历史前进的同时，深刻地揭露了古代社会复杂的社会矛盾和阶级斗争，对农民起义的经验教训和农民英雄的思想性格局限也进行了深入的探讨，艺术上遵循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带有悲壮的美学色彩。

　　这期间，古代历史小说在专注于反映历代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同时，题材和主题也向更深广的历史领域拓展。就其时间向度而言，纵向的上溯到春秋战国时期，如萧军的《吴越春秋史话》；中及秦汉隋唐，如杨书案的《秦娥忆》《半江瑟瑟半江红》《风流武媚娘》等；向下延伸到近代社会，反映这期间发生的维新变法、义和团运动和辛亥革命，如任光椿的《戊戌喋血记》《辛亥风云录》，鲍昌的《庚子风云》，冯骥才、李定兴的《义和拳》，冯骥才的《神灯》等。任光椿稍后另有《五四洪波曲》，进一步把笔触伸向五四时期，与《戊戌喋血记》《辛亥风云录》共同构成了反映近现代历史的“时代三部曲”。就其空间向度而言，横向的则由反映中原王朝的农民运动，到关注中原王朝与北方民族政权之间的政治军事纷争，如徐兴业的《金瓯缺》等。凌力的《少年天子》则由《星星草》中的革命造反农民英雄，写到革故鼎新的封建帝王，也是这种横向拓展的表现。

　　这一时期，涉及封建帝王或以封建帝王为主角的作品，尚有杨书案的一些小说和吴因易的《唐明皇》《则天大帝》系列小说。凌力的《少年天子》对后来的帝王小说，尤其是清代帝王小说创作，产生了很大影响。在《少年天子》之后，凌力于上世纪90年代，又先后推出了《倾国倾城》《暮鼓晨钟》等历史小说作品，与《少年天子》一起，组成了“百年辉煌”序列，集中反映了明清易代鼎革时期的壮丽历史。此外，凌力在90年代另有长篇历史小说《梦断关河》，以普通人的视角写鸦片战争，进一步从纵横两个方向拓展历史小说的创作空间。上述创作同时也表明，这期间的历史小说取材正在逐渐向近现代和与近现代关系密切的明清之际转移，这种转移对90年代以后的历史小说创作产生了重要影响。

　　随着题材和主题的拓展，这期间历史小说的主人公也由农民英雄、帝王将相，辐射到更大范围内的官商士子、文人墨客，尤其是对一些历史文化名人，如司马迁、李白、海瑞等的命运遭际，作家感于时世，发抒幽愤，给予了更多的关注和同情，在表现他们独特个性和人格操守的同时，也鞭挞了当时社会的黑暗和人性的邪恶。但这一类创作多以中短篇小说为主，在为数不多的长篇中，端木蕻良的《曹雪芹》和杨书案写成于这期间的《孔子》，是个中翘楚。《孔子》之后，杨书案又有《老子》《孙子》《庄子》《韩非子》等诸子系列作品问世，是这期间古代历史小说的题材和主题由政治、军事活动转向文化活动的重要标志。

　　与古代历史小说的开疆拓土形成对比，这一时期的革命历史小说创作，仍固守革命英雄传奇和革命历史演义所擅长表现的题材和主题。进入新时期以后，一些革命英雄传奇和革命历史演义作家完成了多卷本的续作，如梁斌、欧阳山、杨沫、冯德英等，一些作家的新作延续了传统，其中的一些多卷本长篇，传奇性渐弱而偏重历史演义，如叶君健的“土地三部曲”《火花》《自由》《曙光》反映辛亥革命前夕到五四运动期间中国社会所发生的巨大变动，杨佩瑾的“天意三部曲”《霹雳》《旋风》《红尘》反映土地革命时期苏区人民的革命斗争等。

　　此外，鄢国培的“长江三部曲”《漩流》《巴山月》《沧海浮云》和周梅森的《历史·土地·人》系列中篇（《沉沦的土地》《庄严的毁灭》《崛起的群山》《喧嚣的旷野》《黑色的太阳》），则把这种“演义”由革命历史延伸到民族资本的兴衰际遇。李凖的《黄河东流去》和宗璞的《南渡记》分别以抗日战争为背景，以黄泛区人民面对苦难坚韧达观和北地学人仓惶南迁、弦歌不辍，表现中国人民坚强不屈的意志和中国文化万劫不隳的精神，是这类“历史演义”题材和主题的进一步扩展和延伸。《南渡记》是宗璞“野葫芦引”系列长篇的第一部，在此后的30多年内，这位作家又相继完成了续作《东藏记》《西征记》《北归记》，合起来是一部有关中国文化命运的带有史诗性质的系列长篇。

　　这期间的革命历史小说创作最为引人注目的，是一批以抗日战争为题材的多卷本长篇小说，如王火的三卷本长篇小说《战争和人》、周而复的六卷本长篇小说《长城万里图》、李尔重的八卷本长篇小说《新战争与和平》等。与此前的革命英雄传奇和革命历史演义不同，这些多卷本的长篇小说不再用“传奇”、“演义”而改用“正史”笔法，虽然切入历史的角度各有不同，但都力求从全局的高度，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宏大背景上，全方位地、全景式地展现抗日战争的全部历史过程，因而不同程度地都具有史诗的规模。

　　同样是从抗日战争的历史取材，黎汝清的《皖南事变》则聚焦于一个具体的历史事件，从这一事件发生发展的过程中，挖掘影响这一事件的历史人物的思想性格和心理人格成因。刘白羽的《第二个太阳》描写人民解放军以摧枯拉朽的南进，迎接新中国这“第二个太阳”的诞生。萧克的《浴血罗霄》则以作者的亲历，塑造了一支在敌人的重重包围中纵横驰骋浴血奋战的红色铁军。这些作品都是这一时期当代革命历史题材长篇小说的创作收获。此外，广义的革命历史题材小说，也包括反映已成为历史的抗美援朝战争，魏巍的《东方》、孟伟哉的《昨天的战争》是这个领域有代表性的作品。

　　上世纪80年代，小说的观念和艺术都在发生变革，受其影响，历史小说创作也在发生变化。在上述古代历史小说和革命历史小说之外，出现了被论者称之为“新历史小说”或“新历史主义小说”的创作潮流。这股创作潮流滥觞于上世纪80年代初，汪曾祺、冯骥才、邓友梅等人创作了一批以过去年代的历史讲述风俗故事的中短篇小说，在80年代中期寻根文学的民间叙事中，亦可见其端倪。80年代中期以后，以莫言的《红高粱》、乔良的《灵旗》等作品为标志，延续了这种风俗化和民间化叙事，并把这种充满野性和欲望的民俗民间文化元素带入历史叙事，消解了历史叙事所固有真实性原则和理性精神，也改变了历史小说的主人公形象。

　　新历史小说因此放弃了对历史本质和发展规律的探寻，其中的历史充满各种随机性和偶然性，人的活动也缺少应有的目的性追求，而是任由本能和欲望去支配。随后，一批带有先锋意识的作家，如苏童、余华、格非、叶兆言等，也加入了新历史小说创作的行列，他们的一些作品也带有这种“新历史”色彩。上世纪80年代末，苏童的《一九三四年的逃亡》《妻妾成群》、余华的《古典爱情》《鲜血梅花》、格非的《迷舟》、叶兆言的《追月楼》等，是早期的代表作。这股新历史小说的创作潮流一直延伸到上世纪90年代初，其后便弥散渗透到各类题材的历史小说创作之中，对90年代以来的历史小说创作产生了很大影响。

苏童和《妻妾成群》

　　众水分流，波澜壮阔

　　上世纪90年代以来，历史小说创作进入了一个多元发展时期。这种多元性，不仅表现这一时段的小说创作再不复有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一枝独秀或双峰对峙状态，也不呈上述七八十年代的三足鼎立之势，而是在思想上、艺术上都有作家各自追求的独特性，总体上构成了众水分流、各朝所向的局面。

　　就古代题材的历史小说而言，受这期间的现实变革和强国梦的影响，古代题材的历史小说家大多比较关注历史上发生的社会变革和主持这些变革的改革家，以及与之有关的新的社会文化思想的萌芽。同样是关注明末清初的历史变动，在姚雪垠续写《李自成》的同时，刘斯奋已经把目光投向这个动荡年代的一批江南士子，通过这群江南士子在一个“天崩地解”的时代所走过的艰难曲折的人生道路，在姚雪垠表现农民运动的推动力之外，揭示出一种新的思想萌芽对社会发展的影响作用。从上世纪80年代初到90年代，刘斯奋历经十余年创作完成的三卷本长篇小说《白门柳》，对这期间晚明题材的文学创作和中国早期民主思想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是古代历史小说的一个重要开拓。

　　同样是从明代社会取材，熊召政的四卷本长篇历史小说《张居正》则把笔触伸向更早时期的万历年间。作品反映了张居正的变法给江河日下的明王朝带来的短暂中兴，围绕张居正的变法展现出宫廷内外的权力斗争，同时也塑造了一代名臣张居正的改革家形象，丰富了古代历史小说的人物画廊。同样是以变法为中心，六卷本长篇历史小说《大秦帝国》的作者孙皓晖则有志于将今天的社会变革、民族复兴，与他心目中“中华文明正源”的秦王朝相对接，着力表现商鞅变法为秦国的强大、中国的统一所作出的历史贡献，以及这个统一的帝国为中华文明的延续和发展所奠定的宏伟基础。作品气势宏大，风格豪放，是这期间历史小说的重要收获。

　　与刘斯奋一样关注易代鼎革时期的思想文化，唐浩明的“晚清三部曲”《曾国藩》《杨度》《张之洞》，选取了三个富有争议的近代历史人物作为艺术表现的对象。作者既无意于作翻案文章，也无意于为这三个历史人物评功摆好，而是专注揭示他们在近现代社会所经历的错综复杂的社会矛盾，以及他们自身存在的思想文化矛盾和心理人格冲突，以此来表现“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和古老中国“走向现代”的曲折艰难，具有较大的思想深度和文化含量，在近代题材历史小说通常塑造的维新派和革命派人物之外，又塑造了一批全新的历史人物形象。

　　与唐浩明注目晚清重臣不同，二月河的清代帝王系列小说《康熙大帝》《雍正皇帝》《乾隆皇帝》则把目光转向清中叶以前的盛世。虽然作者把清王朝看作中国封建社会的“落霞”，但他仍想用自己的作品留住这片落霞的余辉。与凌力的清代帝王小说着力表现开国之君的功业不同，二月河的这三部作品同时也努力开掘帝王的内心世界，表现帝王所特有的人情、人性，因而显得更加血肉丰满、生气灌注，在历史小说还原历史的同时，注重还原人性，另辟蹊径，别开生面，对此后清宫题材的文学和影视剧创作产生了很大影响。

　　与古代历史小说众水分流的态势不同，上世纪90年代以来涉及近现代历史的小说创作，则呈现出一种汪洋恣肆的弥散状态。新历史小说除中短篇创作外，这期间出现了一批长篇作品，如莫言的《丰乳肥臀》《檀香刑》，刘震云的“故乡系列”（《故乡天下黄花》《故乡相处流传》《故乡面和花朵》），苏童的《米》《我的帝王生涯》，格非的《敌人》等。这些作品在继续上世纪80年代末中短篇新历史小说的民间叙事和欲望叙事的同时，又兼有狂欢化色彩，有些作品为迎合影视改编需要，出现了游戏历史、娱乐历史的趋势。

　　与新历史小说的狂欢化、游戏化倾向形成对比，这期间另有一批以近现代历史为创作背景的长篇小说，虽然也以历史为艺术想象和虚构的空间，但作品却指向一些严肃的社会人生问题，这些问题有关乎社会变迁的，如陈忠实的《白鹿原》；有关乎家族兴衰的，如阿来的《尘埃落定》；有关乎人生命运的，如王安忆的《长恨歌》；有关乎理想追求的，如张炜的《家族》《柏慧》；有关乎存在状态的，如张炜的《九月寓言》；有关乎历史文化积淀的，如韩少功的《马桥词典》；有关乎英雄成长的，如徐贵祥的《历史的天空》；有关乎革命的神圣性的，如刘醒龙的《圣天门口》等。一些作家采用史书、方志、笔记的体例创作的小说，如迟子建的《伪满洲国》、方方的《武昌城》、叶广芩的《青木川》、贾平凹的《山本》等，也表达了类似的创作题旨。此外，余华《活着》、王安忆《纪实与虚构》、史铁生《务虚笔记》、格非 “江南三部曲”等作品中的部分内容，也涉及到近现代历史，都属于这类弥散状态的现代历史小说的范畴。这些作品虽然并不一定指向特定的历史年代和具体的历史人物、历史事件，也不一定完全遵循固有的历史观念和历史判断，甚至消解了某些社会人生信条，但却是上世纪90年代以来，涉及近现代历史的小说创作的重要收获，是新中国70年历史小说这棵大树上结出的丰硕成果。

　　(作者：於可训，武汉大学教授，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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