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年前，五四运动爆发，这是一场深远地改变了现代中国走向的历史事件。五四运动有3个层面，一是作为政治的五四运动，指一战结束后爱国青年与进步知识分子反对北洋政府签订卖国条约的爱国运动，二是作为新文化的五四运动，开启了中国反对封建文化、追求现代文化的进程，三是作为新思想的五四运动，马克思列宁主义传入中国，随后中国共产党诞生、并领导人民走向社会主义道路。可以说，五四运动奠定了中国文化的现代品格，就是对外反对帝国列强的压迫，对内反对封建专制的统治，也就是说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实现反帝、反封建的双重任务。

人民英雄纪念碑上的五四运动浮雕

　　“五四”以来的文化发展，是一种文化与政治相结合的过程。众所周知，五四运动是一场伟大的爱国主义运动，是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分水岭，也是中国现代史的开端。1919年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的惨败彻底激起了中国人民的民族情感，由此中国文化开始了“救亡与启蒙的双重变奏”。

　　广义上的五四运动可以追溯到新文化运动时期。面对当时社会上尊孔复古的逆流，新文化运动高举起了“民主”和“科学”两面旗帜。文学革命作为新文化运动的组成部分之一，为国民的思想启蒙起到了重要作用。胡适在《文学改良刍议》中提出了“文言合一”的主张，提倡用白话文代替文言文。而陈独秀也在《文学革命论》中提出了建设“国民文学”的观点。不同于古典文学中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的常见故事，现代文学将目光投向了社会的底层民众，致力于揭露封建社会“吃人”的本质，以唤醒国民的独立和自由精神。鲁迅的《呐喊》和《彷徨》便是早期新文学最具代表性的作品。“启蒙”与“救亡”互相促进，使得中国传统文化走出了封闭的沉疴而站到了世界面前。

陈独秀

　　五四运动之后的新文化运动则展现出了一副新的面貌。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为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而五四运动的爆发则为知识分子和工人的结合提供了契机。在新文化运动的后期，社会主义思想成为传播的主要内容。此后共产主义小组在全国相继成立，并创办了《劳动界》、《劳动音》等为工人阶级服务的刊物，由此促进了中国工人阶级的觉醒和组织。而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不仅为中国革命指明了方向，也为中国文艺的发展和转型提供了经验。无论是在国民革命和十年对峙时期，还是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与工农运动的结合及对革命的操演都有力促进了无产阶级文化的传播。

　　1942年，毛泽东发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进一步深化了新文化运动的主题，更加明确地提出中国文艺为谁服务的问题，即确定了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基本方针和文艺工作者的人民大众立场。由此“五四”以来的新文学在民族化和大众化的方向上迈出了新步伐，产生了无数反映革命斗争和工农兵生活的优秀作品，如小说《小二黑结婚》和歌剧《白毛女》等，为革命事业的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事实上，“五四”以来的革命文艺传统一直延续到了新中国成立以后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当中。随着新中国的成立，人民群众的历史地位得以彰显，文艺工作者也以更加贴近现实和群众的方式，创作出了更具思想深度的作品，形成了中国社会主义的文艺精神和传统。直至今天，革命的文化传统依然是当代文化的主旋律之一。

　　回首“五四”的百年历史，我们可以从中发现中国文化艰难而又坚韧的现代化过程。正是在民族危难的历史背景下，中国现代文化的发展被打上了深深的“救亡”烙印，并在精神内涵和审美形式上都与民族主义密切相关。可以说，爱国主义是中国文化现代化进程中的底色。而从西方资产阶级思想到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变化，则体现出了中国人民的历史选择。我们不仅需要用西方的理念来批判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糟粕，更需要考虑到中国的独特情境，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方能重新建构现代中国的新文化，实现中国现代文化的“创造性转化”。

　　在文化体制深入改革以及文化产业大发展的背景下，正是凭借着大力发展文化产业，新世纪以来文化市场呈现一片崭新面貌。政府一方面对能够市场化发展的文化领域进行大胆改革，促进民营资本成为文化市场的重要力量，如影视、互联网行业等，另一方面对那些很难有市场收益，又对国家、百姓有深远影响的文化艺术形态进行保护和扶持，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等。在这个过程中，文化、艺术的基本生态发生了巨大变迁，形成了两种文化景观，一种是各种文化产品的繁荣，不管是出版、演艺等传统文艺形式，还是网络文学、二次元文化、网络游戏等数字时代的新文艺；二是建立了各级非遗传承保护体系和图书馆、博物馆、农村数字公益电影放映工程等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惠及更多基层群众。

　　对于当下的主流文化市场而言，有3个基本特征：一是，国家不再像计划经济时代那样，是文艺生产的出资人和生产者，更多地扮演着管理者、监管者的角色，为文艺市场健康发展保驾护航；二是，文艺生产的主体也从体制化的文艺工作者变成依靠市场养活的艺人，市场效益成为文艺生产的重要指挥棒；三是，观众与文艺作品的关系是消费者购买商品的市场关系。也就是说，国家负责把关，市场负责生产，观众负责消费，这成为文化生产的基本格局。不过，文艺不是一般的商品，它承载着民族文化记忆，影响着人的精神面貌，负担着文化软实力、国家形象，更涉及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弘扬。借用两句古诗“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这里的“文章”也可以换为一般的文艺作品。这两句诗说明两个道理，一是文艺是传之千古的事业，不可小觑，二是一得一失，只有创作者才能明白，而创作者对从事文艺创作也要心怀敬畏之心，对得起“天地良心”。

　　好的文艺作品可以流芳百世，对后人和未来产生不可估量的影响，中华民族能够传承至今，离不开坚韧不拔、海纳百川的中华文明的积淀，才能够一次又一次在外来文明的冲击下浴火重生、脱胎换骨。当然，强调“文以载道”并不意味着一种外在的、僵硬的说教。文艺的特点恰好是寓教于乐、润物细无声，这也正是市场化的大众文化的优势所在，也只有春风化雨，才能真正地入心入耳。

　　可以说，通过40年来对内改革、对外开放，中国经济实现了高速起飞，从传统中国变成现代中国。中国的城镇化率已经超过50%，使得几亿人变成工业人口，如此短的时期、实现如此大规模的现代化，在人类发展史上也是非常罕见的。这意味着近代以来讲述中国故事和中国经验的前提发生了变化，这既需要改变那种对传统中国的武断批判态度，又需要调整对西方现代性的盲目崇拜。这种混合了悠久的古代文明、不屈不挠的现代精神和经济硬实力的当代中国，确实是一种近代以来完全崭新的经验。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开始扭转百余年来激烈的反传统和自我否定，尝试“回收”、追认曾经被遗忘的灿烂与辉煌。于是，这种崭新的文化经验，显示了中国克服了近代以来的文化自卑感和现代焦虑感，开始用现代中国的文化自信来讲述新的中国故事。

　　（作者：张慧瑜，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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