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兵荒马乱的年月里，孔昭仁和孔昭德兄弟一起闯关东来到东北，落脚大连的大码头，哥哥孔昭仁八面玲珑，善于支应，凭着跟日本人的关系，很快成了货运码头的一方当家人；弟弟孔昭德血气方刚、义薄云天，与乡亲工友们打成一片，帮衬哥哥经营。

　　有一天，孔昭德和工友们发现了孔昭仁在给日本人运送军火，兄弟俩从此分道扬镳——哥哥继续埋头于他的“打拼”，讨好日本人，送女儿去东洋留学，让儿子娶日本姑娘，竭尽所能地维系着他掌控大码头的根基，直至沦为汉奸，亲手打死了他念念不忘的名角二姑娘；弟弟则带领一批工友自闯天下，遭日本人缉扣而发生冲突，大难不死，隐姓埋名成为大连放火团成员，与侵略者展开了充满血性的斗争。待到兄弟再相见，一个被捕而重镣在身，面临生死抉择；一个已沉沦难返，尊严扫地。崇高与卑微，纵使求仁得仁，一切已狼藉如斯。

　　这就是大连话剧团带来的话剧《大码头》（原著徐铎，编剧黑继文，导演王晓鹰、王剑男）所讲述的故事。如果不是发生在日本侵略者狼贪在侧、虎视眈眈的多事之秋，它本可能成为一个励志传奇，终究却成为一个汉奸的“罗曼蒂克消亡史”——孔昭仁周遭的亲人及民众的觉醒、抗争和牺牲，早已为他准备好了历史的耻辱桩，弘扬正义、鞭挞丑恶的主题呼之欲出；在剧烈的爆炸声中，众人与敌人玉石俱焚，前推的栈桥上孔昭德、二姑娘、孔宪隆、吕静梅等人俯瞰着匍匐在地上的孔昭仁，无声地进行了灵魂的最后审判。

　　在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大连放火团赫赫有名，曾通过破坏日本占领区内的军事设施、战略物资等，为抗战胜利做出了突出的贡献。话剧《大码头》取材于此，使抗战史上这段如今显得缺乏关注的往事呈现于舞台，是让人感佩的。由于东北地区在近现代中国历史上的独特地位及处境，曾经的压抑与屈辱就像萧红在《生死场》中的描述，卑微的生存和无助的死亡成为所有人的一个局；血性抗争背后的意志消磨，虽终以胜利而能告慰牺牲，却依然连痂带血，深深地楔入人类命运的隐秘之痛。从它所应得的反响看，这部戏显然被低估了。

　　屈辱地生，还是壮烈地死，看似简单的问题，在人性与具体处境的对话之中，永远像一场赌徒间的谈判，考验的并不是逻辑链的推演，甚至不是筹码的大小，而是谁是庄家。在家国沦丧之际，孔昭仁试图苟全性命于乱世、险求富贵于虎狼的一系列行为，自然有他的逻辑——他经营大码头可以更好地庇护兄弟、家人和众乡亲，他遣女赴东洋留学既是捆绑关系、扎牢根基，也是向日本人表忠。但他忘了，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庄家不仅可以赌得更大，还可以掀桌子。在这一点上，孔昭德就比他高明得多，他直接掀了桌子。

　　也许孔昭仁的人生理想，原本不过一出吕剧《王小赶脚》，牵着毛驴，调戏一下谁家的俊俏小媳妇。他算不上是好人，但毕竟还有一些担当。他的悲剧，归根结底是因为人性的局限。当孔府被日本人森严看住，孔昭仁被迫杀死二姑娘，他的筹码就已用尽；当他再想救孔昭德的性命之时，所有的身家钱财已无济于事。剧中有两场戏，一场是孔昭仁枪杀二姑娘，一场是他被要求脱光衣服接受检查。当最美的记忆被自己亲手毁灭、最底线的尊严被无情践踏，场面是诛心的，然而我们找不到一丝对他的同情，除了哀其不幸、怒其不争。

　　在话剧《大码头》中，高桥的虚伪诡诈、险恶用心，小野的冷酷残忍、野蛮行径，不过是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日本帝国主义鲸吞蚕食东北的真实写照。全剧所有的冲突、悬念，其实昭然若揭，反而是以孔昭德、二姑娘、吕静梅为代表的抗日志士和以孔昭仁为代表的卑微苟且者的不同路线选择，透露出某些或昂扬或颓败的精神密码——一方面，孔昭德破坏日本人的设施与物资、二姑娘毫不惜身刺杀汉奸等行为，与吕静梅受组织委派接近、争取孔宪隆的行动，蔚然壮阔地谱写了民族精神的浩然正气；另一方面，孔昭仁苟且偷生、步步沦丧的侥幸心理，其曲折幽微之处，不足以自洽道义，却揭示了历经数千年农耕文明而猝然遭遇从来未有之大变局的一部分民众，那囿于血亲渊源、乡土执念而“有家无国”的弊陋。

　　在费孝通《乡土中国》一书的描述里，传统中国社会更关注基于血亲关系及其扩张的近邻、势力圈子，利益考量和道德辐射往往很受个体格局的局限，“推己及人”在经验实践中的利己属性，很难形成更具普遍性的公共价值，或存在虚伪性、投机性。在孔昭仁的身上，我们看到了一种后期犬儒主义的颓败感，所有的妥协都变成一种侥幸，原因即在于此。他和弟弟一起怀念追逐着看二姑娘唱戏的日子，那往昔的美好被描述得温暖可喜、充满兄友弟悌，但一系列细节暴露了他的自私——看戏是“就想娶个像二姑娘那么俊的媳妇儿”，闯关东则是弟弟“逼”他骑驴、口粮紧着他吃，以致当他称遇到高桥为“遇到贵人”、接纳老乡是因为老三心眼好，祭祖时再请二姑娘来唱戏等等，我们不难从他的脉脉温情背后看到他的自我满足。达不忘本、知遇感恩、兄友弟悌等传统宗法社会观念就像一袭华丽的袍子，掩饰了他的占有和虚荣，使他看起来不那么赤裸裸。他杀二姑娘，迫于情势的危急和护佑家人的心理，看似情理自洽，实际不过是屏蔽大义的又一袭袍子。那一声枪响，就像他亲手撕毁了所有的虚饰伪善，他就再也回不了头了，彻底跟日本人捆绑在了一起，也再无力回天。

　　孟子曰：“君子不立于危墙之下，焉可等闲视之。”鲁迅说：“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这就是中国的脊梁。”中华民族从不缺少“君子”和“脊梁”。经历了数千年的农耕文明和专制王权统治，民众意识的变革和扬弃，绝非一时可尽功。从二姑娘刺杀汉奸的民众自觉，到吕静梅、孔宪隆等年轻一代为摧毁侵略者物资而与敌人玉石俱焚，那首流行于青年学生中的郭沫若诗歌《凤凰涅槃》，实际上表露了创作者直面民众弊陋的态度，那一声爆炸充满了象征性——既是现实地摧毁敌人的物资、与敌人同归于尽，同时也意味着民族精神的一次扬弃和升华，震撼是响彻灵魂深处的。

　　这部戏采取了用山东快板进入的方式，施施然由远及近，说书人随后成为剧情中的吴管家，让几十年光景像陈年往事、任人评说。孔氏兄弟幼时看戏，孔昭德船撞日本人，二姑娘刺杀孔昭仁等等，一幕幕借灯光舞美营造的人物心理镜像和另一时空，其实是极为风格化的。表面上，它填充了舞台、外化了人物心理、提供了剧情的历史文化景深；但更重要的是，它把人物的选择推到了一种历史的远景里，恰恰消解了孔昭仁行动的正当性，凸显了孔昭德、吕静梅等人的崇高性。是非成败转头空，唯历史是价值的主宰，当一切沧海桑田，孔昭仁原以为极其重要的事情，不过俱已尘埃；他所有的借口、伎俩，显得何其卑微和渺小。剧中，二姑娘除了唱戏的情景，无有一句台词，枪响灯灭，却蕴含着自觉反抗的民众伟力。它与最后的爆炸构成了某种呼应，沉默的大多数，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

　　大连话剧团是全国建团最早的专业话剧团体之一，其渊源可追溯到延安鲁艺，有着悠久的历史和优良的创作传统。改革开放后，曾推出了《使命》《勾魂唢呐》《送你一支歌》《三月桃花水》《月亮花》《民意如天》《一诺千金》等一大批优秀作品，广受赞誉。由于种种原因，近些年来剧团处境较为艰难，但始终坚守着自己的创作传统，并且在转型发展中积极探寻多元路径，如在市场考察基础上创作了话剧《这里有情况》，短时间内就在全国连演百场，赢得了票房和口碑的双丰收。像话剧《大码头》，就是又一个十分扎实、富有担当的创作成果。在幕后，主创们辛勤付出；舞台上，演员们用心用情用功地表演，尤其让人敬佩和感动。他们用作品说话，充满对艺术的敬畏，沉甸甸地诠释初心。我想，他们和他们的作品应该得到更多的关注和关心，这样的创作也应该获得更多的敬重和支持。

　　（作者：郑荣健，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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