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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个伟大时代，中国人的自我意识与世界图景在发生变化，人类的生活方式与历史远景也在发生变化，这种种变化往往超出个人经验与想象范围，为主题性创作特别是重大题材创作提供前所未有的契机

　　近年来我国涌现出一批重大主题性优秀文学作品，如重大工程建设主题、脱贫攻坚主题、纪念改革开放相关主题等，在社会上引起广泛反响。这是文学界贯彻习近平同志关于文艺工作重要论述结出的果实，也是中国作家讲述中国故事的突出成就。另一方面，若较之于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魏巍《谁是最可爱的人》、徐迟《哥德巴赫猜想》等经典作品，当前一些主题性创作尚有提升空间，有些作品仅以主题和题材取胜，而在作家的主体性、历史感以及艺术表现能力等方面仍有不足，有的甚至流于简单化与片面化。这就提出一个重要课题：我们的主题性创作如何走向高峰？

　　正确认识题材意义，重建文学与时代社会的紧密关联

　　在讨论主题性创作高峰问题之前，有必要回到一对经典命题：“题材决定论”与“题材无差别论”。这是在当代文学史上引起频繁争论的一个话题，其核心在于题材的选择是否可以决定一部作品的文学价值。到20世纪80年代，文学界的一个普遍共识是，一部作品的文学价值不是由其题材决定的，有时较小的题材反而比宏大题材更具时代精神，挖掘得更深更透，更具有艺术性，因而对于作家来说，选择什么样的题材是平等的，也是自由的；但题材并不是无差别的，重大题材因其重要性、全局性，关注度较高，对作家的思想艺术能力要求较高，而较小题材因其日常性，更具普遍性，也更易于把握。应该说这一共识是时代进步的产物，也是对片面强调题材决定性作用的纠偏。

　　但是随着时代发展，文学界又出现“写什么”与“怎么写”、文学“向内转”、宏大叙事式微、日常生活与私人写作等思想命题。“写什么”与“怎么写”这一命题，质疑写作内容与题材的重要性，偏向形式与技巧探索；文学“向内转”则将作家关注的焦点或重心从外部世界移开，转而关注人类的心灵世界；宏大叙事式微则是受到西方后现代主义等思潮影响，对所有的宏大叙事均持怀疑态度；日常生活与私人写作更偏重于对日常经验、私人情感的挖掘——应该说其中有些写作主张在特定时代起到过开拓作家思想视野、扩展写作题材与范围的作用，但是在今天看来，也造成一个严重后果，那就是作家探索范围越来越局限于形式与技巧、心灵世界、小叙事与私人经验，而缺乏对时代、中国与世界的整体性思考与把握，也缺乏关注与表现重大题材的兴趣和能力，成为中国作家思想与艺术探索的一个缺憾。

　　新世纪之初，伴随着倡导讲述中国故事，中国文学开始重建文学与时代、社会、世界的关联。2014年以来，习近平同志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等一系列关于文艺工作的重要论述，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角度对文艺寄予希望。主题性创作的新一轮兴起正是在讲话精神指导下对文艺思潮进行反思的成果。

　　以理论辨析激发创作实践，呼唤匹配时代的高峰作品

　　主题性创作尤其是重大题材创作，仍面临理论与实践上的诸多课题，需要我们进行新的阐释与理解。

　　一是如何理解主题性创作与主题先行的关系。主题先行是文艺创作的大忌，主题先行的作品往往干瘪生硬，但是从文艺创作过程来说，作家面对纷繁复杂的世界，也往往要从某一主题出发，对生活做出选择、取舍与剪裁，这是一个自然而然的创作过程。作家自己寻找主题与主题先行之间的区别在于作家是否真心认同、认可这一主题，只有真心认同，才能将这一主题当作自己的主题。杜甫的诗歌之所以伟大，之所以动人，不仅仅因为他在主题上反映儒家思想，而在于他将这一思想道成肉身，融合成观察与体验世界的独特情感；我们的革命作家之所以受到尊崇，就在于他们的文字不仅仅是用墨水写的，也是用鲜血与生命写成的。主题性创作要走向高峰，就要避免主题先行，而是要从时代生活和时代精神中发现、体悟、提炼主题，尊重生活内在逻辑与艺术自身规律，只有这样，才能让创作真正贴近现实，更具有艺术说服力。

　　二是如何理解主题性创作与作家主体性的关系。对一个作家来说，可以选择也可以不选择主题性创作，因为主题性创作不一定适合所有作家，主题性创作也对作家的思想艺术能力要求较高。一旦选择主题性创作，也并不意味着就是跟着题材走，相反，作家要充分发挥自身主体性与主观能动性，做出独到观察、思考与判断。主题性创作由于其重大性、严肃性甚至政策性，作家想标新立异很难，但是从另一个角度看，作家不是“当事人”，不是某一重大工程或者重大政策的决策者与实施者，也不是与之息息相关的基层干部和普通群众，他所处的位置具有相对独立性与超脱性，使之有机会接触各种人的想法、综合各种人的意见。作家既然选择某一主题进行创作，其背后必然也有关于这一主题的知识积累与资料储备，这使之观察与思考问题便不仅着眼于当前，而且具有一种整体性与历史感。作家在政策理解与执行方面不如干部，在生活的直接经验方面不如群众，但其位置与思考具有独特性，在这方面作家正可以重建自身主体性，在综合基础上做出真正富有创造力的表达。只有充分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才能在主题性创作中脱颖而出。

　　三是如何理解主题性创作与深入生活的关系。主题性创作因其宏大性，往往超越作家的直接生活经验，作家要进行主题性创作，必然要深入生活、扎根人民，这也是我们一直强调的；另一方面，我们也要辩证理解艺术创作与深入生活的关系，深入生活永无止境，但深入生活并不是最终目的，作家的最终目的是将生活经过选择、取舍与剪裁，以艺术化形式呈现出来。在这个意义上，作家还需要不断提高艺术修养与艺术技巧，才能较好完成这一任务。深入生活与提高艺术技巧不是矛盾的，而是统一的：只有深入生活才能深刻理解生活，才能获得丰富写作素材；只有提高艺术修养与艺术技巧，才能赋予生活以更加完美的形式，才能让作品具有打动人心的力量。《谁是最可爱的人》之所以打动人，不只在于反映抗美援朝这一重大题材，而且在于作者在深入生活中抓到诸多令人过目难忘的细节；《哥德巴赫猜想》之所以打动人，不只在于反映新时期我国知识分子政策的重大调整，而且在于作者在写作过程中充沛诗情与激情的自然流露。在这些背后，则是深入生活与艺术修养的统一。

　　四是如何理解主题性创作中真实性与倾向性的关系。真实性与倾向性是我国文艺理论中反复出现的问题，在主题性创作中尤其突出。我们的作家既要关注整体倾向中光明的一面，也要尊重生活真实、关注历史进程中复杂与曲折的一面。只有充分写出历史发展的方向，才能鼓舞人民斗志，只有充分写出历史的复杂，才能让人们认识到历史前进每一步来之不易。在柳青的《创业史》中，既有代表历史前进方向的梁生宝，也有因袭历史重担的梁三老汉，以及其他不同人物的复杂反应，这才从整体上反映那个时期的历史真实。我们的作家只有处理好真实性与倾向性的关系，才能在复杂的历史进程中发现历史的本质，追寻历史前进的方向。

　　习近平同志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这个新时代既是中国的新时代，也是人类的新时代。在这个伟大的时代，每个人的生活都在发生变化，中国人的自我意识与世界图景在发生变化，人类的生活方式与历史远景也在发生变化，这种种变化往往超出个人经验与想象的范围，也为主题性创作特别是重大题材创作提供前所未有的契机。我们的作家只有深入生活、扎根人民，不断提高自身思想艺术能力，才能创作出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伟大作品。

　　（作者：李云雷，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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