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喀什噶尔》（王刚著，作家出版社出版）起初在《当代》杂志发表时，刊物封面上写：《英格力士》的姊妹篇章，青春痘时代的青春痘祭。这是一次引诱。没有读过《英格力士》的，因为“英格力士”这样的直译和“青春痘时代”可能会产生“青春”的联想；读过《英格力士》的，在“向东”之“英格力士”与“极西”之“喀什噶尔”之间，必然踌躇，王刚此番有何变化？

　　我在想，是王刚自己把两个差一轮的作品拉到一块，还是《当代》编辑的良苦用心，答案暂时不得而知。

　　但《喀什噶尔》就是《喀什噶尔》。无论王刚的心境，还是写作方式，乃至语言表达，都已经和《英格力士》处于不同的时间空间，很多想法也已经有很大不同。比如写《英格力士》时，作者尽量借用那个叫刘爱的小男孩的眼睛来观察特殊时期、特殊历史境遇中的人和事，而他自己想要对时代发言的权利主要借大段的评论来完成，自然，文本的思想容量是想要展示给读者的闪光地带。《喀什噶尔》的叙述者“我”却是两个时期的主体的混杂，一个是文本中特定时空的实践者——17岁的男人，一个是在百度语境和世界文化环境（混杂着巴黎、土耳其、西班牙、华尔街等各色文化符号）中回忆的“我”，后者或许是这个写作者，当然也未必。假如把时空加起来，那将是1977 + 80年代+ 2000 + 2016，或许还得加上60年代，几乎半个世纪的历史借助喀什噶尔这个惹人联想的地域串联起来。

　　作者想要言说什么？他是否还有12年前拉斯蒂涅般的雄心？《英格力士》疾风暴雨式的连篇议论所带来的思想轰炸，在12年后是否还有这样的力度和冲劲？凡受到引诱的，读过《英格力士》的，可能都会有这样的怀疑。至少我是其中一个。第一个问题还得回到讲了什么故事上来。一群想方设法争取来的文艺兵队伍来到南疆重镇喀什噶尔，也就是距喀什城9公里的疏勒县，有男有女，共同在“进步”的路上遭遇了青春期的萌动，在日常的紧张生活中摸索着人生意义。这个人群中有“我”——王迪化（这个名字直到小说倒数第二章的倒数第二节的最后方才出现，显然是个很有地域色彩的名字，乌鲁木齐旧称迪化）；艾一兵——与“我”有青春期的萌动，同时是那个特定时代印记的青春代表，“写血书”“晨扫”是这个女孩子采取的令人震撼的社会行动；华沙——刚刚进入青春期的音乐天才，与“我”是知己好友；欧阳小宝——台上的笑星、台下睁着紧张的双眼观察世界的悖论存在，最终走向了“神仙湾”，以生命的代价回馈青春。在“我”的视线所及，读者和“你们”（作品中时常出现的听故事的对象）看到听到了一个走向边防的文艺兵们遭遇的政治和青春并驾齐驱的故事。那么，这些是不是作者要言说的重点？是，好像又还不够。“我”在不同时空中的穿梭分化着彼时17岁男孩的思想容量，不断将话题拉向另一维度。作品中始终不曾离弃的“你们”，似乎才是叙事的对象，“我对你说，你听”这件事远比说了什么重要。

　　跟《英格力士》比起来，《喀什噶尔》的表达同样引起我很大的兴趣。《喀什噶尔》的叙述沿袭了王刚作品讲故事的欲望，无论是对主体思想和行为的反复言说，还是力图把不同时代的话语表达带入故事，都展现出作者对叙事的兴趣和耐心。比如“库地达板到了，应该告诉你们达板是什么，百度说达板在维吾尔语和蒙古语当中的意思是高高的山口和盘山公路，真的吗？周围是欢腾的荷尔蒙，我跟华沙站在道具车上，看着车后扬起了几百米长的尘土。浓烟土滚像是战争的尾声，被风吹着朝后面涌动。华沙拿起了手风琴，我拿起了长笛，我们演奏印度的流浪者，我们其实就是流浪者，节奏跳动，我们也在车上拼命地跳动。我们奏乐，就像是农村葬礼的乐手那么高兴；我们做怪相，就像卓别林走在洛杉矶的大街上。”这种写法有点像战场上的指挥官，既要顾及人物，还要和听故事的人或者读者交流，句式上则在简洁之中加以描摹、渲染。若说有什么是不变的，那是王刚作品中始终存在的感悟和对存在的思考。

　　《喀什噶尔》在语言表达上松弛而有延宕的诗意，也有些像散文。如“我知道你们喜欢听西藏这两个字，我也喜欢说说西藏。可是，我们当年是从新疆去西藏的，与你们今天不一样，我昨天刚看了地图，我的记忆完全正确，从新疆可以去西藏，而且，那是一个完全不同的西藏”。在表达上，这句话里的“我”和“你们”构成了对位关系。显然叙述者是有明确讲故事的意识的，但是他不着急，就这么平淡地扯来扯去，只要把事情说明白就好，绕一点并不是问题。再如“我已经是一年多的兵了，我应该有两套属于自己的军装吧？最起码也应该有一套属于自己的军装了。我跟自己的军装很有感情，那是我最贴身的东西了。什么东西都可以离开你，可是一个体面的人怎么可能离开自己的衣服，就是说一个士兵离开了自己的军装”。这种叙述很有耐心，还能在每句之间附加点东西，显出作者驾驭语言的功力和思想的稳定。

　　当然，把《英格力士》和《喀什噶尔》连接起来的，还有这个隐喻性的地域：新疆。在王刚这里，新疆一直如影随形，即便在《月亮背面》和《福布斯咒语》，也都能感受其存在。且不论新疆在其他作品中的叙事位置和心理位置，到了《喀什噶尔》，剩下的多是固着在具体境遇上的情感，多年以后，终究还得面对。叙述也就变成了与往事的和解，心中关于地域的文化想象也不再着意建构在与其他地域的差别之上，而主要讲发生在喀什噶尔的故事。而且，在《当代》同时刊发的关于作者介绍的第一句竟然是“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子弟”，这种震撼真是不小，我知道不到十年前王刚还是很不愿意别人把自己归为“兵团作家”行列的，当然也不会把这一出身这么堂而皇之地亮在世人面前。这种变化似乎在强烈提醒我们注意一个作家和他生长的土地之间的关系。像王刚这样，与地域之间的紧张感延续了几十年，如今的“回望”和“面对”是“不得不”，还是“必须”？这是“地域分裂症”，还是对自身历史的“重新发现”？无论哪样，“姊妹篇章”的说法其实是靠不住的，倒不如说是“重述”，或者“重返”。由此，前文两个“是否”的答案大概都是局部否定。2004年的王刚凭借《英格力士》在文坛赢得一席之地，其时其力可谓强劲，而那个小男孩刘爱也怀着对北京、上海、南京等“口里”的大都市的憧憬和羡慕开始了“闯世界”的人生。2016年的王刚，或者《喀什噶尔》中的“我”却是带着对世界的体悟和沧桑“回看”生命中不可抹除的印记，怎么看怎么有股子“过来人”的酸楚。而说到思想的容量，倒不是可以用“轰炸”来简单比拟的。

　　在《喀什噶尔》后记中，作者这样写道：“我是被自己放逐的，还没有任何人与我过不去，自己已经绝望地躲到天山的一个角落里，那儿是我的故乡，有我许多童年的因素仍然活着。”在这里，“放逐”成为解读王刚作品的切入口。《英格力士》中的刘爱和《月亮背面》的牟尼，带着对繁华都市和中心的仰望离开了“天山的一个角落”，离开“故乡”，去往“梦乡”。而今带着再地域不过的“喀什噶尔”归来，是对当年“放逐”行为的救赎，还是在悲叹如今的自己依旧“天下虽大却无处容身”？或许依旧出现在后记里这句话透出了答案：“我只是在无法摆脱的寂寞中去寻找自己也从来没有弄清楚的自由。我在衰老中渐渐意识到自己从小到大都是那么边缘……”自由、边缘、寂寞、放逐，这些词汇伴同着地域意义上偏远的“边疆”和文化意义上的“非中心”搅扰于王刚的世界，自由还是放逐，边缘还是中心，寂寞抑或热闹，原本界限清晰的概念变得边界模糊，难辨彼此。

　　最终这一切都成为故事。作者把这部关于一群年轻人的故事结局设计成：“我”和华沙制造了战友们的死因——为崇高的理想付出了生命，却也因此成为事件和这段经历的亲历者和见证人。换句话说，这是由“我”来讲述的故事，关于爱情，关于死亡。在这个意义上看，自传，或者真实，都不那么重要。关键格局还是在于：我讲，你听。

　　（作者：张春梅，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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