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艺评论网编者按：
《人民政协报》自2018年3月31日起，在隔周星期六的“华夏周末”专版特设专栏“艽野散记”。目前专栏已刊发一组散文(文末延伸阅读可看往期)。
老王
爱因斯坦说，大自然在她的儿女中间并不是平均地分配赐物，但是多谢上帝，得到优厚天赋的人是很多的，而我深信，他们多数过的是淡泊的、不引人注目的生活。读了这段话让我想起了30多年前在燕山深处乡村中学教过的好几个极具天赋，而又默默无闻的学生，又让我想起了当年在九龙县下乡时认识的老王，想起了他因天赋而带来的曲折人生。
那天上午游五须海，正巧有一个镇的文化站站长老王陪同。老王很善谈，对基层文化情况很熟悉，越聊兴趣越浓，我索性拉着他离开陪同人员跑到湖边，躺在几颗大松树下的一片草地上，听他讲起了过去的事情。
老王属龙，叫王人龙，1954年出生，原来是文化个体户，在镇子里的十几个村寨放电影，前几年因对农村文化建设有贡献，已转成了国家正式职工，每月可拿2000多元工资。他在村里很有威望，是农村中有文化的能人，村民谁家有大事都愿找他商量，请他帮助解决。他爱人早年是镇舞蹈队的，人长得漂亮，比老王小不少，俩人因文艺走到一起，情投意合，很有共同语言。
他有三个女儿，大女儿在邻乡当副乡长，二女儿会画画，三女儿在县广播局当记者，就是这两天一直跟着我们搞报道的小王，人机灵也很勤快。老王热爱绘画，也会木工，属于齐白石早年干的那种细木匠，算是一个民间艺术家，现在还经常出去给人家房屋和寺庙做绘画装饰。
老王自幼酷爱画画，天资聪颖，无师自通，画什么像什么。上学后，成绩一直出类拔萃，深得老师喜欢，十里八乡也小有名气。他为了练习画画，经常偷偷地跑到讲台上拿老师的彩色粉笔，老师知他喜欢画画，常常默许不计较。
老王12岁那年，赶上了文化大革命，雪山脚下的小山村也掀起了一道道波澜，人人都很紧张，不知什么时候一不小心灾祸就会落到自己头上。他们村是藏汉彝杂居地区，有一个老汉，汉语讲得不好，他有一条狗打猎很厉害，他对人不知怎样夸赞，就说像林彪打仗一样厉害，被人告发后当作反革命判了刑，一蹲就是好几年。文革刚刚结束时，村里三年级两个小学生填空，正好填反了，成了“英明领袖四人帮一举粉碎了祸国殃民的华国锋”，两个小学生立即被开除，家里人也受到了牵连。
有一天，村子附近的一个岩洞里发现了一幅木炭画，画了几个乌纱帽，边上写了“毛主席万岁”几个字，村里人都去看，还交口称赞画得像，字也写得好，不比旁边崖壁上的度母差。几天后，不知谁又在上面加了“打倒”两个字，这下麻烦大了，村里立即向县里报告，一下子成了轰动全县的反革命案件，听说在州里和省里都挂了号，县里立即派了专案组进村调查。村里人都知道老王爱画画，他自然就成了目光的焦点。他家庭成分是上中农，被视为风大随风、雨大随雨的处于十字路口的动摇派，是人民团结争取的对象。
还有人说，他这个名字王人龙起的就有野心，天生就想造反。这样一来，众口一词，越说越像，老王就成了怀疑和调查的重点。专案组把老王关起来审了一夜，但老王骨头很硬，矢口否认。专案组见是个12岁的孩子，一时拿不到证据，也没了办法，无法结案。
反革命找不出，专案组不能走，村里人人自危，不得安宁。有人跑到专案组说，王人龙和同学邓正中要好，天天在一起玩，肯定知道内情。专案组找到邓正中审问，他开始说不知道，没看见。专案组就设圈套哄他说，岩洞里那幅画画得很好，可见画画的人有天赋，要是小孩画的，调查清楚，承认错误就没事了，还要保送他到国家名牌大学专门学画画，不能埋没人才。邓正中和王人龙同年同月同日生，有时也跟着画画，一听这话便动了心，就说是王长生和他一起画的，还自称画得也好，不比老王人龙差，要保送就连他一起保送。这样，老王和邓正中就作为现行反革命被关押了。在狱中，老王死不承认，被指斥为顽固不化，拒不认罪，应当严惩。邓正中是个软骨头，虽然知道保送上大学无望，却表示要带罪立功。办案人员要他供出背后的大人指使者，他便供认是他父亲。他父亲原来是刘文辉的侍卫副班长，身份不好，又得罪了不少人，这下正好给了好多人出气的机会，到村里取证，人人都说是他干的。结果由公安和法院等部门组成的人民保卫组将王的年龄由12岁改成18岁，公开宣判为反革命。
邓正中的父亲那年63岁，被判18年，文革没结束就死在康定新都桥监狱。邓正中因认罪较好，受成年人指使蛊惑，就按12岁处理，批评教育后释放。老王在县城的监所关了1年零2个月后，改为监外执行。老王说在狱中，上午吃一小团糌粑，中午啃一个窝头，晚上吃点渣渣饭，两三个人一个房间。因为毕竟是个孩子，还有点手艺，有时帮监狱干点零活，监狱里的人同情他，倒是没怎么挨打。监外执行在村里进行，有专人监督，必须定期请示汇报，外出要请假，不准乱说乱动，老老实实接受改造。村里还有一个富农也属于监外执行，脏活累活重活首先让他俩去干，还常常挨批斗，见人也抬不起头，都二十几岁了也没有哪个姑娘肯嫁他。
文革结束后，有一年老王在一个退伍军人家里做木工，听到收音机里说中央正在平反冤假错案，心里顿时激动不安。回到家里连夜写了4封控诉信，分别寄给州、县有关部门。一个星期后，还是当年审判他的那个人保组叫他去听审。组长大呼小叫，拍桌子瞪眼，想把老王压制下去。老不服，也拍桌子大吼：“你们抓我时我12岁，50来斤，现在20多岁，100多斤了，我已不是那时的孩子了，你们吓唬不住。有本事你们明天就把我拉出去枪毙，100多斤也不要了！否则我就到州里、到省里去告，解决不了，就一直告到中央！”老王说，那时大的形势已变，人保组底气也不足了，怕事情闹大，也软了下来，就花言巧语安抚他，把老王打发走了。第二次又叫老王听审，劝他不要上告，还叫老王提条件。老王提出要上大学学画画，想当齐白石，要安排工作，要开大会宣布平反，要发抚慰金，还要政府给他找老婆。那帮人说什么都可以商量，回去研究研究答复。一拖再拖，最后什么条件都没落实，只是以九龙县委办公室的名义下了一个文件，做了一个结论，说弄错了，就几句话。
我好奇地问老王那个叫邓正中的同学下落怎样。老王说，他现在在乡卫生站工作，有时见面，闭口不提此事，连一句道歉的话都不肯说。
老王讲完自己的故事，沉默了一会，话题一转，望着高处的雪山说，这里虫草产量大，质量好，一般一家一年可挖一两斤。但药效都是吹出来的，大城市和沿海地方的有钱人纯粹是一种心理作用。80年代，这里的虫草只有14元一斤，他弟弟有一天挖了2700多根，粗壮的顺手就剥皮吃了，也没见身体好到哪里去。我说，时代变了，什么都在变。时代错了，可以改过来，但对于个人命运而言，那就是全部，一切都无法更改。正如人们所说，人生的确是一次有去无回的旅行，我们能做的就是欣赏眼前的风景，期待更好的远方。听了我的话，老王把目光收了回来，落到草地上，呆呆不语。流过草地的小溪已结出了一片片冰凌，画着优美的曲线，哗哗哗哗地汇入海子。绸缎般的阳光轻柔地覆盖在草地上，像蒙上了一层晨霜，白白的，薄薄的。两只乌鸦若有所思地在上边踱着细碎的步子，几只散落的牦牛，不吃草，抬头望着天空，伫立不动，一副若有所思的样子。草地边上有一片枯树，影子清泠泠映在湖水里，不屈的枝干伸向碧蓝的天空和远处的雪山，仿佛在抗争，又像在呼喊，在深冬凄美寂寥的荒寒苦岭中，勾勒出了一副生命精神的剪影。
（作者：庞井君，中国文联理论研究室主任、文艺评论中心主任，中国文艺评论协会驻会副主席兼秘书长，《中国文艺评论》杂志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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