迄今为止，祖国大陆对于“当代新儒学思潮”的研究已经超过30年，并业已取得了诸多研究硕果。可喜的是，人民出版社于今年推出了郭齐勇先生的新著《现当代新儒学思潮研究》(以下简称新著)，全书50万字，厚重典实，洋洋洒洒，从总体宏观上推进与局部微观上深化了对“现当代新儒学思潮”的研究。

　　新著不仅是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现当代新儒学思潮研究”的结题成果，也实为作者数十年来，持续精研现当代新儒家思想丰硕成果的结晶，贯注与洋溢着作者的儒家情怀、人文精神、宏富学识与精深智见，同时也反映了作者从倾向“西化”回到“传统”与弘扬“传统”的心路历程，表现出鲜明的学术个性和风格。作者认为，“只有坚信传统蕴含着应时而化的内在生命，坚守中国精神的价值系统，才能走出古今之争的对立格局”(新著，第488页。以下所引，仅注页码)。有其人必有其言，足征古人所谓“修辞立其诚”的遗训。展读是著，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与启发的，主要有如下几点：

　　其一，新著站在有关当代新儒家思潮学术研究的前沿高地，以中国的文化保守主义为一主轴和基线，从思想、哲学、宗教、文化与历史的综合通观进路中，对当代新儒家思潮进行了回溯性、全盘性的考察。新著将“现当代新儒家思潮”，置于伴随着全球性的现代化运动过程而出现的、世界性的文化保守主义(或称文化守成主义)大潮的“国际文化现象”中进行审视，认为与自由主义、科学主义鼎足而三的中国现代文化保守主义，乃是“五四”思潮和传统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作为这一文化保守主义思潮的主要力量，现当代新儒家并非是异军突起、孤立产生的。“从国粹派、东方文化派、国字号运动到现当代新儒家，有着千丝万缕、错综复杂的联系”(第10页)，因此“它属于文化守成主义的大的范畴”(第2页)。事实上，一个世纪以来，中国的文化保守主义思潮与自由主义和科学主义两大思潮，一直处于相互交错共进的发展态势之中，而今则正值文化保守主义抬头的时代，由“当代新儒学思潮”的研究与影响，孕育出了充满歧义和争议的当代“大陆新儒家”时潮，该书作者即是接续当代新儒家而启的“大陆新儒家”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30余年来，作者亲历、见证与参与了中国文化保守主义思潮的运动，因此他在对“现当代新儒家思潮”的研究中，始终不离中国文化保守主义这一主轴和基线，并能自觉地回溯到其历史过程中去，结合具体的思想运动或事件(如论战、书院与杂志的创办等)来展开，最后则又达到总体性地全盘通观与论述。由于现当代新儒学思潮是一历久而持续的思想文化运动，早已超过了三代的发展，形成了若干个“家族”共同体内的小群体，其主要代表人物多为学贯中西、统贯三教的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史学家、公共知识分子、横跨学术与政治的名学者，思想复杂，头绪繁多，很难从单一的视角和进路去把握这一思潮及其群体和个性。为此，作者采取了一种从思想、哲学、宗教、文化与历史的综合通观进路去多方位、多角度地透视与把握这一庞杂思潮，然后旁通统贯，自得于心，形成自己的学术个性与风格的研究策略，力求做到整全大体上“通”，部分群体上“透”和个体个案上“深”的“透视主义”的效果。虽说这是一种回溯性的历史的研究，但恰恰是要透过“历史”，而返回“现实”，并开创“未来”。作者说：“中国近代文明发展得以构成‘连续’与‘变革’的统一，而不是‘传统’与‘现代’的断裂。中国文化精神亦可借此而开显出源头活水，最终脱离西方现代单一度量中国古典精神的尺度，重新树立民族文化的自信。”(第489页)作者的苦心孤诣，不难于此而察知。

　　其二，新著在充分吸取了以方克立先生和刘述先先生为代表的对于“当代新儒家”或“现代新儒家”界定的基础上，进一步从外延上拓展了“当代新儒家”或“现当代新儒家”这一概念，在第一代第一群梁漱溟、熊十力、马一浮、张君劢，第一代第二群冯友兰、贺麟、钱穆、方东美，第二代第三群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第三代第四群杜维明、刘述先、余英时、成中英共计15人的基础上，补充了蔡仁厚(第三代第四群)，以及陈荣捷、陈大齐、谢幼伟、张其昀、胡秋原6人(对于后5人未定代与群)，拓宽与推进了对“现当代新儒家”的认识，充实与丰富了现当代新儒家思潮的研究内容，对于促进中国哲学史、思想史和文化史的研究与教学，均有积极的重要价值和意义。

　　其三，新著提出当代新儒家思潮发展的五阶段论，贯通古今，立足现实，寄望未来。第一阶段，是现当代新儒学思潮在“东西文化问题论战”(1915—1927)和“科学与人生观论战”(1923—1924)交叠期间的形成与诞生，称为“五四以后的新儒学(家)”;第二阶段，是现当代新儒学思潮在抗日战争时期和胜利之后的中国大陆的展开与发展，称为“抗战时期的新儒学(家)”;第三阶段，是20世纪50至70年代现当代新儒学思潮在港台地区的展开与发展，称为“港台新儒学(家)”;第四阶段，是20世纪70至90年代现当代新儒学思潮在海外(以美国为主)的展开和发展，称为“海外新儒学(家)”;第五阶段，是中国大陆改革开放以来，现当代新儒学思潮返输中国大陆的展开与发展，该当称为“大陆新儒家”。这五个阶段构成了现当代新儒学(家)所具有的波澜壮阔、峰回路转的历史。但这一历史不是“死的历史”，而是“活的历史”，且是一充满生命活力而靡有止期的向现在和未来展开自己的历史。它上承先秦儒学与宋明儒学的精神历史之发展，下开当今和未来的“新儒学(家)”，尽管它正处于分化的发展过程之中，但是它承载与寄托着未来“新儒学”的历史使命，则是不言而喻的。

　　其四，新著在对16位现当代新儒家的具体论析中，有不少独特之处，新见迭出，不乏启迪之功。还有关于“现当代新儒家对儒学宗教性的反思”和“现当代新儒家的易学思想”，新著均有比较系统和深入的论述，相信读者能在阅读是著中有更多的发现与收获。

　　其五，全书始终紧紧抓住儒学与现代性的关系这一核心问题，从回溯性的历史研究与批判反省中，导向未来，借当代新儒家所开启的精神方向，重新肯定中国儒学的精神价值及其对于人类社会未来的重要价值和意义。书中写道：“当代新儒家当然是一个大的学术共同体，其中的学者虽所不甚其异，但就反思现代化，强调中国文化的主体性，肯定儒学的深层价值及其现代意义来说，不失为一种思想范式。”(第17页)对于作者来说，“今天我们要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不仅需调动传统资源，更应保持对现代价值的开放性。唯有统摄传统和现代，方可构建解决之道”(第488页)。

　　对于“现当代新儒学(家)”，新著取广义的立场，兼容并蓄，多元多群多样地叙述与展示了三代四群新儒家的思想样相、精神特质与个性风采，同时又把他们在文化保守主义的主轴线上联系与统一起来;充分地肯定和指出了当代新儒家最重要的功劳和贡献，是“正视儒学为活的生命，真正能继承、解读、弘扬儒学的真精神”(第2页)，在现当代文明对话中创造性地发掘和转化本土的精神与文化资源(包括儒释道等)，坚持了中华民族文化的“本体与主体”立场和地位，回应时代(包括基督教以及其他各种宗教文化)的挑战，“指明了中国文化的精神方向”(《自序》第1页)，“把中华文明的精华贡献给全人类，积极参与世界和中国现代文明的建构”(第2页)，并展开了具体论述;同时从当代新儒家的现实境遇出发，就“道统”问题、“内圣外王”问题以及“理想”与“现实”、“理论”与“实践”的关系问题，深刻反省和揭示了当代新儒家的时代局限与理论缺失。

　　(作者：王兴国，深圳大学国学研究所教授，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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