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中国人是如何言说文学的?中国式文学言说基于怎样的文化传统?中西方文学言说方式的区别何在?上海市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复旦大学教授汪涌豪所著《中国文学批评范畴及体系》一书，以诗文、词曲、戏剧和小说等文体范畴的运用为考察对象，来揭示范畴间横向的逻辑联系和结构体系，为读者一一解析这些关于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的当代疑问。在作者看来，只要我们对中国式文学言说善加总结，“就有可能创造出一种机会，让它进入到世界性话语沟通与文明交换的流程”。

　　文学理想的观念呈现

　　因根植于悠久深厚的文化，中国人有自己独特的文学理想，这一点已广为人所认知。但基于特殊的思维习惯，它的言说方式、观念呈现方式，以及凝结为名言后所指与能指的特异性，不大为人所了解。其实，这种言说方式和呈现方式，不仅赋予古人的文学经验以固定的称名，还使之在历史意识的长河中得以延续和保存，是怎么评价都不过分的。

　　有鉴于这种言说与呈现方式所造成的名言，也即今天所说的概念范畴大多具有理论上的普遍性和形态上的稳定性，其数量又越然于其他民族文论之上，有学者甚至认为，中国人的文学观念与美学建构就体现在这种名言中，中国人的理论建构就是范畴的衍生、发展与集群，其各成体派的文学观念都可以说是对某种范畴的说明、诠解与补充，其审美体认也借着名言互释共通凝聚成的集团而得以牵衍与拓展。其中，范畴是理论的筋骨，美学理论的整体性构造有时可通过范畴的勾勒完成。

　　话虽说得有些简单，但衡之以“比兴”、“风骨”与“兴象”序列，“平淡”、“妙悟”与“神韵”序列，以及“格调”、“性灵”、“沉郁”与“境界”序列的范畴，几乎可代表汉魏至盛唐、中唐至宋元、明清至近代各个大的历史时段的文学趣味和审美理想。说一部文学观念史或美学史主要是概念、范畴的发生、发展历史，并非尽出臆断。

　　范畴是具有方法论意义的“基本概念”，它来源于自然和人事构成的客观事实，又是对这种事实的高度归纳，因此有将抽象思想造成的一般性特征延伸覆盖到同类客体，从而让人可以言说和交流的特点。正是基于此，认为文论范畴实际构成了人对文学与美的相关问题的知识基础，而人所有这方面的认识又都来自对文学与美的微妙自觉，以及这种自觉与范畴之间存在不可分割的意义连接，是一点都没有夸大的事实。

　　进言之，一切文化批评范畴大体具有同样的特点。惟其如此，在20世纪70年代的西方，得益于社会文化史和人文科学的语言学转向，有了专门研究这种“基本概念”的学问产生。昆廷·斯金纳和考泽莱克将其直接唤作“概念史”，而霍布斯鲍姆《革命的年代》和雷蒙·威廉斯《关键词：文化和社会的词汇》对新词汇的研究，也与之有密切的义脉联系。上世纪80年代开始，对古代哲学的名言研究也被正式提了出来，并很快出现了单卷和多卷本的《中国哲学范畴史》和《中国哲学范畴发展史》，对范畴体系的讨论也日渐增多，这直接推动了文论界与美学界相关研究的崛起。此后，包括“现代转换”与“失语症”在内的许多热点问题的讨论，都围绕作为言说方式的范畴展开，这为再后来中西文论关键词的比较研究提供了基础，后者从某种意义上其实是上述研究的接续。当然，关键词的“下沉性”，决定了其不可能与意义更为超拔的范畴相提并论，但无疑构成了范畴的来源和基础。

　　深受文化传统的影响

　　中国人言说文学之所以特别重视与依赖名言的创辟和辨析，是因为受到传统的规训。

　　众所周知，“范畴”一词取自《尚书》的“洪范九畴”，意指治理天下的根本大法有九类。后人借用它来指反映对象性质、范围和种类的一般思维形式。但其实，古人于此义本另有称名，那就是与“实”相对的“名”。先秦时，名实之辩大兴，不仅儒家重视“必也正名”，公孙龙子著有《名实论》，就是庄子也说“名者，实之宾也”，《墨辩》更有“名达类私”的讨论，其中“达名”具普遍性，意同范畴。

　　宋以后“名”为“字”取代。盖自两汉以降，经义变互，求字指辨字义成为经生士子的常务。如三国魏时，朝廷曾求令四门博士及在京儒生在秘书省专精校考，参定字义，散骑常侍苏林就多通古今字指，凡诸书传文间有危疑者，他皆能释之。宋代理学兴起，心性辩究成为风气，士人每常留心其间。流风所及，有程端蒙《性理字训》和陈淳《北溪字义》　这样的专著出现。后戴震有志于闻道，尝称非求之六经、孔孟不得，非从事于字义、制度、名物，无由以通其语言，将字义之学列于制度与名物之前，所作《孟子字义疏证》对“理”、“道”、“性”、“才”等范畴作了深入的讨论，且较之前人更为纯粹，凸显了名言所特有的哲学根性。

　　古人对文学的言说与要求深受这种哲学与文化传统的影响，不仅“道”“气”“兴”“象”“和”等终极性“元范畴”都沿用自哲学，好围绕“名”与“字”展开系统论述的言说方式也一如这种哲学与文化。基于这些“名”、“字”的原型意味和普遍性意义，他们在阐释引用时多持道极中庸不脱两边的原则，既独任主观，又尊崇经典;既力求创新，又不弃成法。当西人勇于引领一个时代的学术风潮，并期待后人以他的名字命名历史，故多不愿被纳入既有的言说方式与话语体系时，中国人却很少有以个人名字标别一个时代的野心。他们宁愿与他人一起分享同一种文化的影响，时时慎终追远，绝不以趋新骛奇为念。

　　因此，与西方学术以多元假设为旨归，以有限而各异的名言创设提携起理论不同，中国古人好取因循推衍的方式，通过沿用和生发既有名言来表达自己的认识。加以如钱穆所说，汉语之变或自专而通，或自别而通，每以旧语称新名，语字不增而义蕴日富，新语无穷而字数有限。也即不尚新字，好就熟用单字重作缀比以见新义，造成范畴间常常能循环通释，形成一意义互决的动态体系。乍看之下少有自创，其实在语见本原的前提下，特别能诞育新的名言。

　　这种新名言较之原来的可能是规范幅宽的增大，更多体现为辨析能力的提高。如“境”之于“象”、“逸”之于“神”、“兴象”之于“兴寄”等等皆如此。在外在形态上，它们可以构成一意义相关的范畴序列，同序而相邻的范畴之间有先生与后出之分;在内在意义上，又可以彼此统属，有上位与下位之别。一个对中国传统文学观念有认知隔膜的人，会觉得眼前晃动着的总是一些似新实旧的陈言。实际上，这个富于衍生能力的动态系统，既可以避免人在重复的思维中迷失，从而得以用更明快的方式言说文学;　又能让人获得认知上的最大公约数，从而更好地凸显自己所使用的言说方式的优长，体认到范畴所具有的普遍有效性的意义与价值。

　　比较视野中的特点归纳

　　范畴依人的思维特性选择表达方式。有的依赖逻辑的同一律，重视结构，讲究分析，由此确立起“纯概念”的形式。西方范畴即取此一路径。有的依托非逻辑的互渗律，重视功能，讲究综合，由此获得多元融通的灵动性。中国范畴即取此一路径。

　　倘若稍稍展开其间的区别，则自亚里士多德将范畴视作对事物进行分析归纳而得到的基本概念以来，西人都将其视为知识论和形而上学本体论的终极观念，因此通常不追求其内涵的无限丰富，而多关注其逻辑的缜密与边际的稳定，并对这种范畴构成的整严体系寄予极大的期待。文学范畴很多时候则是从诸如理念与形象、自然认识与道德意志、主观与客观、素材的静观与人格的创造性等艺术体现的结构中推导出来的，因此大多具有哲学范畴所特有的凝定森严的特点。

　　中国人的范畴创设则不同，受传统哲学与文化的熔炼，常从仰观俯察中汲取观念来源，注重辩证思维的凝练发挥，而不是形而上的抽象思辨，故较少接受逻辑的检验与唯理论的批判，显得朦胧灵变，具象与抽象同在，外延广阔与内涵丰富共存。这种非刚性固化的灵动性，使得范畴不同程度地带上“模糊集合”的色彩，并较之西方的“刚性范畴”更多体现出“柔性范畴”的特点。即在规范对象时它是多方面的，在展开自身时它是多序列的，在运用过程中它又是多变量的。譬如“兴”、“味”等范畴就横跨多个指域，具有多种意义。

　　之所以有此区别，与中西方不同的思维方式大有关系。大体西方以“体思维”为主，中国则以“象思维”为主。前者好从有形物质的体出发，研究对象的结构、形态与性质，从而造成“体科学”的发达;后者则“假象见义”，以时间和整体为本位，好从动态过程和整体角度获得对系统构成的了解，是所谓“象科学”。且这“象”不仅建基于人的直觉感知，古人在界说名言时，也不是仅作纯粹的“唯象”描述，它是知性、理性而更多悟性，有直凑单微的原型意味和超越特性。

　　对接世界文论的津梁

　　如前所述，西人常有将一己学说构成一完满体系的冲动，因而有时自圆自足不免沦为自说自话。又因为其严格依照非此即彼的形式逻辑，一旦逸出所从属的体系，很难为知识谱系外的人理解或采纳。至于一些唯心的知识论范畴，更成为思辨象牙塔里的清供，有多少现实的影响力实在杳不可知。

　　秉承传统文化的基本特性，中国人言说文学有迥异于西方的特点。基于其所创设和调动的名言有明显的价值规范和制度法则意思，因此范畴的内涵设定与选择标准均不免常着眼于有用，即使涉及宇宙万物的探讨也如此，因此实践性品格极强。具体地说，它认同规范人行为及价值的分类方法，而轻视对观念系统本身作过细的结构分析;依从亦此亦彼的辩证逻辑，而拒绝任何忽弃关系与分寸的掌控。就是取法自然取象天地，也是为给人的实践活动提供正确的方法，或纠正人的末流放失。故好从感性直觉中建立观念体系，并努力确保这个体系能因自己的切指与实证而让人慕然相从，从而发挥出切切实实的引导作用。

　　这种能让人慕然相从的实践性品格还有另一种表现，就是它常选用有关主体认识能力与方法的名言，而较少纯抽象的知识判断。就是有所规定，也多从否定的方面作出。譬如不说何为“韵味”与“意境”，而仅说倘如此便无“韵味”与“意境”;甚至仅列出极端的对立面，让人知所避忌，有以克服。唐以来论者每有诗有“六迷”、“五不同”之类的论说，清人毛先舒《诗辩坻》论诗有“激戾似遒，凌兢似壮”等“十似”，用意都在于此，都是想用安乐哲所说的“概念的两极性”来使人心生戒惕。如此运用“意义反设”来张大范畴的作用，足见这种言说的干预意识，其方式是含蓄而有效的。

　　至于与西方哲学科学化、美学哲学化不同，中国人哲学美学化与美学伦理化的倾向明显，也使得古人创设的范畴常常具有鲜明的伦理意味。如果说西人与自己所谈论的对象能保持足够的情感距离，中国古人则贴得很近，并很注意让自己所用的名言包含更多的社会内容，在重视主客体融合的同时，对艺术与人生的融合投入更多的关注。这样做的结果是，传统文论中的“关系范畴”要远多于“实体范畴”。这种关系不仅是审美意义上的，还因文与道、与理、与社会的密切联系而有了强烈的道德色彩。儒家自不必说，道家也同样，其“虚静”、“坐忘”等名言都带有这样的色彩，并因符合中国人以伦理覆盖审美的习惯而为后世吸收和发扬。中国的文学之所以永远有强烈的现世性，既能与政教德化相迎合，又不至于陷入宗教迷狂，既入情又理性，都与古人如此要求与言说文学有关。

　　当然，这种言说方式也有消极的一面。但只要我们善加总结，就有可能创造出一种机会，让它进入到世界性话语沟通与文明交换的流程，并在此过程中得到永久的保存。毕竟，是它构成了古代文学与美学发展的基本景观，也是它最有可能成为传统文论对接世界文论的重要津梁。

　　书摘

　　此处择取几个有典型意义的概念、范畴作一番解析，是因为这些概念、范畴虽在范畴体系中不占主要地位，但可见出文体之于范畴创设与运用的重要关系，且是这个体系中最具敏感性和自体性的部分。

　　响

　　“响”本指回声，泛指声音，以后用以形容一切洪亮的声音，如《易传·系辞上》有“其受命也如响”。早在魏晋南北朝，它已被引入文学理论批评。如刘勰《文心雕龙·风骨》就有“捶字坚而难移，结响凝而不滞，此风骨之力”一说，《体性》也有“嗣宗?傥，故响逸而调远”。但仅就声律言，并不多见。宋代，随诗法讲求普遍受到重视，“响”开始被广泛运用于体式讨论和作家作品批评。如北宋梅尧臣《寄维阳评待制》诗已有“四坐稽颡叹辩敏，文字响亮如清球”这样的诗句。江西诗派兴起后，它更得到人们普遍的重视，意义也变得更为丰富精深。

　　脉

　　“脉”本指血管，“壅遏营气，令无所避，是谓脉”，古人以之为“血之府”，又以为“骨著脉通，与体俱生”。后衍指事物如血管连贯有条理者。与“响”范畴一样，“脉”在魏晋六朝时被引入文学批评，间或用以指作品内在意蕴的条贯和会通。如刘勰　《文心雕龙·附会》所谓“若统绪失宗，辞味必乱;义脉不流，则偏枯文体”，《章句》所谓“故能外文绮交，内义脉注，跗萼相衔，首尾一体”。清人纪昀于此句下评曰：“舆《熔裁》篇一段参看。”《附会》《章句》和《熔裁》三篇专论文章作法，特别是如何首尾圆合、条贯统序的意义联络之法，此纪氏所谓可为参看之意。

　　中唐以后，此义开始受人重视。皎然《诗式》论“诗有四不”，其一即“才赡而不疏，疏则损于筋脉”。五代徐寅《雅道机要》则列有“叙血脉”一节，称“凡为诗须洞贯四阙，始末理道，交驰不失次序”。宋人处在唐人巨大的阴影下，颇思有所悟创，故承前人之说，更多地讲“诗有肌肤，有血脉，有骨格，有精神……无血脉则不通”，并进而将之推进到“气脉”、“脉理”、“脉络”的抽象层面。

　　波澜

　　“波澜”本指自然界水漾成纹，遇激成波，杜甫每用以称人的才思浩瀚，词源不竭，此《敬赠郑谏议十韵》所谓“毫发无遗憾，波澜独老成”，《追酬故高蜀州人日见寄》所谓“文章曹植波澜阔”之所出也。后兼指文章的跌宕起伏，富有规模，宋人论诗多有谈及。如欧阳修《六一诗话》称韩愈：“退之笔力，无施不可，而尝以诗为文章末事，故其诗曰‘多情怀酒伴，余事作诗人’也，然其资谈笑，助谐谑，叙人情，状物态，一寓于诗，而曲尽其妙，此在雄文大手，固不足论。而余独爱其工于用韵也。盖其得韵宽，则波澜横溢，泛入傍韵，乍还乍离，出入回合，殆不可拘以常格。”王安石《赠彭器资》诗也有“文章浩渺足波澜，行义迢迢有归处”之句。

　　老

　　“老”这个词原意甚明，指物事历久或人寿增长，衍指老熟和老成，如杜甫《敬赠郑谏议十韵》之“毫发无遗憾，波澜独老成”。老成的笔法称为“老笔”，如李自《题上阳台》有“山高水长，物象万千。非有老笔，清壮何穷”。由老成的笔法构成的风格为“老格”，如僧鸾《赠李粲秀才》所谓“前辈歌诗惟翰林，神仙老格何高深”。宋人处在唐以后渐趋老熟的时期，心态转暮，于诗风求平淡古朴，于诗法讲脱去浮嚣，故论语更多地言及此范畴。在他们看来，唐人诗凡佳者大多有此优长，故苏轼《至真州再和王胜之》诗有“老手王摩诘，穷交孟浩然”之句，张戒《岁寒堂诗话》卷上也称王维诗“格老而味长”。

　　(作者：汪涌豪，上海市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复旦大学教授，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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