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文艺理论只能从我国当今社会的现实需要出发，反映我们的时代精神，在既能体现人类社会发展方向，又能显现我们民族文化精神的文学艺术观念方面去努力，才会有长足进步，否则都会舍本逐末。

　　理论从实践中来，但它不是经验现象的简单的综合，而是对实践中所发生的问题的一种思考和回答，从经验事实到理论，还需要以问题为中介环节，所以波普尔认为理论“是从问题到问题的不断进步——从问题到愈来愈深入的问题”。自然科学如此，人文社会科学也不例外，它就是通过对社会文化领域出现的一个又一个问题的提出和解决来推动社会历史和理论自身的发展的。所以，恩格斯认为“一个民族要站在科学的最高度，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我们判断一篇理论文章、一部理论著作的价值，首先就是看它所提问题的意义的大小以及需要解决的紧迫程度。

　　当前，我国文艺理论的发展之所以不尽如人意，一个很突出的表现就是存在着严重脱离实际的倾向，缺乏问题意识，不是一知半解地移植西方文论，就是小题大做，找一些边边角角的东西回炉贩卖，总之，不触及当今实践中所存在的那些重大的、具有现实意义的问题。如前些年媒体上提出的“为什么当今没能出现与我们时代相匹配的文学”，这就是一个现实所提出的大问题，但至今似乎还没有看到理论界对之作出深入、令人信服且富有启发性的回答。

　　理论要解决的是一个“是什么”和“何以是”的问题，亦即对事物本质规律的把握;为的是让人明事理，增加实践的自觉性，减少盲目性。而我国历史上缺少理论的传统，比较强调实际应用，重技术而轻科学，反映在文学艺术领域也少有系统的理论著作。所以，按理论思维的方式来研究文学艺术现象，还是“五四”前后开始从西方引入的。虽然经历了一个世纪的历史发展，似乎到现在它的性质和功能还没有完全为人们所理解，往往是按实用的观点来要求理论，以为只要背熟了一些概念、定义，就可以直接套用到现象上来，把丰富多彩的文学艺术现象一网打尽;否则就认为是无效的。这就把理论视为说明性的、以说明现状为满足，而不理解它是反思性的，它不是教条而是一种实践的智慧，是为我们看待事物确立一种立场、观点和视域，为评判现状提供一个思想原则和依据，所以亚里士多德认为“它不只是对普遍者的知识，而且还应该通晓个别事物”。这就需要我们借助一定的方法，结合实际做具体分析才能使理论在解决现实问题中生效。它的有效性并非人们通常认为的从当下事实中求得简单的证明。因为现实是一个发展的过程，它从过去走来又走向将来，现在不过是其中的一个环节，一个中途点。所以对理论的有效性，我们不能以静止的观点，以是否符合当下事实来衡量，而是在现实的发展过程中由实践来证明它的真理性，这表明它与方法是不可分离的，所以恩格斯谈到马克思主义时特别强调“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

（文/王元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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