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敢：传统的更传统 当代的更当代

　　在今天，中国美术界存在着三种相互交织的评价标准：一种是主流美术的评价体系，体现着国家的核心价值观和意识形态取向;另一种是当代艺术的评价体系，代表了深受西方艺术思潮和市场因素影响的创作理念;第三类是美术学院的评价体系，它既受前两者的影响和制约，同时又保持了相对的独立性。相比之下，学院的评价体系因为更好地反映了艺术创作规律而更具学术价值。尽管在当代艺术领域对学院教育的抨击之声不绝于耳，学院俨然成了固步自封与守旧的堡垒，然而，中国所有最活跃的当代艺术家都毕业于全国的各大艺术院校，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因此，中国的学院美术教育对美术评价标准的建构和艺术家审美价值取向的形成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作为艺术家摇篮的学院，人才培养目标和相应的教学体系就是其评价标准的系统呈现，因此，从学院的课程设置中就能判断其学术价值取向和追求。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开始，中国现代的美术教育基本沿袭了西方美术学院的教学体系。也正是在这个背景下，中西融合成了贯穿此后中国艺术发展的无法回避的问题。到20世纪50年代，中国的学院教育基本上是法国学院派与苏联的美术教育体系相结合的产物。因此，现实主义的创作风格与理念是全国各大艺术院校奉行的纲领。由于身处东西方冷战的世界格局中，加上中国特殊的政治环境，中国的艺术教育几乎与外界隔绝，并陷入停顿状态。这个时期的艺术评价标准是整齐划一的，即以现实主义风格去歌颂社会主义建设以及表现领袖的丰功伟绩。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西方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艺术的涌入，中国的艺术教育开始了反思和变革。“85新潮”中最有创造力的探索基本上都来自美术学院的年轻教师和学生。在美术学院的教学中，现实主义风格虽然仍占据主流，但是表现主义和抽象艺术也开始进入了美术学院的课堂。21世纪初，很多美术学院开设了新媒体和实验艺术等专业，现实主义风格的教学甚至开始受到质疑。比如素描，以装置、新媒体、行为、表演等形式为代表的当代前卫艺术共同提出了一个问题，那就是素描还是艺术家或学生必须的训练手段吗? 换句话说，“素描是一切造型艺术的基础”这句话在今天还成立吗?在欧美一些国家的美术学院里，素描教学日趋边缘化，因为当代艺术对观念的强调完全压倒了对造型和再现的兴趣。很快，中国美术界也开始出现了质疑素描的声音，认为在当代艺术的语境下，美术学院的教学体系中素描早已是明日黄花。因此，即使在学院里也不再是某种标准一统天下了。

　　中国学院美术教育的快速变革，一方面说明，学院绝非因循守旧的保守阵营，而是一直在顺应时代的变化不断调整，充分反映了学院的适应能力和开放的态度。另一方面，我们必须警觉的是，这种调整带有很强的盲目性，甚至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是以西方艺术发展的现状为蓝本的，双年展中夺人眼球的样式成了我们增设新专业的依据。换句话说，其背后的评价标准完全是西方的。我们似乎全然忘记了西方当代艺术与其传统从未割裂，而是一种水到渠成的合乎逻辑的发展结果。而且，新的艺术形式的出现是否意味着传统美术评价标准彻底失效了呢?答案是否定的。如果仔细考察就会发现，当代艺术与传统艺术相比并未发生本质的变化，改变的只是形式语言、媒介材质和表现的主题等容易被感知的部分。波德莱尔在1863年《现代生活的画家》一文中写道：“现代性就是过渡、短暂、偶然，就是艺术的一半，另一半是永恒和不变。”换句话说，我们今天对当代艺术的理解更多局限于过渡、短暂和偶然的一半，而忽略了永恒和不变的那一半。那么什么是艺术中永恒和不变的东西呢?那就是对美的追求。人们可以举出很多例子来反驳这个观点，如毕加索的《亚维农少女》美吗?杜尚的小便池《泉》美吗?不要忘记，毕加索和杜尚的意义不在于他们的作品本身的美与丑，而在于他们突破了传统上关于美的概念，为后来艺术家的创作拓展了更为广阔的空间。20世纪90年代以来，艺术世界更加活跃，几乎没有哪个流派可以在美术界获得主导性的地位，艺术家们能做的就是尽可能地发挥自己的想象力，努力探索和尝试各种媒介来表达自己的观念。但在这些表面的繁华背后，艺术家的观念仍然是以视觉语言的形式呈现的，这是美术得以存在的最后底线。

　　既然仍然要以视觉语言来呈现，那么一些最基本的艺术规律就是仍然要遵循的。即使是新媒体艺术，画面语言也是由图像、构图、色彩等各种形式要素构成的，创作装置艺术同样需要艺术家关注其结构与视觉效果，而这一切都是以艺术家的造型能力为基础的。因此，近几年来，国内各大美术学院虽然不断调整入学考试的题目和形式，但是对学生造型能力的考察从未缺失过。不同的是，各个美术学院都从过去单纯要求学生的专业水准转向了对学生综合素质的要求。美术毕竟是承载思想的视觉语言形式，艺术家只有善于思考，具有敏锐的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才能支持他们在未来的艺术道路上长久地走下去。

　　那么，美术学院能够教授给学生什么呢?根据当代艺术的特点，很多人提出学院里技艺的传授已经不再重要了，重要的是教授学生观念。就像欧美的一些美术学院一样，师生围坐在一起讨论艺术需要表达的主题，其内容可以宽泛到对环保问题、科学伦理、种族歧视、性别歧视和差异等当代生活的各个领域。毫无疑问，这种开阔的视野是值得提倡的。但是，艺术的功能和形式是多元的。我们既需要尖锐而具有社会批判精神的艺术，同时也需要唯美而精致的艺术风格。事实上，在参观西方当代艺术展时会发现，对新形式、新语言、新媒介的无尽追求导致当代艺术陷入了另外一个尴尬的境地，那就是令人乏味的雷同，到处都是现成品的堆砌、到处都是一些单调枯燥的视频 。事实上，美术学院能够传授给学生的仍然是“技艺”，一种能够把观念很好地转换为视觉语言的能力。而观念是艺术家通过毕生的经历和实践不断摸索积累形成的，它反而是不可教授的。因此，美术的评价标准里永远不能排除技艺的成分，这是艺术得以称之为艺术的根本。

　　学院除了关注艺术本体语言的探索之外，还肩负着为中华文化的复兴培养人才的使命。前几年，国家推出了一系列重大历史题材的创作工程，然而最终完成的作品质量却令人失望。一方面，反映出个别艺术家对待创作的态度不够认真;另一方面，也凸显了我们的很多艺术家根本不具备创作大型题材作品的能力，这也是美术学院中缺少相关的专业训练的结果。如果学院仅把培养符合西方标准的当代艺术家作为人才培养的目标，势必导致我们对现实主义教学体系的排斥，而现实主义风格又是最适合表现重大历史题材的。在中国美术史上，汉唐时期曾有大量表现历史故事的作品，可惜完全淹没在历史的长河中，无从得见，似乎中国美术中仅有文人画传统一枝独秀。今天，我们有责任创作一批表现中华文明伟大成就与历史事件的优秀作品，这也是学院教育必须肩负的传承民族文化精神的责任。

　　中国的美术教育应该允许美术评价标准的多元化，但是，我们必须坚持为丰富、完善和推进中国美术传统培养人才，鼓励创作这条主线。学院应该一方面加强对中西方艺术传统的深入研究，知己知彼，唯有如此，中国艺术才能以自己的文化立场来审视、判断和吸收世界各国优秀的艺术精华。与此同时，学院也应该以开放的态度面对全球艺术世界的变革，鼓励对各种新形式、新媒介的探索。总之，学院应该让传统的更传统，当代的更当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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