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2023中国诗词大会》近日圆满收官，受到观众好评。无数人聚焦于这一诗词的舞台，共同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它生动演绎了古典诗词在当下的一种活法。

2016年，央视首档全民参与的诗词节目《中国诗词大会》问世，热播全国。笔者也同万千粉丝一样，连续追“季”，兴奋之余更作一文，认为该节目所采用的网络海选、才智PK、权威点评方式，加上催泪故事的编织、平凡英雄的打造，这一系列新颖时尚的创意特别是主流媒体的推广，可积极扩展古典诗词的群众基础，并进一步认为当代原创诗词若能按此办理，同样有望实现“扩群”，实现与古典诗词盛况的“合龙”，重现“诗的国度”的当代愿景。

而今回头再看，感觉自己当时未免有些冲动——不能将公众对古典诗词的欣赏热情，等同于他们对原创诗词的接受愿望。事实上，两者的差距极大，不在一个谈论范畴。

当然，新时代以来，我们也看到原创诗词势头渐劲、发展正猛，据粗略统计，目前全国诗词作者已达三百万人，各类诗词报刊三千余种，加上自媒体，每年推出的新作近千万首。然而，必须承认，当代诗词作者队伍貌似庞大，但占全国总人口之比却是小而又小，难以突破小众文化状态。原创诗词作品看似海量，但其与质量的落差大而又大。这种落差不仅损伤了原创诗词的名誉，也遮蔽了少数力作的光芒。

孔子用“兴、观、群、怨”（《论语·阳货》）来表述诗的社会作用。“兴”是抒情与启思，“观”是观照与认知，“怨”是指责与批判，三者均属创造审美层面；“群”是传播思想情感、交换见解看法、寻求社会共识，属于接受审美层面。平心而论，当代原创诗词在“兴、观、怨”上的表现不虞匮乏，且少数优秀之作既有情感又有观念，既有赞美又有批判，既有现实主义又有浪漫主义，但因“群”的过小导致创造审美与接受审美不匹配、不平衡。“兴、观、怨”一旦“失群”，便失去了从个体精神扩展为社会精神的可能。而起决定作用的内因，是语言文字系统及环境的改变，使根植于文言文和古声韵系统的古典诗词，成为今人乐于学习、欣赏和引用的“非遗”文化；却使同样源自文言文和古声韵系统的原创诗词，不复是使用白话文和普通话系统的今人惯于接受、欣赏和传递的文学体裁。

综上所述，传统诗词创作需求量小及其所致的交流圈窄、传播力弱，并非个人之力所能造成，而是时代社会变迁、语文环境变动再加上文体盛衰、审美兴替的综合作用。

二

回顾历史，传统诗词创作到了清末，早已沦为强弩之末，不但在应对时势变化、回应社会关切上无能为力，反而因大量泥古不化、缺乏情志的劣作而遭抨击。只不过，因启蒙教育、审美习惯仍在，人文环境、社会共识依然，传统诗词虽已无法真正发挥“群”的功能，却仍可以撑持“群”的规模。此后，在新文化运动的冲击下，传统诗词创作很快两者尽失。

20世纪的诗词创作，为了反映新生活、表达新思想、展现新形象，大量使用新词组、新语法、新韵脚，呈现出与传统诗词迥异的创作风貌并影响、推动了更多相似作品的出现。为了与传统诗词进行区分，可将其称作“非传统诗词”。非传统诗词也是诗词，虽然其文学的属性弱、格律的问题多，却能凭白话文语境、普通话声韵，为当代诗词创作扩“群”。改革开放以来，非传统诗词与传统诗词的创作都进入低谷，并出现了前者向后者靠拢的趋势。大批非传统诗词创作者放弃了“主义”或“主意”，活用经典诗句、使用典故符码、讲究对仗音韵、追求意境营造，试图在古典美与时代性中找平衡、求发展。这种平衡与发展，对具备文言文功底和古声韵能力的作者而言，则更易达成。

最重要的还是语境。百多年来，“言文一致”已实现，而“言文隔绝”并未出现。“文白交织”的语境为“文白互用”的文艺创作提供了通道和空间，体现在小说、散文、戏剧、曲艺等多种门类上，其中诗歌要比其他体裁在这一点上表现得更为明显。

其一，单字思维依然运用普遍。名词方面，白话词组取自文言单字，仍可在大多数情况下拆分、独立使用（如“光明”“魂魄”“感觉”“冰雪”“道义”“缺少”“增加”），这显然有利于对仗（虽然容易“合掌”）。文言单字常与白话词组结合，成为“半文不白”的新词组（如“航天魂”“获得感”“可燃冰”“无间道”）。值得一提的是，追求字数相当，但词性、平仄并不求完全对应的词句，在当下的创作中十分常见，可称其为“非传统对仗”，例如，“星光何等耀眼，烟花如此炫丽”“修志存史励后人，鉴往知来开新局”。白话词组工对难度较大，而“非传统对仗”虽然略显粗糙，但有利于诗词创作思维的培养。

其二，成语熟语依然引用广泛。源自农耕社会、基于文言文系统的成语和熟语，依靠基础教育助力大量被使用，其所蕴含的历史、自然、人文典故也为今人所熟知，这明显有利于诗词创作中的用典。古代成语和熟语大多已具备了延伸意涵，在使用中毫无过时感、违和感，极少被新词所取代。即便偶有同义或近义的新词出现，质量并不更优，底蕴并不更深，生命力也未必更长。

其三，文化符码日渐被频繁采用。随着古典文化以各种形态回归今人的视听，许多具有隐喻性的事物和象征性的意象（如“红豆”“兰舟”“桃源”“荼蘼架”）被人们广泛读取，并开始在生活中被频繁采用，例如“采薇服饰”（意为天然质朴）、“梦蝶电子烟”（意为哲学冥想）、“东篱农家乐”（意为自然食材）等。即便今天的科技进步已到了“上天入地”的程度，但其冠名仍多为“嫦娥”“神舟”“天宫”“蛟龙”之类，这些具有历史积淀感和民族象征性的符码，早已与当代生活、文化融为一体了。

总之，语文环境的“文白交织”和日用而不觉的“文白互用”，既有益于传统诗词创作的生存，也有助于非传统诗词创作的提升，更有利于两者的共存、竞争与调谐、优化，并逐渐形成了属于新时代的“新传统诗词”。

三

可以确定的是，新时代之诗词创作，已不是新文化运动要去除的“旧文学”“死文学”，而是中国梦理想要复兴的“新文学”“活文学”之一。欲为新时代之“新文学”“活文学”，诗词创作须在“兴、观、怨”尤其是“群”上有突破、有发展。如前所述，基于文言文语境和古声韵系统的传统诗词创作无法实现广泛“扩群”，而基于白话文语境和普通话声韵系统的非传统诗词则难以有效“扩群”，必须开辟新路。

开辟新路，并非“另辟”，恰恰是在传统诗词创作和非传统诗词创作的共存、竞争中，逐渐完成调谐和实现优化，以“新传统诗词”使“扩群”既保持高质量，又掌握普遍性。

这种现象以及趋势，早已现出端倪。其中非传统诗词向传统诗词创作的靠拢，前文已有述；而对传统诗词创作方法的改革则出现得更早，并持续至今。改革的着力点，主要在四声和押韵。由于普通话的普及教育及社会覆盖，古典诗词欣赏与传统诗词创作均出现了四声和押韵不匹配的问题，故对今人而言，改革的必要性与合理性都是充足的。

改革的主要内容和目的：一是将入声派回平上去声，按普通话的四声重新标定，得到“新声”；二是以此“新声”划定诗韵，得到“新韵”。两者合为“新声韵”，使传统诗词创作整体进入白话文语境和普通话系统。此举与非传统诗词创作，堪称是相向而行。而采用“新声韵”的传统诗词创作，吸引了大批新作者和大量新读者，为“扩群”作出了贡献。

不过，改革必有代价。“新声韵”一方面会挤压传统诗词创作空间，另一方面会使少数非传统诗词创作愈发“无厘头”，在边“扩群”边“失群”中重蹈新诗的覆辙。事实上，已有一些诗人如周啸天等因践行“白话文”、尝试“新声韵”付出了被指责甚至被谩骂的代价。笔者以为，从历史发展的眼光看，这样的代价是必要和必需的。

由于古典诗词的强大和深入人心、“文白交织”的语境及现实状态，恪守文言文语境和古声韵的传统诗词创作仍具生存合理性，却不复适合成为新时代诗词的主流。同时，但凡改革包括文学改革，都会是一个艰苦、长期的过程，需要大量的创作实践和研究成果，需要社会和时间的共同检验。笔者以为，当下只是新时代诗词的初级阶段，所有的成功和失败都是暂时的、局部的，都应作为相关研究的材料和改进的载体。而诗词创作中存在的“口水化”等问题，虽很可能泛滥，却也不必对其过分担心。回望历代的传世佳作，能为今人耳熟能详、口诵笔录的多为当时通俗也很文雅、文言而近白话的作品。由此推断，大可不必为当前新传统诗词的“浅白”“俚俗”而杞人忧天。对诗词创作而言，重要的是在诗的情志立意、时代特征、生活质感、普适情趣上多下功夫。

我们不能低估传统诗词、非传统诗词的转化能力和转型能量，它们都将是新传统诗词萌生与长成的主力。可以看到，传统诗词创作正在不破古律的前提下吸收白话文词汇（包括网络流行语）、普通话声韵（寻找与古声韵相同的字词）以反映现时代；非传统诗词也在“力写今生”的前提下运用单字思维、典故、工对以增强古意——年轻的初学者尤其如此。两类创作的性质和站位不同，但目标一致，有望在交流和竞争中实现求同存异的共识、优胜劣汰的发展。

只要保持理性的宽容，避免非理的攻讦，新传统诗词创作则可迎来多样性的繁荣。相信这两种力量的合作，将会达成笔者对新传统诗词的愿景——以白话文和普通话声韵为主，以文言文和古声韵为辅（白文结合，以白为主），反映这个时代的真生活、抒发真情感、表达真理念、挥洒真兴趣，摆脱机械呆板，拒绝形式主义，实现总体标准、同中有异、灵活变通、古今逢源的体裁形式，在白话和文言自然而巧妙的结合中生发诗意，在社会的评价和历史的检验中持续“扩群”。

（作者：胡晓军，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理事，上海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上海市文联理论研究室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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