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中国影视史学的多维度观察与思考

——从《民国时期电影文献辑刊》谈起

近年人文社会科学的文献搜集和校勘整理，成为一门“显学”。现代文学、区域历史和经济文化领域的多元文献工程、多路考证发掘日趋活跃。在这个过程中，知名电影研究学者周安华教授领衔的国家社科重大招标项目《中国现代电影文学资料发掘、整理与资源库建设》推出了一部厚重的课题成果《民国时期电影文献辑刊》（56卷），由中国国家图书馆出版，这是中国影视史学研究的一个重要事件，具有特殊文化意义。它也诱使我借机对新时代中国影视史研究谈一点观察与思考。

中国影视史学首先要重视文献。有史实才能有史思，史实是史思的基础。《民国时期电影文献辑刊》是国家重大项目成果，珍贵电影史料的呈现，56卷包含着浩繁的民国电影历史内容，为我们带来了一个宏大而令人惊讶、令人震撼的早期中国电影大场域，可以说打开了一个全新的视界。它的宝贵之处就在于它是民国电影史料的全景式展示，而且是对民族电影最原初和最完整的状况的挖掘和集中呈现，具有整体性和系统性，因而在新时代，作为重要史学研究成果，其具有标杆意义，也切实代表民国电影史料挖掘的一次重大突破。

我一向认为有“史识”才有“史实”，“史识”能开辟出文献挖掘的巨大空间。相比于一般电影历史考察，周安华团队是有勇气的，他们打破惯常的早期电影认知，以全新的“生态”视角和都市文化观察方法去审视和把握，富于开拓性地进行宏观历史年代的跨学科、跨媒介、跨领域电影资料搜集与发掘，不仅有剧本、图书、说明书，还有照片、广告、漫画、连环画等，为早期电影研究的突破提供新可能、新思路和新机遇。此外，明星情态、电影小说和电影歌曲等也被纳入捕捉视野，得到了清晰还原和再现。这些都显示出编撰者既有史家的眼光，更有媒介考古和文化地理学的自觉，其放大视角——从更超然的观察民国电影发展的视角——特别是电影和文学、电影和公共媒介等复杂多元的关系，认识和把握其丰富性和复杂性，如此之意识、胆识和见识，也使得《民国时期电影文献辑刊》获得了真实展示电影历史形貌的大气和豪气。

与此同时，“史思”不是盲目之思，而是以“史鉴”为目的的，坚持“以史为鉴”才能使资料发掘和研究获得一种立场和高度，即自觉服务于当代，服务于社会进步，服务于电影现实的价值意识。《民国时期电影史料辑刊》作为重大成果对此有非常充分的体现。全书对史实的丰富呈现，全景式的电影展示和跨学科跨媒介的艺术史、社会史视角，显示出史实发掘创新，以及面向未来的创造性理路。实际上，周安华团队在民国电影文学研究中，已有上百篇论文发表，不仅关注到民国电影本身，而且把民国电影发展和当代中国电影变革，电影与游戏、电影与新工业美学等紧密联系在一起。这种从历史到现实的复杂多元关系的深入把握，显然是深刻的，它肇始于民国电影创新的灵感，也延伸到对电影现实的解读分析，反映了当代影视史学的新追求。

从“史实”“史识”到“史思”，我们不难看到《民国时期电影文献辑刊》以及势如破竹的民国电影文学研究的重大意义和价值。首先是学术价值。周安华团队在方法论上别具一格，着重梳理和挖掘民国电影语境、电影观念、电影文学家以及作品与传播，考索新史料、熔炼新范式，他们在民国电影与戏剧、民国电影媒介、民国地缘电影等范畴，推进跨媒介跨学科研究范式，通过交叉融合，实现了资料收集整理和研究立意的开拓，方法论范式的再凝练和再打造。其次是历史价值。南京作为当年的民国首都，在民国电影研究上具有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地方馆藏文献也极其丰富，遗痕处处。周安华团队承担的为民国电影留下信史的文献典藏工程，印证了“盛世修史”的理念，这一国家重大项目的诸多成果是人们闻所未闻的。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进程中，反观民国电影发展史，通过对民国电影史的挖掘来彰显中国文化的价值、中国文化的自信和自觉，可谓正当其时。在那些艰苦的年代，早期中国电影人竟然做出如此辉煌、如此宏大的探索，这使我们更能获得一种文化自信的力量感。

《民国时期电影文献辑刊》是一部富有价值的丛书，它给当代中国影视史学研究三点重要启示。这里我谈三个“方”，第一就是“方略”。《礼记》有言，“致广大而尽精微”。周安华团队一系列重大项目成果可以说深刻体现了“致广大而尽精微”的境界，这是一种大开大合的胆魄和与时俱进的姿态，同时也体现着一种开放性。这种开放性不仅是面向民国电影本身，而且是面向当时的中国社会、经济、文化，对之进行立体的全方位观察；不仅是面向中国，而且还将亚洲、欧美、日韩涵盖在内。如此视角正可谓“致广大”。而“尽精微”，就是在细部的断面上“较真”，抓住点点滴滴“打捞历史”，不放过每一个侧面和空间。显然，在电影史学研究上，我们要学习《礼记》中“致广大而尽精微”的方略，大开大合又严谨精微，如此才能不断深化我们的研究。第二是“方法”。在方法上，我们要做到“温故而知新”。“温故而知新”是一个双向的运动，从过去链接到今天，在历史的把握中连接今天的观察、今天的思考，对接中国式现代化。民国本就是中国现代化进程当中的重要一环，早期中国电影的现代化之路给今天中国电影继续打造中国式现代化电影提供了重要的历史经验，从过去引导到今天，从今天“传导”到过去，即用今天的视角和眼光去重观历史、重读历史、重构历史，都将使我们更睿智、更理性。从周安华团队的丰富民国电影史料和研究成果中，我们感受到既有从过去延伸到今天的、与中国式现代化一脉相承的历史关联和延续，也有从当下中国全球化的新站位去反观历史，重构那段被埋没的历史的自觉。我们经常谈论“重写文学史”“重写电影史”，彼此互文互证，不断获得高度和广度，于此对影视史学是重要开拓。第三是“方式”。《民国时期电影文献辑刊》及民国电影文学研究，是有组织地科研，是系统化工程，这是一种非常可贵的实验。周安华团队无论是从56卷的皇皇巨著上，还是汇聚了7所大学60多位专家及弟子的庞大科研阵容，都具有一种震撼性。三年多时间，他们励精图治，不断探索，拿出了具有分量感的学术成果，提出来一系列具有创新性的观点，体现出学术团队组织的集束性优势、大兵团作战特点，这种开拓创新，给我们非常重要的启发。

（作者：胡智锋，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理事，北京电影学院党委副书记、副校长）

延伸阅读：

中国文艺评论网·胡智锋专页

新时代影视创作呼唤温暖现实主义（胡智锋）

新时代十年中国电影表演艺术发展三题（胡智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