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无止境，在卷帙浩繁的书海中，书与书之间时常构成某种关联，它们跨越时空相互映照、呼应。寻找到这种关联，阅读的边界就会不断拓展，阅读者就会努力敞开胸怀拥抱广阔，拥抱世界。

壹

一个醉心阅读的人，随着目光的不断扩展，他心中将会浮出这样的发问：他读过的成百上千本图书之间，有没有建构起来某种关系？是楚云燕雨，相互隔绝遥遥无缘，还是吴山越水，彼此呼应地脉相连？

不论开始时情形如何，这早晚会是他将遇到的问题。在某个时辰也许他会发现，伴随着这种发问，某一个可能的答案，会以一种诉诸画面的形象的方式，在他的想象中缓缓浮现和展开。

这幅画面可能是一幅山水风景，他读过的每一本书，都是这个画面上的一个细节，一道笔画，一处局部。哪一本犹如岩石兀立，哪一本好像修竹摇曳，哪一本看似出岫之云，哪一本仿佛高翔之鸟？

它也可能让人想到一张刚刚被拉出水面的渔网，在阳光下水珠闪闪发亮。众多丝线和辅料，被编织连缀为一体，以完成捕获鱼类的任务。在诸多彼此勾连交织的线绳中，谁来作为着手编织时的网纲？谁来充当连缀众多网片的一个个绳结？谁又是卡住落网之鱼胸鳍的网囊？那一串串沉重的铅坠又是如何封入？阅读的行为，有时也会让人想到仿佛是在编织一张渔网，每一本书都作为零部件被嵌入相应的位置。

如果将想象的尺幅放大一些，那么你可能面对一片广袤的田野，阡陌交错，原隰相连。田埂区分开不同的作物区域，而一排排树木连同其所掩映的道路，则成为相邻村庄的分界。这样的每一条路径，是在阻隔中完成了连接。阅读中不是也常有这样的情形发生？你以为脚步是在某一个知识领域，却不觉迈入了另外的领地。

这并非出现在阅读者眼前的真实空间，但对于一个得其三昧者，在他的心中，那种连通却是真切的。就像暗物质、三维空间、量子纠缠等物理世界中的物质及其结构和运动一样，平时难以感知，但却是确凿存在的。

如果他不满足于仅仅从远处观赏这一幅幅场景，而是走入其间，行走端详，他会有源源不断的发现，会认识到这些画面中诸种元素之间的勾连、纠结和缠绕，都可以归属于一个关系的范畴之内。它们别有洞天，丰富多彩，真实而又玄妙。

贰

中国古代文学史中，有一个颇为突出的现象。一位作家诗人，因为气质禀赋相近，或身世遭遇类似，对前代的某一位同行格外倾慕，倍感投契，将其尊奉为心目中的良师益友。仿佛一只野兽，能够隔着茂密的树丛嗅到同类发出的气味。

陶渊明作为“隐逸诗人之宗”“田园诗派之鼻祖”，于今无人不晓，但在他生活的晋宋时代，以及身后数百年里，却是寂寂无名。尽管梁代昭明太子萧统在其所编《文选》序言中对他大加褒扬，唐代李白、孟浩然、白居易等诗人也都表达过仰慕之情，但总体上并不广为人知。一直到了北宋，因为苏东坡无以复加的推崇，他的价值才获得了深入的认识，真正确立了文学史上的地位。苏东坡乐观豁达的天性，对于平淡冲和生活的向往，让他格外喜爱洒脱淡泊、委运任化的陶渊明，准确地把握了陶诗“质而实绮，癯而实腴”的风格特质，并写下了一百多首“和陶诗”。苏东坡堪称当时的超级文化宗师，他的喜好自然会影响到民众的欣赏趣味。

“庾信文章老更成”“暮年诗赋动江关”。杜甫在自己的诗篇中，多次提到两百年前南北朝时期的诗人庾信，这两句诗更是被后人广泛引用。北魏降将侯景的叛乱，导致梁朝覆灭，江南繁华尽毁于连年兵燹。作为梁朝使者的庾信，被迫长期滞留北朝的西魏和北周，无法回到故乡。社稷倾覆，身世蹭蹬，儿女夭亡，血泪交织的沉痛感慨，在其晚年的名篇《哀江南赋》中表达得淋漓尽致。杜甫经历了开元天宝的盛唐时代，遽然遭逢安史之乱，陵谷变迁，流离失所，与庾信的遭遇格外相似。这位充任了时代的书记官角色，写出了“三吏”“三别”等泣血诗篇的悲愁诗人，时刻为国家的前途忧虑，为百姓的苦难哀悯，见花开而溅泪，闻鸟啼而惊心，因此很自然地会对庾信其人其作产生共鸣，可谓异代而同慨。

作为后来者，他们倾慕仿效的文字仿佛一道道火烛，照亮了幽暗中的一条通道，显现了昏昧时光中彼此之间的感应和映照。这是一个长时段的故事，缓慢地展开在千百年浩漫的时光中，你仿佛看到一个伫立在田野中向着远方拜谒的人，身影被日光投射在地面上，拉得很长。因此，对于一位阅读者来说，这些前人仿佛是一个个路标，矗立在他的阅读之路的旁侧，指示他迈步的方向。

这样一种穿越岁月的联系，有时呈现为一种群体行为，时代精神的激荡，成为背后最强有力的推手。以韩愈、欧阳修为旗手的唐宋古文运动，力求摆脱六朝骈俪文章的浮华靡弱，向先秦两汉散文的朴质厚重汲取营养。几百年后的明代中期，类似的一幕再次搬演，前后七子的复古运动，抨击的目标则是当时流行的内容贫乏、形式雍容的台阁体文风。虽然这一思潮主要体现为诗歌的变革，其成就和影响也无法比肩前者，但就其本质而言，却同样是一次名为复古而旨在创新的对于时弊的反拨。

沿着这种路径而展开的阅读，其实质是一种寻找和呼唤，仿佛鸟翔于野，“嘤其鸣矣，求其友声”（《诗经·小雅·伐木》）。从某个立脚之处，他望向四方，寻找视野中的相关风景，在心中为它们归类。而随着不停地迈步行进，他会拥有众多的站立处，也因此会不断地扩大和累积眼中所见。

对于一位真正的阅读者，这种行为在时间中的展开，是视野的步步扩展，书籍的不断积累。这一种状态可以伴随他很长时间，也许是终身。在某个时候，他会惊叹于自己丰富的拥有。那一份坐拥书城的感觉，不亚于南面而王。

这种现象，会让人想到南方山野里经常见到的风景，一棵榕树陆续地滋生出新的气根，向周围延伸，几十上百年后，原来的独木已经繁衍成为一片树林。

叁

金克木先生写过一篇文章，题目叫作《书读完了》。他提到一则轶事，大学者陈寅恪年轻时曾拜访一位历史学家，老先生对他说：你能读外国书，很好；我只能读中国书，都读完了，没得读了。

估计很多读者乍一看到这个说法，会感到不可思议。中国古籍图书浩如烟海，谁敢说自己能够穷尽？这个说法不啻一个挑战，一种对于常识的颠覆。但一个对阅读饶有心得的人，大概率会像金克木先生一样会心一笑。他不认为这是哗众取宠，为了吸引眼球而故作惊人之论。这种反应，来自他在阅读实践中获得的对于书籍之间关系的认识。

书籍固然数量浩如烟海，但其轻重分量不同，不可等量齐观。大量的书实际上可有可无，不读也没有明显的损失。只有极少数才真正具有原创意义，是那种被称为经典的书籍，是书中之书。作者是这样说的：“总有些书是绝大部分的书的基础，离了这些书，其他书就无所依附，因为书籍和文化一样总是累积起来的”，“因此，有些不依附其他而为其他所依附的书，应当是少不了的必读书或者说必备的知识基础”。

金克木先生列出了一个符合这种标准的书籍：《诗经》《左传》《礼记》《论语》《孟子》《庄子》《道德经》《史记》《资治通鉴》《文选》……作为一名学贯中西的大学者，他同时也把目光投向域外：柏拉图、笛卡尔、康德、荷马、但丁、莎士比亚、塞万提斯、歌德……这些大思想家、大作家的著作，作为不同文化的根源和基础，都具有元典的意义。

这一类的书籍，在每一种文化中，也不过几十种。围绕着这些书，又会产生很多注解和阐释，然后是注解之注解、阐释之阐释。后者都是依附之书，数量成倍地增加，仿佛水面上一圈圈扩散的涟漪。这种现象，按照金克木先生的说法，就是构成了一种“古书间的关系”。那么，对老学者的“书读完了”，就可以这样来理解：“显然他们是看出了古书间的关系，发现了其中的头绪、结构、系统，也可以说是找到了密码本”。这个密码本在手，可以有效地辨识出彼此间是否属于同一阵营。

在同一篇文章中，金克木先生还写道：“这些书好比宇宙中的白矮星，质量极高，又像堡垒，很难攻进去。”但如果想进入一种文化精神的内部，洞悉其基本结构和质地，就别无选择，只能迎难而上。

试着运用这种眼光，就会获得新的发现或者理解。像儒家思想，无疑是绵亘于中国文化精神的广阔原野上的一条主干道。早在先秦，孔子、孟子、荀子等人为这条大路立下了奠基开辟之功，汉代董仲舒则推动了心性儒学向政治儒学的转变，大幅度地拓宽了路面。到了宋明时代，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给予了创造性的发展，弥补了传统儒学在本体论和思辨性方面的不足，构建了更为精致和系统化的哲学及信仰体系，仿佛在将一条年久失修的老路重新加固时，采用了新的技术和材质。一条通和变、继承和创新的清晰可见的线索，贯通于两千年的漫漫时空中。

这些经典所阐扬的精神，又寄寓在包括文学在内的各种门类的书籍中，以不同方式得到播扬。诗言志，心声的发抒化为诗词歌赋。就行仁道、安斯民、固社稷这一儒家精神的核心内容而言，屈原的“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杜甫的“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范仲淹《岳阳楼记》里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文天祥《正气歌》中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都是这种理念激发出的情感表达。它们在历代人的口中不停地吟诵，成为一种集体的潜意识，作用于世道人心，潜移默化地实现着人格的铸造。

因此，如果将这一个丰富的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系统，比拟为一个广阔的园林，那么四书和五经是参天大树，众多的集解注疏仿佛其下茂盛的灌木丛，至于那些开蒙家训等读物，则不妨看作林下的一丛丛野草杂花，而卷帙浩繁的诗词文赋，不是可以想象为一阵掠过林间的风，挟带着松脂的香气和叶片的簌簌声？

从这些不同的作品和书籍中，我们看到了母体和子嗣，源头和水流，树干和枝叶，枢纽和节点，核心和外围，懂得了纲举而目张，看到了牵一发而动全身，了解了种种繁复纷纭的逻辑关系。“振叶以寻根，观澜以索源”，刘勰《文心雕龙》中对文学的本末源流的探讨，正可以看作是对这种联系的特点、方式与途径的写照。

我们恐怕永远没有资格说出“书读完了”这样的话，但却可以借助这个说法里透露出的那种思路，对所读和将读的书籍进行辨识和甄别、筛选和归类，让彼此之间脉络宛然，眉目清晰。

肆

很多时候，书籍之间的联系是天然的，是一种先期的预设，是阅读者不假外求就可以获致的认识。从根本上讲，它起源于事物本身的多维属性，来自世界构成的混同状态。

最常见也是最直观的联系，往往体现于同一本书的内部。这样的一本书会显示出不同的面相，就仿佛东南亚国家的四面佛雕像，向着四方投送出慈悲的微笑，又像是一栋公司大厦里众多外观完全相同的房间，其实承担了不同的科室功能。尤其在知识尚未被细致分工的时代，这种情况十分普遍。许多书籍就其文体形式而言，没有泾渭分明的清晰界定，非此即彼，而是经常体现为一种交错融合状态，亦此亦彼。譬如在中国古籍中，《左传》和《史记》是历史著作的典范，《水经注》和《洛阳伽蓝记》是地理志书的楷模，但同时它们也是文学作品，是古典散文的巅峰，是一代代后人追摹的范本。更不必说《庄子》的汗漫恣肆，《老子》的言简意赅，各自折射出一种极致状态的美学风貌。所谓文史哲不分家，就是对此现象的一种通俗的表达，而其实质正是知识形态的相互渗透，难分轩轾。

面对这样的情况，与其说阅读者要建立不同知识形态之间的联系，不如说是要努力发现这种联系。就像一个人走进莽莽苍苍的原始密林，看到一棵苔藓遍布的粗壮大树上，缠绕蒙络了不同的藤蔓，对他来说，重要的是分辨出植物分类学意义上它们各自的科属。

文学作为对生活的复杂而生动的提炼整合，这一特点表达得最为明晰。陆游把恢复被金人占据的中原作为毕生志向，用情之深，执念之重，世罕其匹，浮现在深夜的梦境里，也发抒于绝笔之作中。“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夙愿难酬的沉痛，被发抒得淋漓沉痛。吟诵辛弃疾的《水龙吟·登建康赏心亭》，仿佛望见一个孤独英雄伫立秋风的悲凉身影：“落日楼头，断鸿声里，江南游子。把吴钩看了，阑干拍遍，无人会，登临意。”这位开创一代词风的大家，更是一位既有勇气又富韬略的将帅之才，但皇室苟且偷安于残山剩水，不以光复为念。他壮志难酬，被迫赋闲数十年，“却将万字平戎策，换得东家种树书”，愁闷只能向山水间排遣。即便是仅仅为了深入理解上述诗句，也需要了解这一段先之以宋辽对峙、继之以宋金仇怨的历史，了解杨家将的民间传说，徽钦二帝屈辱的“北狩”，岳飞《满江红》中的壮怀激烈。这是发生于阅读中的一种自然的催迫，驱使你的目光穿梭于诸多领域，就像脚步跨越广阔原野间的一道道田埂。

也有另外一种缩敛退隐的人生，向着大自然的深处，草木茂盛的桑间陌上，云霭缭绕的山中泽畔，缓缓迈开步履，归去来兮。欲熟谙陶渊明，怎么能不去了解一番庄子？“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喜怒哀乐不入于胸次，让人想到庄周在妻子去世时的鼓盆而歌。想读透王维，如何能够对佛教一无所知？“松风吹解带，山月照弹琴”，“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澄怀静虑，风神萧散，仿佛世尊拈花，迦叶微笑。或朴素平淡或清新明丽的诗句后面，关联了不同的智慧资源。

一种书籍的内部是这样，那么在同一时代的不同书籍之间，最为常见的情形，是彼此都受着相同的时代精神的浸润。仿佛盛夏季节的一阵豪雨，落在树丛间，落在江河里，落在田垄中，湿润的气息更是弥漫于天地之间。

东汉末年，皇室衰微，军阀混战，白骨蔽野，民不聊生。以三曹父子和“建安七子”为代表的政治家和文学家，发出了匡扶社稷、救民于水火的呐喊。“戮力上国，流惠下民，建永世之业，流金石之功。”曹植的这番豪气干云的话，表达的也是集体的心声，发为诗文，便形成了悲凉慷慨、极具感染力的整体风格，被后世誉为“建安风骨”。到了唐代初年，在新兴王朝开放昂扬的时代氛围中，以王勃、陈子昂等“初唐四杰”为代表的年轻诗人，满怀建功立业的豪情，为诗歌注入了刚劲豪放的精神，其睥睨古今的倜傥意气，也让人想到建安风骨的梗概多气。二者都是特定的时代精神产物。博尔赫斯曾经反复表达过一个观点，“历史总是不断地再现”，这两个前后相隔四百多年的作家群体，也为这一观点提供了一个文学角度的佐证。

总之，只要开始了阅读，一种机制便自动开启运行，在这个过程中，与阅读者的心驰神骛相同步，一些想象中的樊篱被撤除，屏障不复存在。一种范畴会自动延伸，与另一种范畴连接，一个时代的声音，在另一个时代发出回响。它们会主动地寻找和辨识，呼朋唤友，连类比物，声气相投，惺惺相惜。

精神的产生和发育，在每一个地方都有迹可循。生态文学在今天的美国已经蔚为大观，其理论渊源是哲学家爱默生在《论自然》中所表达的超验主义思想，其挚友梭罗又在散文名著《瓦尔登湖》中，给予了形象化的阐释，强调了大自然对个人成长的启发。一百年后，生态伦理学的奠基人利奥波德，在代表作《沙乡年鉴》中强调自然环境的主体地位，进一步将人的姿态放低，认为人类作为土地共同体的一员并没有特殊的权利，任何僭越的行为都是对大自然和谐状态的戕害。接下来又是蕾切尔·卡森，她的划时代的《寂静的春天》，直面技术畸形发展导致的生态污染恶果，大声疾呼停止饮鸩止渴的行为。近两百年间，以这三部被誉为“美国自然文学三部曲”的作品为代表，几代作家用数量可观的作品，丰富并提升了这一后起的文学流派，使得这一文学新树种不断地开枝散叶，茁壮生长，成为文学园林中一角美丽别致的风景。

伍

如果说在上面的情形中，联系体现在同一个民族、同一种文化的内部，随着时光的延伸而生长繁育，是一种时间维度中的存在，那么它同样也具备跨越地域的属性，构成空间维度上的映照与呼应。

基于人性的相通，不同民族和文化之间，相同远远大过相异，共性明显多于个性。这一点也成为彼此间产生关联的一条情感纽带，为文化交流的可能性奠立了基础。人同此心，心同此理，这个朴素的说法，正可以作为统摄这种相通性的总纲。一根琴弦，埋设在不同的文字之间，等待被心灵的手指弹拨，琮琤作响。

一衣带水的东邻日本，曾经受到中国文化长久而深刻的哺育，因此读《方丈记》《徒然草》等日本古典随笔时，每每感受到一种颇为熟悉的情味。白雪消融、残月在天、樱花凋零，都能唤起作者们内心的怜惜和哀愁，大自然景物的变迁，让他们感悟生老病死、诸行无常。一种被称为“物哀”的美学意识，弥漫在众多篇页之间。这些岂不令人想到东汉末年《古诗十九首》中反复吟咏的主题？就像那首《驱车上东门》中所咏叹的：“浩浩阴阳移，年命如朝露，人生忽如寄，寿无金石固。”如果说后者更为沉痛凄怆，该是与彼时的社会背景有关，天下板荡，世积乱离，命如草芥，朝不虑夕，让思索变得更加深切和尖锐。

生死事大，死亡永远是一个凝重的话题。还是同样的喟叹，这次目光自中土开始，向着西方挪移。西晋时代的豪富兼文人石崇，在其洛阳金谷园别墅举办“金谷之会”，邀召著名文士宴饮歌咏，兴尽悲来之时，各自赋诗并结为一集。石崇在为其所作的《金谷诗序》中，揭示了这些作品背后的核心情感：“感性命之不永，惧凋落之无期”。几十年之后的东晋永和年间，另一场远比它更为出名的文人雅集，在浙东会稽山下的兰亭举行，作品亦汇集成册，王羲之为之作《兰亭集序》，表达了类似的怅惘感慨：“向之所欣，俯仰之间，已成陈迹。”自华夏一路迢遥向西，走入群山环绕的伊朗高原，古代波斯的诗人奥玛尔·海亚姆，在《鲁拜集》中的一百多首四行诗中，感慨人生如寄、盛衰无常。“天地是飘摇的逆旅，昼夜是逆旅的门户；多少苏丹与荣华，住不多时，又匆匆离去。”郭沫若的译文，流溢着中国古典诗词的韵味。对于作为读者的我们，这样的关注应该是必要的：如何发现辨识其间的同与异，它们分别来自所属文化中的哪一种规定性？

另一方面，有焦虑忧惧，同样也有豁达从容。“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这是先秦时代庄子的旷放达观。一千多年后，北宋理学家张载则有这样的说法：“存，吾顺事，没，吾宁也。”这种顺生安命的姿态，是时间之流中的延续，也是儒道学派的共识，可谓是中国智慧达成的一个公约数。万里之外地中海旁的古代希腊，一个被称为斯多葛主义的哲学学派的生死观，也会让人嗅到同样的气味。这一学派后期的重要人物，古罗马皇帝马可·奥勒留，在其《沉思录》中表达了对生命必将走向消亡的镇定泰然：“请自然地通过这一小段时间，满意地结束你的旅行，就像一颗橄榄成熟时掉落一样。”

上面都是属于生命与生活的根本层面的问题，当涉及某些专门领域和具体话题时，这种连通就更是毫无阻隔。像前述已经成为西方社会主流思想的生态保护意识，在东方这一片信奉“天人合一”的广袤土地上，也正在被如火如荼地传播和实践。“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便是一种形象化的表述。当然，它能够获得呼应，首先因为它的许多理念原本也属于本土固有的精神资源，如《孟子·梁惠王上》中就涉及这一内容：“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当代众多秉持这一理念的写作者，也正在热情地描绘属于中国自己的生态自然文学景观。

如果能够梳理出这样的脉络，阅读就不会故步自封，就没有藩篱边界，就会努力敞开胸怀拥抱广阔。某一颗灵魂发出的信号，会跨越高山大洋的距离，穿透语言文字的障碍，被遥远地方的心灵发现和接受。

陆

凡此种种，最终都会通向这样的认识：阅读行为的实质之一，便是发现和建立联系。

这个过程，是一种从不止歇的积累和开辟，仿佛一股水流，从一口泉眼中汩汩涌出，向前流淌，一路上不断有新的水流次第汇入，它们分别来自许多个另外的泉眼。

每一个最初的泉眼，对于阅读者，便是开始时的某一部或某一类读物，它因人而异，具有一定的偶然性，仿佛一个人降生在不同地域，牙牙学语时说的当地的土语方言，但随着他长大成人，就需要使用一种通用的语言和文字，因此它又总是通往必然性。一个真正的阅读过程也是如此，初始时可以林林总总良莠错杂，但到了某个阶段，便会向着一些世有定论的经典之作进发。这个过程是殊途同归，是万法归一，是条条大路通罗马。

阅读中的联系，体现为因果接续的无数次循环，手头的每一本书，都是这个进程中的一个环节。它常常会是此前一本书的结果，又成为后面的一本书的原因。这样的阅读的开展，早晚会接近于一种广阔浑然的境界，就好像大地上众多的河流，在流淌中不断地交融汇集，直到有一天汇聚成为一片浩渺无垠的水面。那是《庄子·秋水》里描绘的场景：“秋水时至，百川灌河。径流之大，两涘渚崖之间，不辩牛马”。

在那样的时候，一个阅读者会发现自己进入了一种澄明之境。那种舒卷自由、毫无拘囿的感觉，借用南宋词人张孝祥的名篇《念奴娇·过洞庭》，差可比拟。时近中秋，他月夜泛舟于洞庭湖上，月光云色，倒映在明镜般的浩瀚水面上，欣然中他写下了这样的句子：“玉鉴琼田三万顷，着我扁舟一叶。素月分辉，明河共影，表里俱澄澈。悠然心会，妙处难与君说。”

（作者：彭程，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理事，光明日报高级编辑、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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