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提示：老一代长征影片，无论是拍摄者，还是观众，都经历战争年代或者与战争年代离得很近，普遍怀有心理上的巨大共鸣。新一代的长征影片将以什么征服“新新人类”，这是一个问题。

　　战争题材或根据真实事件改编的电影有很多：《拯救大兵瑞恩》《野战排》《太平洋幽灵》《地心营救》……

　　这些影片中所展现的挑战极限、艰苦卓绝、义无反顾，为了信仰或家人的幸福而做出的牺牲，在“长征”这一发生在80年前的红色武装迁徙事件中，有过之而无不及。

　　用八一电影制片厂国家一级导演翟俊杰的话说，长征是人类求生存本能的体现和对人类体能极限的一次重大的考验。要经受来自恶劣的大自然环境的残酷折磨, 要和强大的围追堵截的敌人进行搏斗，要内部还有政治路线的复杂斗争。这对任何一个创作者而言，都是一个超级“艺术富矿”。

　　但正如《长征》一书的作者王树增曾经对我所言：“遗憾的是，这些年多是外国青年在行走长征路。而我们一提起长征就是‘遵义会议放光芒’，爬雪山、过草地、吃皮带。”

　　历史认知是否可以如此概念化?纪念长征对今日今时的意义在哪里?

　　这其实不仅是给“长征”题材写作振聋发聩的一问，也是长征题材电影所必须面对的时代之问。

　　从依靠财政到走向市场

　　从上海电影制片厂1950年拍摄《翠岗红旗》至今，长征电影已经走过了65个年头。几乎与共和国同龄，几乎平均每年都有作品面世，素有“说不尽的长征，拍不完的长征”之说。

　　这么多部作品，以一种什么样的脉络在发展?学术界对此尚未有共识。

　　在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文学史论教研室主任谷海慧看来，长征电影大体可分为4种叙事视角。

　　其一为“重述长征历程”。除1996年的《长征》外，这一视角的电影主要产生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如《万水千山》《突破乌江》《金沙江畔》等。《万水千山》再现了‘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爬雪山过草地’‘攻占天险腊子口’‘到达吴起镇’等著名的历史事件。因为主要以史实为叙事线索，影片兼具了文献片性质。

　　其二为“再现军事思想”。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作品中，这一视角使用较多，如《大渡河》《四渡赤水》即是对毛泽东军事思想的集中表现。

　　其三为“重塑领袖形象”。这是20世纪90年代较为流行的叙事理路。如《金沙水拍》《彝海结盟》，都是在精神重负与意见分歧中，探究领袖心灵世界的丰饶与博大。

　　其四则是“展现个体特殊经历”。进入21世纪之后，《心动岁月》《我的长征》《革命到底》等影片有效开拓了叙事的空间和视野。《我的长征》在主人公接连失去亲人的过程中，展现了“湘江血战”的惨烈与悲壮。《革命到底》则以真实的故事为蓝本，将爱情与革命的故事讲述得摇曳多姿。

　　他认为：“与这4种叙事视角大体对应，长征电影也形成了阶段性的风格化特征。20世纪80年代以前，偏重政治化;20世纪80年代开始，有了重大突破，转向人性化;20世纪90年代，追求史诗化;21世纪初年则走向了多元化。”

　　但电影评论人马庆云认为，长征题材的电影在指导思想和内容创作上始终统一，并无阶段可分。“根据《电影法》等法律和总局规章制度要求，重大历史题材必须领导审批，拍摄也集中在八一等制片厂，这就保障了长征戏的‘从始至终’：在指导思想上，坚持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在内容创作上，一直是红军英勇无敌和高度的人文关怀意识，尤其重点强调军民关系的‘不是亲人胜似亲人’这一点。”

　　“从拍摄技术角度，则可以划分为新千年之前和新千年之后两个阶段。新千年之前，八一制片厂等制作单位，喜欢用大规模的人海战术的拍摄方法，地方部队配合完成，场面戏多集中在急行军和大范围攻击战上。在其拍摄手法上，更平稳，镜头调度少，但敢于给大调度场景。

　　新千年之后，商业片时代到来。长征戏也开始从依靠财政，慢慢向走一点市场的原则转变。这样一来，走商业路线，拍摄画风略有转变，调度更密集，更商业化一些。随着地方军队尽量不参与战争影片拍摄的要求落实，大场面的人海调度，基本上看不到了。但是美国和韩国等现代热武器的拍摄经验和团队进驻，开始能够拍摄热火力场面，武器带来的震撼感更强烈了。在这个阶段，武器的震撼感是最大的亮点。” 马庆云告诉记者。

　　壮，还是悲？

　　虽然数量众多，但如今的“长征题材”电影，并不太受年轻观众的待见。根据人民网的统计，2015年，中国电影继续在“速度与激情”中狂飙突进，全年票房纪录突破400亿元大关，至少有8部影片票房加入了“10亿俱乐部”，分别为《捉妖记》《港囧》《寻龙诀》《夏洛特烦恼》《煎饼侠》《西游降魔篇》《心花路放》《大闹天宫》，其中没有一部跟长征或重大革命历史题材有关。

　　而在40多年前，“长征题材电影”却能独领电影市场的风骚，经典台词更是脍炙人口，代代相传，比如42年前的长征戏《闪闪的红星》。

　　这部戏的导演、编剧均属上乘，虽然正值“文革”期间，“政治”必须前所未有地正确，但他们出于对艺术的追求，拍出了一部迥异于样板戏的故事片。不仅冒着“资产阶级唯美主义”的风险，将影片拍得诗意盎然，还塑造了一系列鲜活的人物形象，跟当时银幕上常见的英雄、反派形象形成了巨大反差，让老百姓耳目一新。在那个娱乐匮乏的时代，影片一经上映，便产生了巨大的轰动效应，观众们纷纷用实际行动表达了喜爱之情。在北京市菜市口电影院首映时，闻讯赶来的观众一拥而进，都快把墙挤倒了。组织者怕出事，最后不得不宣布改期放映。在这点上，“10亿俱乐部”无一部可匹敌。不仅是人气，影片的经济效益也非常可观。投资80万，全国上映以后，不仅回了本儿，还赚得翻了番。

　　老一代长征影片，无论是拍摄者，还是观众，都经历战争年代或者与战争年代离得很近，普遍怀有心理上的巨大共鸣。

　　新一代的长征影片将以什么征服“新新人类”，这是一个问题。今年4月14日，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中国文联文艺评论中心、江西省文联在江西赣州举办的“纪念长征胜利80周年暨长征题材文艺创作研讨会”上，齐聚了包括向延生、翟俊杰、赖大仁、罗开富、陆绍阳、李朝全、李子榛在内的影视、文学、美术、音乐、党史等各领域的学者、作家、编剧、导演。长征题材或者说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创作的“市场与立场”“创新与超越”“人性与信仰”“历史和当下”“多元与坚守”等问题，不断在6代人之间碰撞。

　　“长征”题材除了纪念意义，已经不适宜当下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

　　王树增曾经说，美国时代生活出版公司把长征与法国大革命、历法、火车、登月一起，并列为1000年来一百件对人类文明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的事件。如果仅从军事规模上讲，长征小得可以忽略不计。长征这个事件，是在精神层面上影响了人类进程。

　　10月14日上映的长征电影《勇士》的导演宁海强认为：“我们今天重拍长征中的勇士，它可以使我们的人民尤其是年轻一代认识到理想信念对一个党、一支军队和整个国家和民族是多么的重要。今天，我们要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也会遇到一些想到的想不到的甚至完全不可预知的困难。但只要我们坚持共产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理想信念不动摇，我们就一定能够像80年前赢得艰苦卓绝的长征胜利一样，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我想这应该是纪念长征胜利80周年对今天中国人最重要也是最现实的一个意义，或者说启示。”

　　马庆云则认为：“长征题材电影传统的意义是教育青年，党的政权来之不易，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坚持为人民服务。当下，我们也应该注入一些新鲜的血液。比如，对战斗残酷的人性表达。再比如，对内战的一种人文性而非政治性的反思。尤其在人文性反思上，我们更应该致力于弥合民族内部的矛盾，以揭示战争残酷而非宣扬战争乐观的方式，让观影者尽可能地以平和而非暴力的方式去解决问题，在法律范畴内看待一切争端。大的民族价值方面，我们是否可以把国军和红军之间的战争，看为一场民族内部本不应该发生的流血战争。”

　　既然“长征”的精神内核，无论在什么时代、什么国度，都具有打动人心的力量，也具有现实意义。为什么我们的长征题材电影，数量虽多，但能成为传世经典的少?

　　一个流行的视角是从“主旋律”的预设找原因。但反对者认为，美国也曾拍摄过如《林肯》《巴顿将军》等以真实人物事件为背景、基本毫无商业色彩的电影，赢得了观众和票房的双丰收;苏联也拍出了《静静的顿河》等多部既是主旋律，又非常经典的好电影。

　　国内长征题材电影不好看、不叫座的原因究竟在哪里?

　　马庆云从文艺理论上进行了剖析。“中国和苏联两个国家的政权在历史时期，有过蜜月，在文艺指导思想上，也有过类似的地方。但是，两国的文艺理论，其实有一个本质上的不同。苏联的文艺讲的是个人主义，在服从集体的大前提下，个人主义可以挥发出来。比如，《静静的顿河》这部去年在国内上映的重拍电影，讲的便是几个个人如何抗击德军。而我们从延安文艺座谈会开始，就确定了集体主义的指导思想，造成两个问题。第一个，每次战斗的胜利，都强调集体和决策，无法突出个人，难以刻画战斗英雄。而中国古典小说，都是以刻画个人英雄为蓝本，比如《三国演义》的关羽，比如《水浒传》的武松。个人英雄主义，从纯故事的角度，容易出看点，容易让影迷怡情进入。第二个，革命的乐观主义，要求不能过分展现血腥，而要让战斗英雄们在战斗中表现出一种革命的大无畏精神来，甚至于要有战斗快感。苏联的文艺理论则没有这项要求，他们在很多作品中，是在血腥中寻找革命精神，甚至于是革命的悲观主义。悲剧，更容易出力透纸背的作品，而乐观主义难出有力度的作品。”

　　在赣州举行的那次座谈会上，江西省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赖大仁教授也将视角投向创作立意。他认为，过去歌颂性的创作立意，所注重表现的“长征精神”，都显然是偏重于“壮”的一面，而对于其“悲”的一面，却较少触及或有意无意地予以回避。歌颂性或纪念性的创作如果处理得不好，比较容易导致简单化和模式化，意义价值就会比较有限，也容易导致审美疲劳或引起心理逆反。当下更需要融合了历史真实性与反思性，更富有思想和艺术“张力”的文艺创作类型。

“把长征中这种悲剧性的历史真实和血的经验教训反映出来，不仅能让人们感到震撼，更能够引起人们的理性反思：其实岂止在长征这一历史事件中是如此，在其他任何历史时期，如果没有一种健全的民主与集中的领导机制，又怎能不导致严重错误和付出沉重的代价。”

　　在座谈会上，身为国家电影审查委员会委员、重大革命和历史题材影视创作领导小组成员、全军艺术委员会委员的翟俊杰导演还谈到，他审查重大革命和历史题材电影颇为头疼，“一开始就是‘硝烟滚滚，枪声阵阵’ 。再看一个剧本，又是‘枪声阵阵，硝烟滚滚 ’。”

　　有一种流行的说法是，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影视作品就是生动的教科书，但翟俊杰并不赞成这样的看法。他认为虽然长征电影肩负有表现党史、军史的职能, 但是它毕竟是一部故事片。“我们有什么必要兴师动众拍一个不是故事片的‘故事片’ 呢?故事片毕竟有它的审美取向, 要有人物, 要有故事。观众去影院看电影, 不是去看教科书的。”“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的思想性是既有的存在，影视作品要在艺术性上下功夫。大事不虚，小事不拘，要允许而且应该进行艺术虚构。哪能看看史料，再捏到一起，就成了一个剧本了? ”

　　翟俊杰已经三拍长征。基于“不能因循守旧，总要有所突破”的理念，他在三部长征戏中，都进行了创新探索。用他自己的话总结，拍《金沙水拍》，将毛泽东变成普通人。片中的毛泽东形象，不再是高高在上的领袖形象，而成为普通的丈夫、父亲、兄长、战友。翟俊杰甚至还在贺子珍为掩护战友受了重伤、大难不死之后，空前地为毛泽东设计了一场吻戏。

　　二拍《长征》， 首次全景式展现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历程。但他认为如果把其拍成一部以长征为题材的影片的集大成者，必败无疑。基于这一思考，他将影片的主线确定为鲜为人知、错综复杂的内部路线斗争，对艺术处理定位在史与诗上。在“诗”上，画面是红军与敌人肉搏战的惨烈景象, 声音却是《十送红军》这样优美而深情的江西民歌，他用声画的对立来强化影片的感染力。

　　三拍《我的长征》，让毛泽东、周恩来等领袖人物退居配角，一个不谙世事的红军小战士瑞伢子成为主角。他坦言这种从普通人出发、折射历史事件的视角，是受到国外同类型影片《这里的黎明静悄悄》《伊万的童年》的启示。

　　试水“商业大片”

　　不仅是拍摄立意、视角，长征题材电影进行了自我的反思和嬗变。10月14日上映的《勇士》，大胆启用了聂远和“果郡王”李东学来拍摄“飞夺泸定桥”。2016年华表奖有一句评价称：“这也是一部极具商业大片气质的战争题材作品。”

　　《勇士》的导演宁海强说，他希望在创作方式上的改变，使这部主旋律电影更接地气且深入人心，同时能带给观众精神的洗礼。放映现场，他更放出豪言：“电影不好看可以找我退双倍票钱!”

　　有位看了电影《勇士》的影评人说：“现在的战争片都在场面上做足了功夫，而且还加入了动作设计，完全是商业大片的套路，看着战斗场面很燃。这一次影片的配乐不错，很激昂。简单来说，这是一部和以往不同的长征题材电影，更加激烈和热血。”

　　宁海强详细分析了该片的三大创新之处：“第一，我们在合作模式上发生了变化，按照商业电影的合作模式进行了对主旋律影片的拍摄，做到了与一些商业电影发行好的公司进行合作。借鉴他们的创作理念，为了能使现在的年轻人进入电影院。如我们选择了一批年轻帅气的演员(其实当年红军长征时期所有的战士都很年轻很帅气)，用他们帅气的外表和进入剧情的真实的表演相结合吸引观众。

　　“第二，创作模式上的改变，从长征这个重要的事件节点，强渡大渡河和飞夺泸定桥，从人性的角度不断地去宣泄他们在长征中那种人性的光芒。真实地去对每一个细节进行表述。

　　“我们往往把长征从大战略、大格局上来讲述。很少有影视作品更细化的从人物入手，去表现长征中那些有代表性的人物。表现长征中某些具体的阶段。而恰恰这些红军中普普通通的士兵，那种人性的宣泄、人情的抒发，铸成了长征创造的人类奇迹。

　　“第三，用现代的电影制作手段对飞夺泸定桥进行大工业制作，使整个的影片有了现代战争动作片全面的展示。”

　　马庆云说，以商业大片的形式拍长征电影的探索，实际就是最近几年。《建国大业》《建党伟业》算是领路人，票房成绩也不错。后来又有成龙等人拍摄的《辛亥革命》，都是现代战争戏，大伙看到了盈利点。“盈利点有了之后，民间资本也开始涉足长征大片。包括最近的《勇士》，它的重要投资方是‘和和影业’。长征戏与商业大片进行结合，我认为，才刚刚开始。”

（文／文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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