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卷本学术著作《历史题材文学系列研究》
在中国这样一个几乎全民热爱历史文艺、竞相从历史故事中获取人生营养的国度,历史题材的文艺作品自然具有强劲的社会影响力。不仅公认的史书如《春秋》《左传》《史记》等至今仍具历史借鉴价值,而且富于审美与艺术品位的古今文艺作品如《世说新语》《隋唐演义》《三国演义》等更是深入人心,体现“润物细无声”的深长魅力。改革开放以来还接连涌现出《曾国藩》《张之洞》《大秦帝国》等一批有巨大读者缘的小说力作,并且其中不少被改编成电影、电视剧和话剧等多种艺术门类作品,形成宽广的公众覆盖面,进一步拓展历史题材文艺的艺术市场份额和公共影响力。但与此同时,伴随市场经济的兴起,以电视剧《戏说乾隆》(1991)在大陆播出并引发争议为开端,大众文化或通俗文化中扬起了一股势头迅猛的历史娱乐化风潮,其潮头所向在于对历史故事加以重新编排,着力取悦于公众或网民中的历史消遣或娱乐需求。这就使得一个严峻的问题被提出来:公众应当如何把握历史审美化与历史娱乐化之间的界限?也就是如何才能做到既能愉快地重温历史的积极启迪价值而又不致坠入历史的廉价消遣的无聊陷阱?在这个意义上,童庆炳生前担任总主编的5卷本学术著作《历史题材文学系列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无疑是一部十分及时的力作。
该书的一个突出价值在于,以严谨的学术眼光去清晰梳理历史题材文艺的理论问题,正面回答公众在鉴赏中遭遇的重温历史还是消费历史之间的困惑。在总序中,童庆炳对这部五卷书的基本的历史理性关切做了全面而深入的表述。他把历史题材文学在创作、改编、鉴赏和批评中呈现的主要问题,整理为五个层面:基本的历史观,历史真实意识,有关历史的价值判断,历史书写如何与现实对话,文艺文体的审美化。这五个问题的抓取和论证,体现了童庆炳晚年对历史题材文艺作品遭遇的主要理论问题的通盘思考,对当前反思历史题材文艺问题具有针砭时弊的启迪价值。在其中,我特别有感慨的是下面一个有关艺术作品中历史理性与人文关怀的张力或二律背反的观点:历史进步往往难免以民众利益及其牺牲为巨大代价,但人文、人性或人道理念本身与这种历史进步相比又是至高无上的,这两者之间无疑会构成不可调和的悖逆。“作为历史学家和历史题材文学家,就一定要认识到历史的前行总是带有悲剧性的。历史理性与人文关怀总是顾此失彼。没有一段历史的发展是完全美好的,完全不损害人民利益的,完全没有价值缺陷的。历史上许多时代,特别是历史进步的时代,总是存在着历史理性与人文关怀之间的二律背反。”(总序第17页)。对这种不可调和的悖逆,童庆炳认为史学家与艺术家都应抱以悲剧性态度而非当前流行的某种喜剧性或正剧性态度。这是一种基于人文、人性或人道立场的历史悲剧性理念,对于当前理解历史题材文艺创作风潮中所引发争议的问题,应当具有振聋发聩的作用。
该书由五卷组成,第一至五卷分别题为《历史题材文学前沿理论问题》《中国古代历史文学的传统与经验》《中国现代历史文学的传统与经验》《中国当代历史文学的创造与重构》《英俄历史文学的传统与经验》。这样的总体安排体现了总主编的系统考量:首先集中理论团队悉心探究历史题材文艺创作的前沿理论问题,进而组织中国古代文学、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研究队伍分别考察中国古代文学、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中的历史文学的传统与经验,最后聚焦于英国和俄罗斯两国的历史文学的借鉴。可以说,就历史文艺研究领域而言,该书这样全面深入而具系统性的研究结构是空前的和有开拓性的。
这部5卷本著作的空前的开拓性突出地表现在,它们分别体现了对历史文学研究的若干分支领域的精细阐释。第一卷由童庆炳亲自担任分卷主编,对下列相关前沿理论问题做了全面而深入的剖析:文学研究与历史研究之关联、文学叙事与历史叙事的异同及关联、历史题材文学的类型及其审美精神、历史题材文学中封建帝王的评价问题、历史题材创作的评价标准与方法问题、历史题材创作中的“戏说”问题。这样的研究直接回应学术界、艺术界和普通公众的高度关切,对历史题材创作和鉴赏领域的重大理论问题予以正面回答。第二卷则返回中国古代史传文学的传统和经验中,令人感到新颖的是,不仅讨论人们通常会涉及的古代历史演义和历史剧问题,还把古代历史诗歌和历史传说纳入同一个视野去观察,从而给人带来新的阅读与思考空间。第三卷则在安排上颇费思量:既有现代眼光下的历史重释问题,又有诸如《故事新编》《屈原》等作品和孔子、西施等历史人物形象案例的深入阐发,还有对巴金早期异域题材文学的重新解读。这就体现了古代与现代和中国与西方交汇视野下的新的理解。第四卷则内容丰富:先后探讨20世纪50年代以来历史剧讨论与历史题材写作规范的确立,《海瑞罢官》事件作为历史叙事政治化的个案分析,新历史小说的解构与重构,革命历史小说的固守与位移,历史文学的消费主义与世俗化倾向,历史文学的历史化与史诗性特征等问题。这里不仅重点分析《曾国藩》《杨度》《张之洞》《白门柳》《张居正》等历史文艺个案,还独出心裁地纳入《北大之父蔡元培》加以讨论,探讨现代人文观照下的历史叙事规律,尝试寻找现代新人文与重塑大学理念、知识分子形象塑造层次及其悲剧性结局等问题的答案。第五卷把眼光伸向近现代以来在中国产生过强烈影响的英国历史文学和俄罗斯历史文学,在英俄历史文学发展概观的导引下,依次考察了莎士比亚历史剧题材改编问题、19世纪英国历史小说的发展特征、20世纪英国小说的历史叙述策略、20世纪晚期英国历史小说的走向、普希金的历史题材文学创作、托尔斯泰历史小说、俄国历史题材创作与西方历史题材创作、阿·托尔斯泰的历史戏剧创作、当代俄罗斯文学的历史题材创作等问题。当这些英俄历史文学问题探讨同中国历史文学问题分析综合为一个整体时,以及当跨越时空的中国古代、现代和当代历史文学被综合起来看待时,一种跨越中外差异、历史时段差异的新视野势必建立起来,共同服务于对中国历史文艺问题的跨文化及跨时空阐释(尽管这样的整体性阐释还有待于加强)。
据我了解,童庆炳主持这个项目,可以说耗费了他晚年的心血。他根据自己的多年观察和研究,先是构想出“历史题材创作和改编中的重大问题研究”项目选题,报送教育部社会科学司被采纳,后又自己前往申请这项招标课题,结果中选,从而承担由自己提出并被核准的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问题攻关项目的首席专家工作。从那时起近10年时间里,他带领团队先是完成该重大课题的研究及结项工作,随即又持续发力,扩充力量编撰了这个更加体大思深的五卷本著作。这支学术队伍荟萃了北京师范大学、浙江大学、南开大学和首都师范大学等多所高校的学者,他们分别来自文艺学、中国古代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等若干学科,体现了中国语言文学学科内几个学科的跨学科交融以及跨校团队交融。特别是年过七旬的程正民老先生领衔并亲自撰写俄罗斯历史文学卷,浙江大学教授吴秀明慨然加盟团队并承担中国当代历史文学卷编撰。童庆炳和他率领的这支团队在历史文学研究领域的如此全面而精深的开拓精神,确实值得敬佩。
在历史题材文艺的社会影响力持续旺盛的今天,对当代历史文艺的种种风潮加以学理审视,既十分必要,也颇为难得。十分必要在于,历史文艺创作、改编、鉴赏和批评中的种种疑难,特别是历史娱乐化倾向,迫切需要学理探讨;颇为难得在于,对当代历史文艺作品能力排众议地采取童庆炳那种“历史悲剧性”立场。这无疑需要一种基于历史理性与人文关怀并能实现跨越的冷峻的历史美学洞见。由此看,童庆炳主编的这部五卷本著作应是我国中外历史文学研究领域的一项体大思深的总结性成果,在历史文艺研究领域树立了一座想必后人无法回避而需注目凝望和反复思量的高大路标。当然,假如全部五卷书都能贯通始终和浑然一体地落实这一历史美学洞见,则这部集体著作无疑会更具学术价值。但做到目前这一步,已殊为不易了。
(作者:王一川 系北京大学艺术学院院长、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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