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觉以文艺力量推动传统文化走向现代

推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建构中国式现代化的新文化形态，是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讲话中提出的、事关文化强国建设的重要命题。然先进与落后相比较而存在、相斗争而发展，对传统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也应是相伴而行。文化的现代化最终是人思想观念的现代化。由于社会要素发展的不平衡性和社会意识的相对独立性、独特性，再加上长久的历史积淀，有些文化症候已处在“无意识”状态，实现人们思想观念从传统向现代全面转型绝非易事。这就使文艺的作用显得愈发重要。

（图片选自《长安三万里》）

文艺是塑造灵魂的工程，其根本属性是审美，可以产生直击人心的感染力。美感是人们的一种心理感受，艺术则是生活中审美感受的集中体现，与人们的思想观念紧密相联。艺术创作从某种程度上说是一个思想观念情感化、情感形象化的过程，通过生动的形象直接作用于受众的情感心理，让人为之哭、为之笑，进而深刻影响人的思想观念。这个“观念-情感-形象-情感-观念”的简单循环，彰显着文艺“审美”的力量。比如，改革开放初期的电影《红衣少女》，塑造了一个独立、真诚、勇于挑战世俗观念的花季女中学生形象，成为当时现象级影片，对推动改革开放初期人们解放思想、打破思维定式、弘扬创新精神，无疑发挥了积极作用。同时期的电影《庐山恋》、电视剧《乔厂长上任记》、歌曲《篱笆墙的影子》《弯弯的月亮》等也属此类。随着改革的深化，思想观念的现代化进一步走向深入，不少已触及行业、领域等“分支”。比如，近年上映的电影《哪吒之魔童降世》，以动画的形式塑造了一个神话传说中靠自己的勇气和智慧打破人们对“出身”的成见、喊出“我命由我不由天”的豪言的哪吒形象，引发了广泛共鸣，网络评论热议的主题就是“打破成见”“消除歧视”；《人生大事》则直面职业歧视，塑造了一个从事殡葬业的热心、善良、敬业的当代青年形象，向人们昭示了职业无贵贱、都有无可替代的重要意义的价值观念。电视剧《大江大河》系列塑造了主人公宋运辉坚守独立人格、勤勉正直、勇挑重担，冲破各种世俗阻碍追求真理、不负韶华的青年创业者形象；《鸡毛飞上天》则通过人物刻画，对传统的让利、诚信等颇具现代价值的商业观念进行了有力的弘扬等。这些深受欢迎的作品，既有对优秀文化因子的继承和发扬，也彰显着对传统思想观念的除旧布新，对现代文化建构无疑起着潜移默化的促进作用，也不同程度地体现了文艺工作者的艺术自觉。

同时还应看到，我国自近代以来的社会转型进程中，虽然观念的转变已十分巨大，但一些陈旧思想的影响仍不同程度地存在，有些可谓根深蒂固。比如，一些人“笑贫不笑贪”，从根本上说是封建特权思想在作祟，从而增大了对贪腐的社会容忍度，增加了正风肃纪、消除腐败的难度；一些人受“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等劳动观念影响，把职业、工种分为三六九等，给教育、就业结构的优化带来困难，也为一些家庭和个人徒增不必要的烦恼；一些地方，特别是中西部地区广大乡村，伴随小农经济产生的保守、依赖、等靠心理仍然不同程度地存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应有的主体意识、风险和诚信观念，与乡村振兴的要求还有不小差距等。即便是传统文化中优秀的部分，由于它脱胎于农耕经济形态和封建宗法制度，其局限性决定了仍有需要转化的成分。比如，重“情义”是中华传统文化的显著特色，如亲情、友情、爱情等，在现代社会仍然可贵。但应看到，这种文化与传统的家族意识、人治观念等密切相关，以致如今“人情社会”的负面影响依然挥之不去，遇事首先想到“找关系”仍是不少人的思维习惯，对社会的公平公正带来不良影响，进而迟滞现代法治社会建设进程，与当下倡导的诚信、友善等现代社会的大爱观念也有不小的出入。所有这些，都是人们生活中感触颇深、而又常常感到无能为力的痛点，需要文艺的感染力和普众性予以触动、改进。这无疑应是艺术创作进一步着力的方向，也是作品赢得受众广泛认同、既叫好又叫座的重要选择。所以，新时代文艺应以高度的文化自觉，积极投身这一历史进程。

解决人们内心深处的观念问题，还需要发挥审美心理机制的作用。从根本上说，美是自由的形式，也是人们情感和精神上愉悦的感受，产生于人与环境、人内心的和谐与平衡，在不同情况下，会有“安适”“坦然”“满足”“兴奋”等表现。在社会变革时期，人们会遇到思想观念的对立，有时还会伴随利益的矛盾，这时“和谐”就会打破，从而发生各种各样的冲突，直至达到新的和谐与平衡。这种建立新观念、追求新和谐的过程，是矛盾产生、激化，到解决、释怀的过程，也是人们心理上张力满满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往往派生出信仰之美、力量之美、智慧之美、勇毅之美等各种美的质素。文艺创作只有深入到观念碰撞的矛盾和这种心理过程，加强心态刻画和各种美的呈现，才能让人产生诸多情感的投射和共鸣，在心中打下深刻的烙印，从而使自己的思想观念受到触动。比如电视剧《人世间》中，周秉昆因哥哥、姐姐均已考上大学而产生自卑感，在为父亲送行时话不投机发生激烈冲突，以致几年后才得到化解。这时他们都已认识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价值，不论是走上仕途还是普通群众，只要能够尽其所能、承担起应尽的责任和义务，就值得肯定和尊重，否则即便是当了官的长子周秉义，也要受到鞭策。作品对人物的心理纠葛也有着生动细致的呈现，强烈地冲击着传统落后的劳动观念和对人的评价标准。再比如该剧中，不符合分房条件的乔春燕夫妇为了分到房子，就想通过从小的朋友周秉昆走其哥哥、市主要负责人周秉义的“后门”，遭到拒绝后拿友情、恩情相要挟，在公共就餐场所把酒杯摔碎一地，并且在拆迁现场当众向周秉义发难，周秉义晓之以理、动之以情，使其受到教育、羞愧而逃，经过一段时间的思想斗争，最终实现心理释怀，主动敲开了和解之门。这就很形象地告诉人们，现代社会应该将传统“情-理-法”的排序转变为“法-理-情”，将封建宗法制度下的“情义”转变为现代法治社会的“情义”。也就是说，文艺创作促进人们传统观念的现代转化，重在运用审美的心理机制，形象展现人物心理的变化过程，让“传统”与“现代”的碰撞直接触动人心，从而增强人们“扬弃”传统、追求“现代”的心理自觉。

促使传统文化走向现代，还需自觉避免几种不良倾向。一是在落后的思想观念里寻找“趣味”。也就是在选材和立意上不看进步与落后，不看基调的明亮与灰暗，只求迎合一些庸俗、消遣、猎奇的心理需求。比如，有些作品不加批判地宣扬封建特权思想、以恶治恶、宫廷权谋等，一些故事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也许出现过，让人观赏起来也似乎津津有味，但与人们的现代精神追求已格格不入，越是把“设局”“设套”搞得跌宕起伏、引人入胜，其反面作用可能越强。一些传统剧目中，有的还在宣扬“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陈腐观念和封建特权思想等，无论情节多么有趣、表演多么精当，和现代要求都是不相称的。二是进行让人看不到“希望”的批判。在现实生活中，难免有一些消极乃至丑恶现象，有的正是传统落后思想意识的反映，但这不是当今社会的主流。习近平总书记曾明确指出，“应该用现实主义精神和浪漫主义情怀观照现实生活，用光明驱散黑暗，用美善战胜丑恶，让人们看到美好、看到希望、看到梦想就在前方。”也就是说，文艺创作在“批判”落后现象的同时，应深刻认识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深厚的理性人文底色和烛照未来的光芒，应自觉观照新时代奋发有为、昂扬向上的精神气象，而不是抓住一点不及其余，给人一片灰暗、迷茫的感觉。三是以扭曲的审美模糊是非。有的作品以人性的多面性、复杂性为由，把人物塑造得极为扭曲、分裂。我们反对“脸谱化”，但也反对形象与内涵完全脱离。因为美的形式与内在精神具有统一性，至少不能反差太大。传统文化本身就具有多元性，似乎现实中的行为都能从典籍中找到依据，其中就包括“一毛不拔”等极端自私的观念。但传统文化的主流价值从来都是明晰的，“大义”与“小情”、“天下为公”之“道”与“盗亦有道”之“道”，是非高下早有定论，并已深入人心，成为人们的审美经验。所以，艺术创作应把握大仁大义、大智大勇等传统主流的、与现代相一致的价值取向，褒优贬劣、激浊扬清，而不能因为重亲情、重哥们义气，就将一个心狠手黑、草菅人命的黑社会老大塑造得彬彬有礼、儒雅大方、温情脉脉，那是形象与内涵的严重扭曲，至少不具有典型性，给人传递的是非观也会是模糊的，更谈不上高于生活，不利于引导人们思想观念的除旧布新、择善而从。

总之，推动优秀传统文化走向现代，文艺有着独特的优势。新时代文艺创作应不断强化历史使命感，由“自发”向“自觉”转变；应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以中国精神、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标准，深入分析中华传统文化的深厚内涵，分清哪些是要弘扬的、哪些是要抛弃的、哪些是要改造的，使选题、立意和叙事建立在时代需求、科学理性基础之上；同时还应强化作品呈现的审美高度和力度，以其强大的艺术感染力和思想穿透力，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作出贡献。

（作者：袁正领，中国文联文艺评论中心副主任，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副秘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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