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虽不曾拜在张世英先生门下正式入室，但还算是先生的一个不成器的“编外弟子”，斗胆代表先生众多的编外弟子，敬祝先生学术青春永驻，哲人健在，哲思永存!

　　记得2015年“五四”青年节，习近平总书记到北京大学视察时，曾提出过“三个离不开”的重要思想，即历史的发展和改革的深化，离不开哲学精神的指引，离不开历史镜鉴的启迪，离不开文学力量的推动。在这里，次序是“哲、史、文”，哲学是第一位的。哲学研究要关注人们的精神世界，建设人类独特的精神家园，关注社会现实问题，积极回应社会关切，帮助人们更好认识自己、认识世界，确立不断前进的方向和信心。这是哲学研究应该承担的神圣职责。哲学是管总的，哲学通，一通百通;哲学不通，四处碰壁。哲学是引领中华民族前进的精神航向中最重要的一门学问。哲学研究的进步和成果，不仅使哲学界受益，而且使包括文学艺术界在内的整个中国社会文化界都受益。不久前，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中又指出，“当代中国正经历着我国历史上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也正在进行着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这种前无古人的伟大实践，必将给理论创造、学术繁荣提供强大动力和广阔空间。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我们不能辜负了这个时代。”应该说，张先生就是我们这个时代产生的卓有建树的哲学家。皇皇十卷本《张世英文集》就集中了他一生学术研究的丰硕成果和哲学思维的创新见解。我在文联工作多年。去年，按照中央的要求，中国文联文艺评论中心、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创办了《中国文艺评论》月刊。创刊伊始，就对张世英先生作了专访，这篇专访成为刊物影响最大的文章之一。张世英先生不愧为引领中国当代哲学精神的健在的一位有独创精神的学术大师。

　　毋庸否认，文艺界长期以来，存在着一种二元对立、非此即彼、好走极端的单向思维，过去曾把文学艺术简单从属于政治，以政治思维取代审美思维把握世界;现在又出现了一种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把文学艺术笼统从属于经济，以利润思维即经济思维取代审美思维把握世界的倾向。这样，不能执其两端、关注中间、兼容整合、全面辩证地以和谐思维把握世界。为了彻底摆脱这种在哲学思维上的形而上学集体病症，高等学校理应成为民族思维的先锋阵地。北京大学作为中国第一流的高等学府，承担起了中国哲学界、美学界的学术思维引领者的重任。在北大美学与美育研究中心的几次会议上，张先生先后提出了“美指向高远”“美感的神圣性”等原创性的、重要的美学理论主张，影响了全国文学艺术界，使社会普遍受益。可以说，张先生这些美学主张旗帜鲜明地匡正市场经济大潮中文学艺术创作与鉴赏的媚俗化、低俗化、功利化倾向，有力地彰显弘扬了中华民族美学精神，为全民族攀登美学高地、创作出文艺“高峰”作品，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引领和美学导向。

　　这种哲学上的单向思维病症，还表现在认识和处理中西文化关系上的好走极端。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有些人“以洋为尊”“以洋为美”“唯洋是从”，东施效颦，亦步亦趋，热衷于“去思想化”“去价值化”“去历史化”“去中国化”“去主流化”那一套，“绝对是没有前途的!”也有一些人守住老祖宗的遗产不敢越雷池半步，不敢放开眼光去吸纳世界文明中对我们有用的东西。这两种极端都不对。作为博古通今、中西汇通的哲学大家，张先生是真正做到了“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的美学大家。张先生致力于构建中西互补的中华民族的当代全新哲学。几年前，我曾在拙著《自厚天美·序》中说过：“我所崇敬的年逾九旬的北京大学著名哲学家张世英先生曾极有见地地指出：‘天人合一’是中华民族传统哲学的精髓，而西方现代哲学主要可以概括为‘主客二分’。前者的优长在于和谐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关系，故在21世纪的当今世界愈益显现出强大的生命力和恒久的价值，但一过度，也露出了容易压抑和妨碍人的主观能动性和创造力的短板;后者的优长恰在于有利于培养和激发人的主观能动性和创造力，但一过度，又露出了激化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的矛盾冲突破坏和谐的弊端。张先生的高明，在于他力倡创建一门新的‘中华民族精神现象学’，即兼容中、西方哲学的优点互补并克服摒弃两者各自短板的当代全新哲学。”这是张先生对于中华民族当代哲学思维的重大贡献，也是张先生对人类当代哲学思维的贡献。这种科学的声音、哲学的声音，值得我们认真体味和学习。

　　仲呈祥：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