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吴天明的遗作， 《百鸟朝凤》不仅是吴导电影生涯的绝唱，也成了他所代表的中国“第四代”导演的封箱之作。影片讲述了两代唢呐匠人技艺和精神的传承，在现实社会的变革中对信念的坚守，从中折射出质朴的乡土情怀和真挚的人性抒写，也透露出吴天明对时代、艺术、人生的深沉思考。

　　不同于“第四代”导演为了“丢掉戏剧的拐杖” ，在剧作上主张打破戏剧框架，追求散文结构，吴天明非常熟悉中国传统的叙事模式，影片有很完整的情节链，它以唢呐继承人游天鸣与师傅焦三爷的师徒情谊为贯穿全片的主线，描画出“乡土中国”的现实图景。其中唢呐的兴衰，唢呐班的荣辱，其实是吴天明对“礼崩乐坏”的隐忧，对“乡土中国”在现代化进程中遇到困境的深刻反思。这是吴天明电影中一以贯之的文化“母题” ，也是他作为“第四代”导演自愿背负的文化思考。

　　整部影片最写意的华彩段落，是焦三爷拿出陈年老酒和天鸣对饮，酣畅中重新拿起了唢呐，吹奏出欢腾的乐章。焦三爷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农民，他既是“乡土中国”的缩影，同时又具有传奇色彩，他将道光年间流传下来的金唢呐视若至宝，他的身份象征着传承的荣耀和使命感。影片为了凸显焦三爷的“戏魂” ，对后三分之一的情节做了不同于小说的处理。最后一场大戏，游家班最后一次出活，在焦三爷的带领下为火庄窦村长的葬礼吹奏。“大哀至圣，敬送亡人” ，身患肺癌的他啼血演奏，染血的唢呐，戏剧化的处理，将全剧的悲剧意味推向了高潮。焦三爷去世后，天鸣在坟头为师父吹奏《百鸟朝凤》 ，影片最后以象征性的一笔收尾：焦三爷转过身去，孤独的背景渐行渐远，作为传统文化和道德秩序化身的唢呐匠人，最后留给世人一个落寞的背景。这一结局使得“戏魂”饱满完整，焦三爷在时代变迁中坚守匠心的悲剧形象变得血肉丰满，为悲剧角色中注入了一股“精魂” ：纵使时代变迁，匠人精神犹在。吴天明拍得很硬朗，没有丝毫的哀怨之气，反而迸发出一种坚守信念的顽强，一种风骨犹存的高蹈轻扬，使得影片更具有了悲壮的力量。

　　《百鸟朝凤》在片中既是传统典宗的象征，也深具道德符号意味。它象征着礼仪的荣耀，只献祭真正德高望重的逝者;而吹奏唢呐的掌门也就掌握了道德评判的权力。在乡土秩序中，这种道德权力与礼乐仪式共同构成了传统文化的根基。焦三爷是传统社会伦理典范的化身，他拒绝为金庄查村长吹奏《百鸟朝凤》 ，因查村长排挤外姓、德行有亏;他愿为火庄窦村长吹奏《百鸟朝凤》 ，因为窦村长打过日本鬼子、为村民修建水库压断过四根肋骨，无双镇只有窦村长当得起这首曲子。焦三爷当初将衣钵传给天资平平的天鸣，也因看重天鸣的仁孝忠义，而这些都是乡土社会倚重的伦理道德。

　　对于唢呐匠人未来的命运，导演留下了开放式结局。唯一值得安慰的是，在唢呐班穷途末路之时，文化局主任说要录制一台唢呐表演用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申报，后续如何，影片并没有进一步交代。事实上，即便唢呐这一脉得以保存，仍然无法阻止乡土民俗的日渐衰微。传统技艺何去何从?遭遇现代化进程的民俗传统如何突围?在资本大潮和流行文化冲击下，当代社会应该建立怎样的文化秩序?这些是导演的叩问，也是吴天明自己的思索。小说原著主人公“游天鸣”甚至无意间与导演名字“天明”同音，而网友认为这一名字因谐音“由天命”“听天由命”而暗喻悲怆。作为唢呐王的徒弟，一个新的接班人，暗含了某种深长的意味。

　　吴天明是中国电影“第四代”导演代表。“第四代”导演大多毕业于“文革”前北京电影学院和上海戏剧学院，直到“文革”后开始崭露头角。他们深受电影的“纪实性”影响，主张将一切戏剧化因素去掉，使电影“更加接近生活自然流程的、或者接近人物的情感和情绪流程的结构方式” 。他们提倡恢复和发展中国的现实主义传统，更多地表现对历史和现实、对民族文化与现代意识交叉和冲突的把握。

　　“乡土中国”和“文化反思”是“第四代”电影的重要“母题” ，而立足于中国现实主义传统的农村题材，也渐渐成为表现的主要题材。吴天明是“第四代”中重要的代表人物，他在现实主义基础上进行深化，以严峻的态度面对生活、反映生活，丝毫不回避现实生活中的矛盾和问题。 《百鸟朝凤》这样的农村题材及其承载的对民族文化的忧思，更是吴天明在电影艺术表达上始终坚持的主题。应该说，吴天明以深沉厚重的文化底蕴，饱含忧患意识的眼光关注现实中国，以充沛的情感、强烈的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歌颂人性之美，同时在艺术性和实验性上不断探索，在长期的艺术实践中形成自己影片独特的美学风格，也为中国电影的民族美学特色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关于“第四代”在电影史上的评价有两种话语：一方面对“第四代”的现实主义坚守和民族化题材和民族化美学的自觉探索予以肯定，同时一定程度上肯定其对电影语言的拓展;另一方面认为“第四代”并未创造出历史的断裂。诚如学者戴锦华所言，“ ‘第四代’导演们的发轫作或成名作，与其说是一种先锋艺术式的反历史、反秩序、反大众式的决绝，不如说只是一种命运的尴尬与社会性的悬置。 ”历史和社会的“悬置” ，让“第四代”在面临电影市场化和产业化浪潮时更显得尴尬：当他们还在勾勒“乡土中国”的影像时，城市化进程来袭;当他们还在为现代化而困惑的时候，电影商业化的浪潮又催生了新的电影制作方式和表达方式。电影《百鸟朝凤》中，吴天明选择了属于自己的八十年代作为背景，没有回溯或者追赶时代的进程。“第四代”电影人又何尝不是和唢呐匠人一样，同样面临时代变化的问题：在如今电影产业化的大潮中，电影人如何在艺术与商业之间取得平衡?如何在电影的艺术属性和商业属性之间找到结合点?如何为自己的艺术表达寻求到合适的诉求方式?

　　影片本身就是导演对这些困惑的思辨，他对自身、对文化、对市场提出的反思和叩问，远远多于答案。吴天明溘然长逝，更是留给观众无限喟叹。 《百鸟朝凤》是吴天明的“绝响” ，传递的是民俗传统和“乡土中国”在商业社会冲击下逐渐没落的悲凉。唢呐声余音绕梁，更像是献给“第四代”集体记忆的一曲挽歌。而影片在发行过程中遭到的“冷遇” ，知名制片人方励为了呼吁影院增加排片“下跪”引发的话题，都反映出“艺术电影”在电影产业化时代面临的境遇。但电影体现了吴天明的艺术匠心。作为一位有时代责任感的电影艺术家，不管外界如何热闹喧嚣，他甘于寂寞，依然怀抱对电影艺术的极大热情，用坚守完成了“第四代”群体的时代注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