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和平(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市政协原副主席、电视剧《少帅》总策划)：长影在共和国文化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被称作“新中国电影的摇篮”。《白毛女》《冰山上的来客》等作品，代表着新中国电影创作的高峰。长春电影制片厂是东北重要的文化企业，少帅题材也是东北的资源，面对黑土地丰厚的地域文化，长影有义务、也有责任从中挖掘创作题材。策划《少帅》的过程是一个深入生活的过程。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说，文艺创作方法有一百条、一千条，但最根本、最关键、最牢靠的办法是扎根人民、扎根生活。摄制组的全体成员，把参与拍摄《少帅》当成学习贯彻习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深入生活的过程。我们的创作团队和投资制作团队共济同舟，最终实现《少帅》梦酬。历史上，“少帅”张学良的梦酬是在一个复杂、矛盾的社会当中，苦苦追寻中华民族该往哪儿去。他最终的选择是为了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也成为我们创作的精神动力。

　　仲呈祥(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少帅》是重大历史题材人物传记的新突破。张学良的这段历史，对中华民族来说是宝贵的历史文化资源，也留下了宝贵的人性资源，是艺术表现的最佳对象。要写好重大历史题材的作品，很重要的一条是坚持以无所畏惧的唯物史观，直面历史、直面人生，真实而且以审美化的、艺术化的方式塑造出活生生的立体的人。我们应该思考怎样坚守中华民族所应该坚守的国家观、民族观、历史观，去直面历史，直面人生。艺术创作要对所塑造的历史人物真正做到是其所是，非其所非，给予审美的客观的公允的评价。只有这样才能使整个民族不仅在历史素养上得到提高，而且在审美鉴赏上知道该看什么。这部戏说明，真正深刻认识历史和人物的复杂性，用艺术的方式，审美地进行表达的艺术作品，一定会有感染力和吸引力。

　　李准(中国文联原副主席、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名誉主席)：《少帅》的创作和成功播出，既是重大历史题材创作新的探索、新的收获，也是张学良题材影视作品新的成果，有不少新的启示。作品从艺术把握事件的方式来看待张学良这样一个创作对象，寻找、开拓了表现张学良题材新的视点——个体生命体验的视点，或者说是从大文化的视点来看张学良，写了一个东北少年的成功，一个民族功臣的诞生。它把张学良的情感生活、跟别人的情感冲突作为叙事的主要线索。所有的重大历史，包括人物刻画、人物关系都是由这个情感线带出来的。这样的视点便于写张学良的生命状态。主创人员抓住张学良成长过程中一系列巨大的反差性事件，从他的事业到在历史关键时刻做出的事关个人命运和家国命运的选择，从他少年开始就有的热爱生命、追求真正美好的自由生活状态，到他作为一个男人、中华民族一分子，维护个人生命尊严、维护东北、维护整个国家民族的尊严，用生命体验的方式来凸显张学良的性格和形象。

　　周由强：(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副秘书长)：《少帅》是一部有沉淀感、有号召力的历史正剧。有克制之美。电视剧紧扣历史脉络，没有走向过度娱乐的泥潭，呈现出刚正的价值观。有立体之美。李雪健对张作霖的演绎入木三分，人物性格呈现让人大呼过瘾。老帅和少帅都是很复杂的生命个体和历史人物，对中华民族的影响也很复杂。这种立体的美，促使我们不仅思考他们，也思考自己。作品呈现出生活之美。描写父子戏、家庭戏、战友戏等，都是在历史绝境中做出人生的选择，体现出人生和人性的复杂，激起了观众的观看欲望。历史的困境，映射的是时代的困境。作品讲述的是个人的成长史，它承载着的既是历史的，也是现实的。这种历史题材，源于生活，映射时代，但最终应该指向未来，这正是《少帅》的魅力所在。

　　赵葆华(中国电影文学学会名誉会长、剧作家、评论家)：应该在大的影视剧的文化背景下来看《少帅》对当今影视创作的强烈引领意义，即在大历史中写大历史人物，郑重书写、有效表达。郑重书写，就是要有科学准确的历史观、艺术观。《少帅》是把历史人物放在重大历史背景下，在历史事件当中写他们的抉择，每一次选择都看到这个历史人物的性格、情怀以及局限。《少帅》既有草莽叙事又有家国叙事，还有情感叙事和英雄叙事，表现出张学良是“千古功臣与民族英雄”。张学良是一个情感、性格丰富的人，写他艰难选择和性格裂变的过程，能看到他一步步提升，在精神的废墟上崛起的历程，以及如何从反叛的子弟成长为民族英雄。这些都放在大冲突、大选择背景下来写，非常有力而感人，实现了对人物和思想的有效表达。

　　尹鸿(清华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常务副院长、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少帅》为中国历史正剧创作树立了一个标杆，它不是用史、用事去写人，而是用人去写史、写事。真正用“人”来立剧，把人写起来了，剧就起来了。把人放到历史情境、历史关系中去塑造，创造了历史正剧新的范式。作品体现了偶然性和必然性相结合的历史观。历史是由一个个鲜活的人去实现，由无数力的四边形构成，没有一种历史是按照个人自己的愿望完成的，作品把这种历史观体现得非常好。作品对青年人成长和父子关系的处理，是中国影视作品近年来少有的成长叙事。张学良与张作霖的父子关系，与郭松龄、杨宇霆、蒋介石等的关系写得非常扎实，把国家历史的命运与个人的成长动机、心理动机结合在一起，增加了情感价值和情感真实度，令人印象深刻。

　　汪朝光(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副所长)：我们不能以历史真实来要求艺术真实。艺术真实什么?它是在历史真实的基础之上反映历史的本质。比看历史作品本身更能反映历史的真实，这才是文艺家的贡献所在，而不是仅仅强调一种表象上的真实。当然，艺术真实确实来于历史真实，但不要把两者混为一谈。我认为文艺家的再创作，其实比我看很多历史著作得到的历史本质的叙述更本质。《少帅》的成功在于比较好的处理了政治化和生活化的关系。我不同意把历史写成完全生活化的历史。如果没有9·18，没有西安事变，张作霖和张学良会得到现在这样的关注吗?我想不会。另外，作品比较好的处理了大局和细节的关系。文艺创作一定是需要细节的，但是太过细节，可能大局反而模糊在细节之中。

　　李超(著名编剧、电影评论家)：《少帅》魅力在于既尊重历史，又不拘泥于历史。作品对历史的尊重最明显的在不以正和反来为人物定性划线。电视剧没有回避张学良犯的很多错误，没有为尊者讳。另外，历史本身往往充满了戏剧性。突出亮点在于对张学良命运的把握。张学良是一个被历史所绑架的人质，很多事他都是身不由己，但是他努力要挣脱，要反抗，但一次次的挣脱，一次次的落网。人物的性格抓的非常准，表达也非常充分。三是情节戏和内心戏有机结合。内心戏不仅展示了人物内心世界和情感世界，起到了舒缓调节全局节奏的作用，也令全剧甚至有诗意的光芒。

　　王丹彦(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宣传司副司长、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少帅》用传奇又真实的独特历史叙事开启了民族历史认知的正能量，用精湛走心的表达，刷新了中国历史题材正剧的品质上限。外御与内患、个人命运与民族命运、个人与家国发展的关系，这部戏给予观众多视角的历史认知。对历史题材开掘有“三不”的特征，不回避历史真实的曲折性，不困顿于历史人物的多面性，不简化心理逻辑的复杂性。正因为如此，所以它丝丝入扣，娓娓道来的人物叙事，把历史本质揭示呈现给广大观众。

　　李京盛(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电视剧管理司司长)：在影视剧等过度娱乐化的时候，这样充满历史、文化含量的作品，依然能够获得观众的认可，说明不是观众在远离文化，而是创作者提供的既有思想文化含量又有精美艺术呈现的作品还是太少。《少帅》的成功，让坚守文化品味、坚守文化阵地、坚守文化化人理念的文化工作者更加坚定信心，让精神产品的制造者更加看清自己的社会责任、文化使命。《少帅》的成功，使我们更加相信要用历史正剧的创作手法去开掘历史题材这座宝矿。要用历史唯物主义的精神来传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优秀的精神、品质、美德。有些内容不是说观众不接受，恐怕更大程度上是我们没有表达好。作品的成功，让我们对历史题材的创作进行深入思考，让同类题材破除过度商业，过度娱乐的表达方式，面对历史能够发现更多应该弘扬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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