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新中国初期的国画改造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它延续了新文化运动时期的“美术革命”思想，结合新时代的政治要求和审美要求，建立了新的时代规范和思想基础。它以毛泽东文艺思想为指导，要求国画家必须适应新的时代发展，强调“为工农兵服务”的革命态度，在拓宽了国画的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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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中国初期的国画改造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它延续了新文化运动时期的“美术革命”思想，结合新时代的政治要求和审美要求，建立了新的时代规范和思想基础。它以毛泽东文艺思想为指导，要求国画家必须适应新的时代发展，强调“为工农兵服务”的革命态度，在拓宽了国画的创作题材和内容的同时，也使中国画的艺术语言发生了历史性嬗变，对后来的中国画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但是，从艺术自身的发展规律看，新中国初期的国画改造因过多受到政治思想的影响，并没有取得应有的成就。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画被视作“旧文艺”的一部分加以改造，在新的文艺政策推行和实践的背景下，出现了一大批适应新形势、新社会的国画作品。在这些作品当中，充满了新时代所赋予的种种特征，过去从未出现过的内容和题材进入新国画的创作中。国画改造的思想根源来自20世纪初的“美术革命”论和国画革新思想，但在此后的各个历史时期因复杂的社会、政治原因而发生了历史性的嬗变，这种变化与国画自身的发展逻辑并不相适应，因此，从艺术本体发展的规律来看，新中国初期的国画改造并非是一个成功的案例。

　　一、国画改造的思想来源与演进：美术革命与延安文艺思想

　　从思想来源上看，中国画的革新思潮开始于新文化运动。本质上，民国初年的国画革新思潮就是文化界流行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和“西学为体，中学为用”思想的延伸。除了康有为的国画改良观和吕澂、陈独秀的“美术革命”论之外，民国初的文化界人士也大多倾向于利用西方美术来改造国画的观点，但是，在将传统文化与封建专制联系在一起的20世纪初的文化界，无论哪种观点都离不开“抑中扬西”和倡导写实，对于西画一边倒的态度，使得国画革新几乎成了如何以西画来改造国画的讨论。蔡元培《在北京大学画法研究会上的演说》，把西画等同于科学，要求画家们“用科学方法以入美术”。梁启超也发表过《美术与生活》、《美术与科学》的演讲，鼓励画家多为“有趣味”的生活写照，并提出“科学化的美术”和“美术化的科学”两个概念。传统画家如金城者，也发表过和康有为相近的观点，1919年，发表于《绘学杂志》的《金北拱讲演录》中有如下言论：“古之画者，以造化为师，后世以画为师。是造化者，非真山真水真人真物不画;师画者则不然，剿袭模仿，不察其是否确为是山水是人是物也。画之末流，至是极矣。”【1】。关于具体的国画革新方法，刘海粟主张“写实—自然的—积极的—真美—养成自动能力”的绘画方法【2】。徐悲鸿给出的改造方法是“古法之佳者，守之;垂绝者，继之;不佳者，改良之;未足者，增之;西方画之可采之者，融之”【3】，但从其创作来看，他所坚持的中西融合观实际是“西学为体，中学为用”的道路。与前两者有所不同的是林风眠。他主张绘画要讲究抒情和情绪的表现，对于中西方的长处应该兼而取之，林风眠的抒情论显然是站在“中学为体”的角度来看待中西融合问题的，因此，他对于国画革新的贡献更为显著，其实践也证明了这一点，但正是这种不重现实主义和写实手法的方式，在新中国建立后的很长时期内遭到冷遇和批判。

　　尽管美术革命还远未谈到与大众结合以及为社会服务的程度，但却打破了几千年来的传统绘画坚壁，为之最终朝着大众化、革命化的方向发展奠定了基础。美术革命的思想在新文化运动之后，由学术界、美术界向教育界蔓延。由于晚清以来出国留学者日益增多，对于西方文化的学习和研究成为一种风潮，很多在美术学校任教的老师都有留学背景，如周湘、李叔同、李毅士、徐悲鸿、林风眠、颜文梁、刘海粟等等，这都为中国近代的美术教育打下了深深的西化烙印，但是，不得不指出的是，他们对传统绘画研究的缺乏，对之后国画的发展造成了不利影响，而这一不利影响一直延续到新中国建立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但不管如何，美术革命及国画革新思潮开启了20世纪国画思潮变迁的大门，这股发轫于文化领域的思潮在此后的社会发展中，以或隐或显的方式，深刻地影响到新中国的国画改造。

　　国画改造思想的演进，在新的时代语境下不断发生嬗变，而嬗变的结果，是绘画的社会功能越来越凸显，政治观念的影响日趋扩大。从新文化运动到抗战爆发，革命的文艺思想有两条。一条在国统区，一条在解放区，两者虽然并无直接而广泛的联系，但其思想根源和性质却是一致的。1930年，“左联”在上海成立了“中国左翼美术家联盟”。“左翼美联”的大多数参与者深受五四运动思想的影响，其中不少人与“左联”联系密切，并与鲁迅交往甚频。1930年2月，“左翼美联”的重要团体时代美术社邀请鲁迅给美术师生演讲，鲁迅在演讲中表明了对当前中国美术创作的态度：1.关注普通人的美;2.为有闲阶层所欣赏的艺术是一种病态的艺术。许幸之在回忆录中写道：“(鲁迅)先生指出：青年美术家应当注意：1.不要以怪炫人;2.要注意基础技术;3.要扩大思想和眼界。艺术家要关心和注意社会现状，要用画笔告诉群众所见不到或不注意的社会上发生的事情。总之，现代画家应当画古人所不屑的社会题材。”【4】这与新中国建立后的美术思想何其相似!左翼美术联盟的成果之一是新兴木刻运动的展开，鲁迅对此作出了很大的贡献。在1931年，他更是明确了自己的艺术主张：“现在，在中国，无产阶级的革命的文艺运动，其实就是唯一的文艺运动，因为这乃是荒野中的萌芽，除此而外，中国已毫无其他艺术。”【5】“左翼美联”还在1934年的“革命的中国之新艺术”展览中，发出如下宣言：“中国的艺术已经从为形式而斗争过渡到为意识而斗争。像所有其他的文化团体一样，中国的青年艺术家将他们的艺术绘画、木刻等等改造为阶级斗争的一种武器。他们组织起来，建设无产阶级的文化。”【6】从这些言论来看，“左翼美联”与鲁迅的文艺思想和延安对文艺战线的要求几乎达到了一致。甚至于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说，解放区的革命军队有两个司令，一个是朱总司令，一个是鲁总司令，鲁指的就是鲁迅。

　　但是，对后来的国画改造产生重大影响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则更加明确了艺术的阶级性。毛泽东在《讲话》中首先提到的就是政治立场。他认为，有了正确的政治立场，才能明确文艺创作的服务方向—为人民群众服务：

　　我们的问题基本上是一个为群众的问题和一个如何为群众的问题。不解决这两个问题，或这两个问题解决得不适当，就会使得我们的文艺工作者和自己的环境、任务不协调，就使得我们的文艺工作者从外部从内部碰到一连串的问题。【7】

　　阶级性是毛泽东一再强调的问题，他认为，没有“什么超阶级的爱、抽象的爱，以及抽象的自由、抽象的真理、抽象的人性”，文艺创作也必须属于某一个阶级：

　　一切文化或文学艺术都是属于一定的阶级，属于一定的政治路线的。为艺术的艺术，超阶级的艺术，和政治并行或互相独立的艺术，实际上是不存在的。无产阶级的文学艺术是无产阶级整个革命事业的一部分，如同列宁所说，是整个革命机器中的‘齿轮和螺丝钉’。因此，党的文艺工作，在党的整个革命工作中的位置，是确定了的，摆好了的;是服从党在一定革命时期内所规定的革命任务的。

　　这就决定，文艺创作再也不能超越社会和政治而独立存在了，它必须服从于革命的安排。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后，毛泽东的文艺思想成为解放区文艺创作的主导思想，在新中国建立后则成为全国文艺创作的指导思想。实际上，在20世纪40年代，按照马克思主义思想进行文艺创作的讨论已经在解放区开展起来。胡蛮在《目前美术上的创作问题》中对现实主义和为社会及政治服务的关系进行了辨析，他认为：“美术创作，它不能不反映着社会生活并且有意无意表现着某一阶级某种程度上的政治意义。无论用什么表现方式和表现方法，只有具体地形象地去表现现实生活中所具有的革命的政治的意义，这才是彻底的现实主义。”【8】王朝闻在《为政策服务与公式主义—致友人书之五》、《抛弃旧趣味—致友人书之七》两篇文章中利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对美术创作进行分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将美术实践和政策联系起来。他们的美术思想实际上已开新中国初期国画改造思潮之先声。

　　国画改造的讨论在新中国建立前夕仍在继续，且影响范围日渐扩大。1949年4月，“新国画展览会”在北京举办【9】。展览之后，《人民日报》《星期文艺》副刊以“国画讨论”为题发表了一组关于国画改造的文章，其中，有蔡若虹的《关于国画改革问题—看了新国画预展以后》、江丰的《国画改造第一步》、王朝闻的《摆脱旧风格的束缚》三篇文章。蔡若虹认为这次展览“突破了过去的那些山林花草，鸟兽虫鱼的陈套;不仅是在创作态度上，扫除了那种‘缅怀远古，皈依自然’的颓败情绪;而更重要的是，将从来是与现实生活游离的国画艺术拉到与现实生活结合的道路上来。……是改革国画的重要关键，也是新国画区别于旧国画的主要标志”。蔡若虹的观点有两个含义：第一，国画改造的首要条件是态度改造;第二，写实技法和现实主义是新国画区别于旧国画的标志【10】。江丰也认为，改造的关键是题材和内容的改造【11】。王朝闻则明确指出，国画改造的问题首先是思想的改造，思想没改造好，很难创作出符合群众和新社会要求的作品：“归根到底，旧风格的改造主要依靠于生活实践，及思想感情的改造，特别是真正为群众服务的热情的培养，曾经长期薰陶在封建艺术里的我们单纯地在表现形式本身用功夫是很不够的。”【12】

　　可以说，后来中国画改造所涉及到的问题，在这次国画改造的讨论中都有所体现。值得注意的是，相对于20世纪初的“美术革命”、“中国画改良论”，“革命”、“改良”等字眼已被置换成“改革”、“改造”等词语，这些语词的基本含义虽然仍都可以“革新”一词涵盖或统称之，但字眼的置换却显示出内在理念与思想维度的差异。尤其是“改造”一词，对于中国画“思想性”的强调意味十分明显。

　　新中国初期的国画改造思想在此后不久召开(1949年7月)的第一次文代会上得到充分的展现。第一次文代会总结了《讲话》以来中国文艺革命取得的成就，把《讲话》确定为新中国文艺创作的基本方针。正如周扬在大会的报告上所指出的，“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规定了新中国的文艺的方向，解放区文艺工作者自觉地坚决地实践了这个方向，并以自己的全部经验证明了这个方向的完全正确，深信除此之外再没有第二个方向了”【13】。文代会虽然强调了文艺创作的思想性和艺术性两个方面的问题，但其基本点是思想性，为了创作富有思想性的文艺作品，艺术工作者必须学习政治，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与当前的各种基本政策。这样，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来改造国画，正式成为国家的文艺政策固定下来。

　　二、革命的美术：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与新中国初期的国画改造

　　在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正式开始之前的1950年2月，美术工作者协会的机关刊物《人民美术》(即《美术》前身)就在创刊号上刊发了一组关于国画改造的文章，包括李可染的《谈中国画的改造》、李桦的《改造中国画的基本问题—从思想的改造开始进而创造新的内容与形式》、洪毅然的《论国画的改造与国画家的自觉》等。与此同时，北京的《新建设》杂志也发表了徐悲鸿的《漫谈山水画》一文【14】。这几篇文章不约而同地对文人画中存在的“形式主义”、“风雅主义”、“主观主义”、“公式主义”、“宗派主义”进行了批判和清算，并提出个人的改造方法。与1949年4月的国画改造的讨论比较，这几篇文章显然在思想上更为深入，而对各种“主义”的批判用语，显然来自政治领域。

　　在《谈中国画的改造》一文中，李可染认为中国画衰落的思想根源是封建社会发展滞迟，以及中国哲学思想的影响(尤其是老庄哲学)【15】。李可染认为，国画改造“必先以进步的科学方法，批判研究遗产，尤其要着重清算主观主义的文人画、公式主义的八股画;反对封建残余思想对旧中国画无条件的膜拜，反对半殖民地奴化思想对于遗产的盲目鄙弃。”【16】李桦明确提出，国画改造的关键在于思想的改造。他说：“我们要救活中国画必须要从根肃清士大夫的思想，不然便解决不了问题。”【17】对此，他提出了思想改造的方法：“要改造中国画，最要紧的还是先要改造画家的思想，换过一个新的头脑，一个新的世界观，新的艺术观，新的美学与新的阶级立场，然后具有新的内容与新形式的新国画才可以产生出来。”【18】洪毅然在文中也将画家的思想改造看作国画改造的关键，他认为中国画改造必须首先是画家的“自我改造”，形式技法—或最多在题材上的点滴“改良”，是失败的，必须彻头彻尾地抛弃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兼具遗老遗少的思想感情上的包袱，将自己改造成为某一种类艺术品的生产者，进而实现思想的自觉，诚心诚意为人民服务，最终成为人民大众中的一员，而这最重要的是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参加革命实践【19】。

　　从思想源头进行中国画改造，几乎是上述讨论者不约而同的观点。他们一致认同思想改造的首要作用，认为改造中国画就必须重构中国画的价值观念，使中国画实现社会学意义的功能转向，在新的思想内容的基础上产生新的艺术表现形式，走向为人民服务的现实主义的发展道路。尽管不能将这次国画改造的讨论看作是第二年才正式开始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的一部分，但从本质上看，两者在思想上已经朝着一个方向走去了。

　　尽管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在1952年秋就宣告结束，但对于文艺家和文艺作品的检查和批判并没有终结，相反，还逐渐演变为思想路线的斗争与批判。1954年，文学界首先开始了对俞平伯和胡适的批判，美术界也呼应了这次政治运动。1954年3月，李桦在《美术》第三期上发表《德拉克洛亚和他的〈希阿岛的屠杀〉》一文，文中介绍了德拉克罗亚的艺术成就，分析了《希阿岛的屠杀》的艺术风格，认为德拉克罗亚是一个“民主主义的热情拥护者”。这本来只是一篇艺术评论文章，但在同年的12月，却遭到严厉的批评。这篇名为《必须肃清美术批评中的资产阶级观点》的文章一开始就这样写道：“对俞平伯红楼梦研究中资产阶级唯心论观点的清算向一切思想领域的工作者敲响了警钟;当然美术批评界也包括在内。每一个美术批评者都应该想一想：在美术批评中是否也存在着资产阶级唯心论的观点?答案应当是肯定的。《美术》杂志今年三月号刊载的李桦同志所写的《德拉克洛亚和他的〈希阿岛的屠杀〉》便是明显的例子。”【20】接着，王容以不可辩驳的口吻，指责李桦关于德拉克洛亚是浪漫主义主将的说法是资产阶级的唯心论观点。并且认为，李桦把德拉克洛亚看成是资产阶级革命的拥护者，是对画家最大的污蔑，德拉克洛亚歌颂的根本不是“盗窃革命果实的资产阶级”，而是躺在地上和追随自由女神的革命的人民。显然，王容的批评所持的观点和文学界对俞平伯的批判观点是一致的。在这一期的《美术》杂志上，还刊登了郑文中的一篇文章《我的检讨》，对第十期刊登的《反对漫画中恶劣的抄袭作风》一文作出回应，检讨自己的抄袭行为是资产阶级剥削和投机取巧思想的表现。【21】将创作上的不良行为上升为思想作风的问题，无疑是艺术批评政治化的表现。

　　紧接着，在1955年党中央发动了对胡风文艺思想的批判。作为响应，中国美术家协会在4月22日召开了“批判胡风反动文艺思想座谈会”，与会者认为胡风给党中央的《关于文艺问题的意见》是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对工人阶级文艺思想的攻击，目的在于以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来代替党的文艺方针政策。5月23日，中国美术家协会的成员江丰、刘开渠、叶浅予等人联名给中国文联写信，建议将胡风从文艺界队伍中清洗出去。《美术》第6期发表了此信，这一期还发表了刘开渠、朱丹、胡一川、于非闇、王逊、庞熏琹、米谷、倪贻德、艾中信等人的批判文章【22】。24日，全国美协召开讨论和揭发胡风反革命集团罪行问题的座谈会，出席会议的有在京理事和美术家30余人。7月15日，《美术》第7期发表《人民日报》编辑部6月15日《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的序言。同期《以坚决肃清胡风反革命集团和一切暗藏的反革命分子》为题，发表了中央美院工会和学生会、北京中国画院以及江丰、丰子恺、王曼硕、胡蛮等人的批判文章【23】。在连续不断的政治批判运动中，关于国画改造的讨论不时陷于停滞。有限的几次关于国画改造的讨论集中在接受传统遗产的问题上。尽管在1956年，毛泽东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政治方针，但时隔不久就被1957年的“反右”运动所终止。在1957年8月号的《美术》上，中国美术家协会第一副主席和党组书记、中央美术学院代理院长江丰被定为“美术界的纵火头目”，一个反党的右派分子。美术界反右的运动就此开展。在《美术》杂志第9期中，批判江丰的文章铺天盖地而来，甚至曾经为江丰做过辩护的吴作人、李宗津、董希文、徐燕孙也被划进右派队伍。自此，关于国画改造的讨论彻底离开了形式语言和绘画题材，政治观点成为国画改造讨论的唯一内容，而当时的观点是：国画改造，首先是国画家的改造。

　　陈明简介：

　　陈明，中国国家画院美术研究院研究员，《中国美术报》副总编，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 1974年生，安徽人。1996年、1999年毕业于安徽师范大学美术学院，获学士和硕士学位。2008年7月毕业于中国艺术研究院，获博士学位。有艺术学博士后经历。曾参与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重点项目《中国现代美术史》(第一卷、第三卷、第四卷)、《中国画院史》，中央电视台专题片《中国绘画》的撰写，出版有《乱象与主流——台湾当代美术的文化生态研究》、《20世纪台湾美术发展史》、《天上人间——敦煌艺术》、《书画同源：吴昌硕》等专著。专题论文收录于《消费时代的文化寓言——中国当代艺术考察报告》、《荆浩国际论坛文献集•论文集》、《历史记忆与民族史诗——中外重大题材美术创作研究》、《中国山水画的空间与意境——第二届荆浩国际论坛文献集•论文集》、《丝绸之路•汉唐精神与中国国家美术战略——第四届“中国美术•长安论坛”国际学术论坛论文集》等文集。在《美术观察》、《美术研究》、《美术》、《甘肃社会科学》、《画刊》、《美术探索》等期刊上发表论文80余篇。

　　注释：

　　【1】郎绍君、水天中：《20世纪中国美术文选(上卷)》，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1999年版，第45页。

　　【2】刘海粟：《画学上必要之点》，载郎绍君、水天中编：《20世纪中国美术文选(上卷)》，上海书画出版社，1999年版，第35页。

　　【3】在《中国画改良论》中，他怒斥：“中国画学之颓败，至今日已极矣。”参见北京大学绘学杂志社编：《绘学杂志》第一期，1920年6月版。

　　【4】李桦、李树声、马克编：《中国新兴版画运动五十年》，辽宁美术出版社，1982年版，第125页。

　　【5】鲁迅：《黑暗中国的文艺界的现状》，转引自吕澎：《20世纪中国艺术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70页。

　　【6】吕澎：《20世纪中国艺术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70页。转引自刘小清：《红色狂飙—左联实录》，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429-430页。

　　【7】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解放日报》，1943年10月19日。

　　【8】胡蛮：《目前美术上的创作问题》，载郎绍君、水天中：《20世纪中国美术文选》，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1999年版，第531页。

　　【9】蔡若虹：《关于国画改革问题—看了新国画预展以后》，载《人民日报》，1949年4月25日;江丰：《国画改造第一步》，载《人民日报》，1949年4月28日。

　　【10】蔡若虹：《关于国画改革问题—看了新国画预展以后》，载《人民日报》，1949年4月25日。

　　【11】江丰：《国画改造第一步》，载《人民日报》，1949年4月28日。

　　【12】王朝闻：《摆脱旧风格的束缚—致友人书之十》，载《人民日报》，1949年4月29日。

　　【13】周扬：《新的人民新的文艺—在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上关于解放区文艺运动的报告》，《中国新文艺大系(1949-1966)·理论史料集》，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4年版，第93页。

　　【14】徐悲鸿：《漫谈山水画》，《新建设》，1950年，第1期(总第12期)

　　【15、16】李可染：《谈中国画的改造》，《人民美术(创刊号)》，1950年第1期。

　　【17、18】李桦：《改造中国画的基本问题—从思想的改造开始进而创造新的内容与形式》，人民美术(创刊号)，1950年第1期。

　　【19】洪毅然:《论国画的改造与国画家的自觉》，人民美术(创刊号)1950年第1期。

　　【20】王容：《必须肃清美术批评中的资产阶级观点》，载《美术》1954年第12期。

　　【21】郑文中：《我的检讨》，载《美术》1954年第12期。

　　【22】参见《美术》1955年第6期。

　　【23】参见《美术》1955年第7期。

（文/陈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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