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阳中山广场雕塑(局部)
沈阳中山广场,高大的毛主席像位于正中,身材笔挺,凝视远方,其下是一组人物群像,工人、农民、高举《毛选》的青年,时代气息浓郁。这样的城市雕塑,如今在全国其他地方已很难看到。中山广场外围,坐落着一圈欧式、日式建筑,殖民地时期的大和旅馆,如今早已改为辽宁宾馆。因着这些洋气的老建筑,中山广场周边又被称为沈阳的“外滩”。每当夜幕降临,涌到这里跳广场舞的大妈又成为一道新的风景。此情此景,令东北大学艺术学院教授宋伟感叹,要了解辽宁、沈阳的文化,你就先来中山广场看看吧。
不久前,由辽宁省文联与东北大学艺术学院联合主办的2016·辽宁文艺论坛在沈阳举行。辽宁省委宣传部、东北大学、辽宁省文联相关领导以及来自辽宁省内各艺术门类的艺术家、理论家40余人参加了论坛,与会嘉宾就“辽宁地域文化与艺术表达”这一话题展开了为期两天的深入讨论。辽宁省文艺理论家协会主席洪兆惠介绍,把“辽宁地域文化与艺术表达”作为本次论坛的议题,是辽宁文艺理论界对当前文艺创作的一次回应。近年来,辽宁省一些作家和艺术生产单位以辽宁地域文化为创作资源,相继推出一批有分量的作品,盘点地域资源、总结经验教训、激发创作灵感、重塑辽宁形象是本次论坛的目的。
发现问题:
艺术为何青睐地方经验
辽宁文艺论坛至今已举办十届,论坛的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邀请众多不同领域的文艺家与理论评论家共同参与,实现创作实践与理论评论的沟通交流。本届论坛延续这一特色,与会剧作家陈国峰、舞蹈家王海峰、摄影家线云强、作家刘嘉陵等都有着丰富的创作经验,他们在分享创作经验的同时,也探讨了各自对地域文化的认识。
论坛上,宋伟教授抛出了一个耐人寻味的问题:艺术为何总是青睐地方经验?宋伟并没有现场给出明确答案,但是从艺术家的创作实践中,或许能找到一些蛛丝马迹。
线云强今年刚刚当选辽宁省摄影家协会主席。他出生于辽宁铁岭,18岁参军入伍,从事摄影已30多年,3次获得过中国摄影金像奖。从老山战场,到弹尘飞扬的演兵场,职业特点决定了军旅摄影是他关注的重点。但线云强的摄影一直聚焦在东北、辽宁,原因很简单,这里是生他养他的热土。谈起辽宁,线云强语气中充满着自豪,他说这些年自己在外面一直“吹”辽宁,因为这里有中国最古老的文化,还有中国 最现代的文化。辽宁朝阳的红山文化、沈阳的满清文化,这两者构成中国文化古老和现代的两端。线云强幽默地说:“上有天堂,下有沈阳,中间夹着一个朝阳。”
陈国峰是一位创作个性鲜明的剧作家,娴熟游走于传统戏曲、影视剧、先锋戏剧和理论批评等多个领域。在传统与创新、感性与理性、规矩与解构之间,他常给读者以一种灵性挥洒、恣肆另类的感觉。陈国峰的主要作品如京剧《板桥三哭》《血胆玛瑙》《宋家姐妹》,评剧《东藏圣火》《烽火宁城》《孝庄长歌》,话剧《水晶之心》等,很多都带有鲜明的辽宁特色。通过对自己作品的回顾,陈国峰一方面认为地域化特征及符号对于艺术表达具有重要意义,但另一方面他更深刻地指出,要在运用地域性表层符号的同时,实现作品内核的普遍意义,越是世界的、全球化的,越不应该是狭隘的民族性、地域性的。
沈阳音乐学院教授王海峰创作的舞蹈《东北那旮旯》《姥家门口唱大戏》,因浓郁的东北地域特色广受好评。取得这些成绩,与他在近30年的舞蹈表演、舞蹈教学及艺术实践过程中积累的辽宁民族民间舞的丰富经验密切相关。和很多濒临消失的传统地方艺术一样,独特的东北秧歌,辽宁满族、锡伯族民间舞蹈,现在正面临后继乏人的窘境。为了寻访老艺人,王海峰常常带着他的团队冒雪深入农村采风。有的老艺人,已经六七十岁了,儿孙满堂,早已不跳俏皮的东北秧歌,但被王海峰团队的真诚打动,竟然又闷上几口小酒,重新找回年轻时的热情,留下了珍贵的影像资料。正是在这种努力下,王海峰搜集了很多辽宁本地人都没有看过的舞蹈资料。在王海峰看来,保持地域特色、继承原生态民族民间舞精髓,是辽宁民族民间舞走向全国乃至世界的重要保障。
通过论坛讨论,很多问题开始浮出水面,比如在人口流出、乡愁被稀释的年代,如何让地域文化吸引当代的年轻人?如何写出今天辽宁人的状态?洪兆惠说,这些既是理论话题,也是创作实践面临的难题。
理论分析:
认识你脚下的土地,认识你的创作
认识自我是一个古老的哲学命题,认识自我脚下的土地更为复杂。
在作家刘嘉陵心中,辽宁地域文化成因复杂,同吴越文化、中原文化、关中文化、巴蜀文化都不大一样。从整个东北看,辽宁地处关东门户,最接近“首善之区”,有着黑龙江、吉林两省所没有的漫长海岸线,早年间最有眼光、最具冒险精神的头几代闯关东者,抢先开垦了这块宝地。所以在东北全境,辽宁人似乎更精明机敏,更紧跟形势。反映在文艺创作上,辽宁文艺家对时代的变化感受更敏锐、更快捷。当然快并不意味着好,刘嘉陵也指出,像陕西作家陈忠实、路遥、贾平凹,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纷至沓来的文学新潮中,这些陕西作家显得有些迟钝,路遥的作品还曾因写法太老遭遇冷落,但恰恰是“迟钝”成就了陕西的这些大作家。
辽宁人性格中的另一特点,刘嘉陵认为是安逸带来的轻松幽默。早年东北人性格中充满着冒险性精神,他们克服高寒,在深山老林里淘金、采参、伐木、挖煤,对峙土匪。但是,这种冒险的精神又被近半年猫冬的安逸极大地消解了;此外,东北有着“棒打狍瓢舀鱼,野鸡飞进饭锅里”的富足,生存环境造就了东北人的豪爽、乐观、诙谐,少了黄土地文化中的苍凉与悲壮。与陕北信天游相比,“哥哥你走西口,小妹妹实在难留”中透出的悲怆、苍凉、高远,在东北二人转与民歌小调中是很难找见的。东北小调典型的如《丢戒指》,是这样唱的:“姐呀儿花园中,绣丝啊绒啊,依个呀儿呦,来一个蜜蜂儿,它蛰我的手心呀,甩手丢了金戒指儿啊,嗯哎哎嗨呦。金戒指啊不哇是啊,值呀钱的宝哇,依个呀儿呦,那本是我那个情郎哥儿,给我买的呀,一钱得儿零三分儿啊……” 欢快、轻松,即使有悲伤,也比信天游轻了许多。
学者宋伟重点从学理层面分析了辽宁的地域文化特色,他如同一位严谨的地质学家,将不同年代的土壤层层剥开、展现。宋伟以时间为轴,将辽宁的地域文化大致分为这样几个层面:满清文化、殖民文化、工业文化、革命文化以及后工业时期的文化等。
在面对多个文化层面时,宋伟特别强调带有现代性的东北地方经验。从现代性这一视角来看,满清文化纯属前现代,创作这一题材的文艺作品,天然地会缺失当下意义和价值。在宋伟看来,《康熙王朝》这样优秀的文学作品、电视剧,其内核缺少现代性视角,最终会非常符合逻辑地导向《甄嬛传》,因为它们共同关注的是封建意义上的观念,包括贪腐、权力、宫斗等。因此,在处理满清甚至更早的原始文化题材时,宋伟认为一定要有隐性的现代背景。中西方成功的文艺创作无不如此:西方浪漫派的兴起,其背景是当时工业化中人的过度异化;莫言的《红高粱》,说的是“我爷爷、我奶奶”,但莫言一直在对比现代人,在水泥森林中的现代人越来越丧失血性,《红高粱》返回本土、远方与生命的野性,其背景正是对现代人的反思。
在分析到东北的殖民文化与工业文化时宋伟指出,东北地区从甲午战争、日俄战争一直到抗日战争,几度沦为殖民地,与之相关的是东北地区工业的发展,这些历史塑造着东北地方性的特殊经验,耐人寻味。这些历史的变化,集中体现在中山广场的雕像群上,这个在革命年代、在计划工业背景下产生的作品,背后折射的是诸多政治、文化、日常生活的经验与观念的混杂。宋伟指出,作为大工业城市,沈阳的这段历史非常独特,而且和马克思所说的现代世界历史紧密相关。
改革开放以来,辽宁重新打开拥抱世界的胸怀,资本的来临也使得一切坚固的东西烟消云散。在这种转型中,宋伟看到又出现了一种颓败的现代性,老工业基地沈阳,特别是铁西区,面临着严峻挑战。“这里边所凝聚的、积淀的文化心理,是值得我们表达的。”这种表达,有成功,也有失败。宋伟说,就像沈阳那幢巨大的铜钱建筑,表达了不顾一切的对资本和消费时代的粗俗拥抱,“资本带来了革命性的变化,有时很轻松地甩开了历史,但又完全走到了另一面。现代性的悖论带来了发展的变态与分裂,这正是现在辽宁的状况。”
盘锦红海滩 线云强 摄
自信表达:
站在最小的地方与全世界对话
新世纪以来的国际形势与中国社会都发生着深刻的变化,这其中中国人自信心的增强,包括文化的自信正变得越来越突出。这种自信,不仅仅发生在北京、上海这些经济发达地区,也深入到了社会的每一个毛细血管。
秦朝晖,来自辽宁朝阳的作家,朝阳龙翔书院的创立者。在他看来,地球是圆的,每一个地方都可成为中心。在东西方文化交融的大背景下,谈地域文化,就应将其放在更大的视角中,要具有辽阔胸襟,如林语堂所说,“两脚踏东西方文化,一心评宇宙文章”,每一个热爱脚下土地的人,才是真正找到根的人。
在秦朝晖看来,带有地域特色的创作,寻找的恰恰是一种面向整个世界的表达。辽宁的话剧《凌河影人》写的是凌河人家抗日的故事,其中的人物塑造表现了辽宁人的形象,能够在中国话剧史上占有一席之地;《孝庄长歌》《板桥三哭》等,都表现地域文化,但又不仅仅是站在地域本身说地域文化,而是超越了地域谈地域,努力把地域文化的符号加以推广,将其变成世界性的符号,就像《等待戈多》等作品一样,变成更好的、能让全世界欣赏的、体现中国人伟大创造力的作品。
“一个最小的地域,如果站得高一点、挖得深一点,它的信息量就足以和这个世界对话。这种文化自信,应当深入到每一个从事文艺工作的人的心中。只要心不是封闭的、固化的,思维是敞开的,在追求辽阔胸襟的路上不停歇,我们的地域文化创作就有希望。”秦朝晖说。
(文/金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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