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如何回应当代人类精神的难题，是否回答了那些文学高峰未能回答甚至未能提出的问题，这些都是文学的至高追求，也是一个大作家的雄心，从对人类精神的永恒探索中，对人性的不断探究中，体会和获得文学的意义、写作的价值。文学的核心创造力，应该是揭示新的人性奥秘。

　　每个人其实都是瞎子摸象

　　王雪瑛(以下简称“王”)：上世纪的八九十年代到当下，中国社会发生着深刻的变化，从你的散文中可以看出一个当代中国作家直面中国社会深刻变化中的问题与矛盾，思想发展的复杂的动态过程，你对于理想与现实，传统与现代，中国与世界，市场经济与体制等问题的思索。现在的你如何评价自己的这类散文，随着时迁事移以及个人境遇的变化，你的观点和看法有什么蜕变吗?

　　韩少功(以下简称“韩”)：我给两个出版社编过作品的准全集，有机会回头审视一下自己新时期以来的写作。还算好，我删除了一些啰嗦、平淡的语句，基本上还未发现过让自己难堪的看法，没发现那种忽东忽西赶潮流的过头话。有个关于原油价格可能涨到每桶200美元的预测，现在看来没说对，但这种情况不多。虽然在不同的时段，聚焦点不一样，兴奋点有转移，但前后是一脉相承的，好像不同的圆弧和半径组成了同心圆。对于几十年来核心的立场和方法，自己还是有信心的。

　　王：你的思路沿着怎样的轨迹在发展着?你常常会自我回望和审视吗?你如何看待一代作家的局限?

　　韩：生活现实总是推着你匆匆往下走，是现实倒逼思考。比如我们这一代从“文革”中走出来，最初是忍不了僵化。后来见多了资本和市场，又忍不了腐化，包括权力和资本的交叉腐化。这事初看像是道德问题，细看就还有制度问题、文化问题等等。制度和文化又都是大题目，水深得很，随便找一个知识点进入，都有纵比较和横比较的不同角度，这就带出了更大的思考面。在这一过程中，每个人其实都是瞎子摸象，局限性断不会少。因此我一直希望摸象者们相互包容和理解，比如编杂志时我就喜欢组织不同意见对手练，相互给予“破坏性检验”。“我讨厌无聊的同道，敬仰优美的敌手。”这也是我说过的话。当然，我看不出胡搅蛮缠的也该被包容的理由，比如明明摸到了象腿，却定要说是鸡腿或鸭腿，这就破了底线。多元化的各方必须在60分及格线以上，才能构成优质的多元化，否则就是比烂，好像在球场上拍砖和泼粪，再怎么对抗也没意义。

(韩少功作品《山南水北》)

　　如果一定要比，最好是纵向地同前人比

　　王：诺奖曾经是中国作家的一种关注与焦虑，莫言的获奖缓解了焦虑，引发了大家对诺奖的热议与思考，中国作家到底凭借什么获得诺奖，以什么内容和独特的创作手法吸引西方世界的目光?始终是萦绕大家心头的问题。关注诺奖、布克奖等等奖项，是中国作家关注世界当代文学的一种方式，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中国文学当然是世界文学的一部分，你对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的关系如何看?

　　韩：中国文学在境外多出版，多拿奖，作为促进文化交流的方式之一，肯定是好事。但“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最大的门道应该是文学如何回应当代人类精神的难题——这方面的关注眼下可惜太少，倒是在得奖攻略、面子有无等方面的叽叽喳喳太多。太在乎别人怎么看自己，怎么礼遇自己。如果一定要比，我们最好是纵向地同前人比，看是否刷新了莎士比亚、托尔斯泰、卡夫卡、马尔克斯等人的思想艺术纪录，是否回答了那些文学高峰未能回答甚至未能提出的问题。这才是以世界人的眼光来看世界文学，摆脱了穷酸心。否则谈“独特”“多元”就会变味。中国人搓麻将拜菩萨肯定是独特，长辫子也独特，拿这些去吸引眼球就那么重要?

　　文学如何回应当代人类精神的难题，是否回答了那些文学高峰未能回答甚至未能提出的问题，这些都是文学的至高追求，也是一个大作家的雄心，从对人类精神的永恒探索中，对人性的不断探究中，体会和获得文学的意义、写作的价值。

(韩少功)

　　王：当下长篇小说每年出版的数量之多，无疑创中国小说史之最。在“最”被不断刷新的同时，各方对长篇小说的批评之声也不绝于耳。对于作家来说创作长篇的挑战是什么?如何认识纷繁芜杂的现实生活?如何有力地反映现实，如何生动地塑造当代人的形象?如何深入揭示当代人复杂的内心世界?如何认识他面对的时代?如何认识时代发展的动因和趋势?你经常考虑的问题是什么?

　　韩：中世纪过去，裸体艺术大量涌现。包括照相机在内的工业化腾飞，印象派和抽象派绘画便应声而起。这里的每一步，都释放出新的精神信号和精神能量，对时代形成美学回应。文学不同于其他学科，主要任务是产出新的人物形象、生活感受、思想方法、审美范式……眼下不少科幻电影，玩技术够“潮”的，但挤干水分以后，发现一个个还是男人和女人、好人与坏人的故事套路，对人的认识差不多停留在骨灰级，也就是《三侠五义》的宇宙版和科技版。文学不能搞成高科技大展销。文学的核心创造力，应该是揭示新的人性奥秘，哪怕得其一二也行。否则时尚大潮退去的时候，沙滩上一切原形毕露，骨灰级的还是骨灰级的。

(韩少功作品《马桥词典》)

　　王：有的评论家认为，要大胆肯定当代文学的价值与成就。除了短篇小说和杂文的成就，因为现代文学中有鲁迅在，而在长篇小说、中篇小说、诗歌、文学批评等领域，当代文学的成就已全面超越现代文学。但有些业内人士，对当代文学创作的生态不乐观，对创作成就的评价不高，巨量信息散发着价值的多元性，文化的多样性，也扩散着浮躁的气息，市场的压力，快餐式的写作，损害着作品的生命力和丰富性，大量内容空洞苍白、叙事软弱单薄、文本琐碎平庸的作品屡见不鲜。你对这两种全然不同的意见和看法，有什么评价?你如何认识当下的文学创作生态和文学创作成就?

　　韩：我总是躲避这样的讨论方式，因为我读得十分有限，没有资格来判断全称的什么“当代”和“现代”。代际之间的比较也需要特别谨慎，搞不好就是“关公战秦琼”。作为一个小说作者，出于有限阅读视野，我只能说对小说现状没法过于乐观。就说小说人物吧。小说的核心要素是人，但眼下很多小说正在出现“人的消失”。这意思是，它们多是像小资玩自拍，把自己还算拍得鲜活，却让他者和社会模糊不清，可以称之为“去广度”。它们的自拍成果也多是单面人和单色标，缺乏深刻的两难和自疑，可以称之为“去难度”。它们多是写得没心没肺，无悲无欣，靠絮叨饶舌来拼凑规模，可以称之为“去温度”。它们总是剪除事件的社会条件和历史逻辑，于是冷漠是自来冷(如仿卡夫卡们)，爱心是天然爱(如仿村上春树们)，心理和行为都变得如天降神物，来去无踪，这可以称之为“去深度”。

　　不难看出，当小说人物失去了广度、难度、温度、深度等等，这种符号游戏离“神剧”“雷剧”还有多远?换句话说，现在的很多小说是多了小怀疑(比如多了自嘲、恶搞、无厘头)，但也多了大独断，即某种自恋、自闭、自狂的极端化个人主义美学。当然，这并不是意味着过去的托尔斯泰们就是最高峰，就没有盲区和残缺。对那个话题，我们以后可以找机会另说。

　　只能说一切才刚刚开始

　　王：在查建英的《八十年代访谈录》中，用这样一组关键词来分别描述八十和九十年代：激情、浪漫、理想主义、人文、迟到的青春属于八十年代。九十年代则步入现实、喧嚣、利益、大众、个人……九十年代以来，市场经济的迅猛发展对中国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产生了深远影响，知识分子的精神建构的变化延续至今。你的创作贯穿了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与九十年代，一直到现在，你对八十年代与九十年代有着怎样的看法?

　　韩：大体来说吧，八十年代单纯一些，也幼稚一些;九十年代成熟一些，也世故一些。问题在于，差异双方经常是互为因果的。我们怀念单纯，包括能比对出一种叫“单纯”的东西，恰恰是因为我们已经世故了。人们滑向世故，恰恰是因为以前过于单纯了，或者说以前那种“单纯”缺乏足够的吸引力和抗压性。可以肯定，如果没有以前的清教禁欲，就不会有后来猛烈的利益化和物质化;没有以前的极左，就不会有后来的极右……九十年代很多问题的根子恰恰是在八十年代，甚至更早。这里的道理是：要看到你中之我。

　　王：从你对这两个十年的看法中，可见你认识问题的思路，思考问题的方式。从时代氛围的变化中，看出它们之间转换的内在因果关系，你不仅仅区分两个年代的不同，更思索它们不同的原因，以及如何演变，演变过程中的内在联系。相对于我们对1980年代意义和价值的认识，我们对1990年代还处于不断认识的过程中，1990年代市场经济赋予个人更大的发展空间，社会结构的变化，商业化、娱乐化的兴起，关于文学的标准正在发生显著的变化，1990年代到新世纪酝酿了今天文学的丰富性和复杂性，有评论家认为1990年代对文学的影响直到现在，远未终结。

(韩少功作品《日夜书》)

　　韩：1990年代至少有两件大事，一是中国进入全球化资本主义的大市场，二是人类进入互联网时代。这两件大事带来文化生态的剧烈震荡和深刻重组。如何消化这些变化，形成去弊兴利的优化机制，找到新的文明重建方案，需要长久努力。现在只能说一切才刚刚开始。

　　王：顾彬对于中国当代作家外文程度差有过这样的批评，他说，“中国当代文学的语言有问题，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作家的外语不太好，无法读原著，就无法吸收其他语言以丰富自身的表达。”而你翻译过昆德拉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等当代名著，你对顾彬所言有何评价?

　　韩：双语或多语当然好，方便扩大眼界，包括对语言性能给予更多比较和揣摩。中国作家圈里“西粉”不少，这些哥们学好西语的很少，岂不奇怪?我愿意从这个角度去理解顾彬的善意。不过成为一个好作家，外语不一定是必要条件。曹雪芹不懂外语，《红楼梦》就不好了?使用大语种的人，在相当范围内交流很方便，一般都缺少学习外语的动力和环境。比如拉美被西班牙语大面积覆盖，作家们靠这个走南闯北已经足够，学好外语的也不多，但你不能说那里的好作家少吧。何况中文对于西语来说异质性太强。法国人学意大利语，难度可能低于四川人讲广东话。拿西方人掌握几门亲缘语种的能力来吓唬中国人，不是很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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