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一川：批评是青年的“志业” 

——在全国文艺评论人才高级研修项目开班式的发言

　　我们北大艺术学院和北大中国文艺评论基地之所以同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和中国文联文艺评论中心一道，联合申办国家艺术基金全国文艺评论人才高级研修项目，邀请来自全国各地的30名青年文艺评论家前来学习和交流，是出于我们的两方面考虑：一是艺术批评在当前特别活跃但又问题丛生，不仅受到学界瞩目，更吸引社会各界的关注乃至国家领导人的重视;另一方面，艺术理论与批评恰是蔡元培以来至今北大艺术学科的一个深厚传统，今天的北大艺术学院更是希望把艺术理论、艺术史及艺术批评作为自己的学科基石。由于上面两方面的缘故，我们北大艺术学院希望能在艺术批评领域有所作为，广交朋友，一道为中国艺术批评建设尽力。这两种合力能最终交织成这个全国文艺评论人才高级研修项目，当然有赖于国家艺术基金项目的资助。

　　值此高研班项目开班之际，我想谈三点意见，与各位年轻的文艺批评家交流。

　　一、批评属于青年

　　正像艺术创作常常需要青年或青春的热情与创造力一样，艺术批评其实同样属于青年，依赖于青年或青春的热情、兴趣与创造力。从事艺术批评、做艺术批评家，往往就是青年时代的事。

　　这只要提及下面这些事例就行了：梁启超(1873-1929)在《夏威夷游记》(1899)中发出“诗界革命”号召时只有26岁，王国维(1877-1927)写作中国现代文艺批评的开山之作《<红楼梦>评论》(1904)时才27岁，鲁迅(1881-1936)写《摩罗诗力说》(1907)时为26岁，出版《中国小说史略》(1923-1924)时为42-43岁，李长之(1910-1978)的文艺批评处女作《鲁迅批判》出版时也仅26岁，而他出版代表作《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1948)时也不过38岁。评论家和剧作家李健吾(笔名刘西渭，1906-1982)的文艺批评集《咀华集》出版时为30岁。

　　再看欧洲，英国批评家克莱夫·贝尔(Clive Bell，1881—1964)出版其毕生最有名的著作《艺术》(1913)时只有32岁，英国“新批评”代表人物之一的威廉·燕卜荪(William Empson，1906-1984)出版其代表作《朦胧的七种类型》时年仅24岁，丹麦批评家格奥尔格·勃兰兑斯(Georg Brandes，1842—1927)出版其受到鲁迅等推崇的6卷本批评巨著《19世纪文学主流》(1890)时也不过48岁。

　　这里提到的所有中外文艺批评家，在发表其筚路蓝缕之作时大多不过二十来岁，而出版其重要著作时也都还不满50岁。当然，尽管在今天的中国社会，公民的平均成才时间都拉长了，但艺术批评从青年时代起就发奋、发愿和担责，确是必需的。特别是，个人的艺术批评素养的濡染和批评境界的开拓、社会的艺术批评风气的改善或好转，都从青年人做起，无疑是恰当的。

　　二、以批评为“志业”

　　进一步看，艺术批评不只是一般的事业或职业，而应当是一种“志业”。这就是麦克斯·韦伯在《学术作为志业》中所指出的那种作为人的心志取向的神圣职责。“志业”(德文beruf，英文vocation)在德文中一般用来指职业，但由于马丁·路德在翻译《圣经》时给这个词语灌注了强烈的新教涵义，强调“奉神所召去从事某事”，从而使它产生了一种明确的价值内涵。于是，“志业”在韦伯这里是指作为人的心志取向或信仰的职责。他要求不能把学术当作饭碗或简单的职业去做，而需要诸多条件，如勇气、专业要求、热情、灵感和人格等。

　　其实，中国传统中早已有类似的特别要求和设计了，这就是孔子提出的“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的君子生涯规划。他要求真正的君子志向于“道”，根据于“德”，依存于“仁”，畅游于“六艺”中。这在今天来说，实际上等于要求我们在“道”、“德”、“仁”、“艺”的交融中认真踏实地对待艺术批评这一“志业”。

　　综合孔子和韦伯的观点，今天谈论以艺术批评为“志业”，应当有以下几点要求：第一，批评不是谋生手段而是社会职责。第二，批评不能停留于一般鉴赏，而需要艺术理论和艺术史等专业素养的提炼和深化。第三，批评不能跟风或人云亦云，而需要独特的艺术发现、独到的美学眼光。第四，批评不同于纯中立的客观的科学实验，而需要价值评判。假如艺术品具有恩格斯所说的“诗意的裁判”的特点，那么，艺术批评应当把诗意的裁判和理性的裁判交融到一起。第五，批评终究是批评家人格的建树。批评要投射批评家的人格，但不是简单的照相式再现，而应当是创造性提升。批评过程本身正是批评者自身被艺术形象感动、感染和提升的过程。上面的几点，与其说是对各位的要求，不如说首先是对我自己的要求。假如诸位认为它们多少有些道理，那么我愿意同各位共勉。

　　各位正值青年时期，从现在起就确定青春的“志业”，立下在艺术批评山路上攀登不止的远大志向和信念，想必十分必要和有益。

　　三、朝向学术新高度

　　各位来北大参加这个高研班项目，可以有不同的收获，这完全取决于自己的选择。没来过北大的朋友，当然可以来这里欣赏燕园景观，因为它本身就是一件完美而又独特的园林艺术品，而且记载和传承着北大建校以来在中国现代历史上形塑的独一无二的深厚传统及其悠长的人文魅力。同时，来这里结交新朋友，以便将来在批评“志业”上相互砥砺，也很重要。但我个人以为，对大家来说尤其关键的，可能还是下面这三方面：

　　一是全勤参与所有课程及活动。建议各位全程而完整地听取批评界和理论界专家的讲授，并且参加统一安排的活动。它们都是我们精心设计和约请的结果，合起来就是与其他别处都不同的一个独特而完整的学术整体，供大家通览。假如你有时来或不来，中途去旅游或访友，你的收获就会很有限。你可能对有的专家观点赞同，而对另一些观点不赞同，但这些都毕竟是当前理论批评界不可或缺的多样风景的组成部分，漏掉其中任何一种，又怎能说通览所有批评风景呢?只有一课不落地听下来并细心做好笔记，这片风景才会被整合为一个学术完整体，从而你的收获才会真正大。

　　二是倾心同其他学员互助共享。特别是从其他学员中发现自己可以学习的长处或追赶的目标。来的30人，都是从137位报名者中精挑细选出来的，可以说个个有专长，都不可替代。希望并相信各位能把这次高研班视为一个平等、友爱及和谐的学术共同体，在这里相互尊重、互帮互学、共同提高。

　　三是全力求取学术新高度。各位正值青年时期，是中国艺术批评的未来，肩负着前辈的重托，以及同辈和后辈的期待。期待的含义大家都知道，花费如此宝贵的时光来到这里，必须有收获、进步或提高。但相反的失望也并非不可能：假如你只是来北京旅游一回，或满足于短暂的自我表现，那你可能白来了。北大自身就有这样的少数学生，以优异成绩考进来，却不善于利用北大条件去学习和提高，而满足于在一塌(塔)糊(湖)涂(图)下虚度几年光阴，最后什么也没学到。对各位来说真正要紧的可能是，正如一位科学家所说，“机遇只偏爱有准备的头脑。”你来之前就已经准备好了，要来这里通过听课、交友和共享等环节，寻求激活自己久已预备和期待的一次学术飞跃。只有拥有高远的目标而又时刻准备为此而发奋行动的人，才可能有真正的收成，实现期待的飞跃。

　　最后，我想到了33年前秋天，那时我还是一名青年，正在北大读文艺美学硕士研究生，跟随导师游学到无锡梅园，见到由浙江钱塘沈兆霖所书而被荣德生挂于诵豳堂的一副对联：“发上等愿结中等缘享下等福，择高处立就平处坐向宽处行”。我一见到它，就被深深吸引住了。按我的理解，“发上等愿”是要求理想远大，力臻高境;“结中等缘”是说机缘普通，时运尚可;“享下等福”是说甘享简单福分或快乐;“择高处立”要求立身高远、仁德为先;“就平处坐”是说处事坦荡、心平气和;“向宽处行”是说待人宽厚、宽容、宽恕。当然，对它的理解可以见仁见智。我不知道自己的理解是否有合理处，假如没有，请忽略;而如果有，愿意与各位共勉。衷心祝福各位在北大学有所得，找到学术腾飞的新起点!

　　(2016年7月1日上午于北京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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