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元宇宙成为媒介、文艺等领域讨论的热词，尽管元宇宙还远未变成现实，仅仅是一种可能的“构想”，被作为元宇宙例证的大多是好莱坞的科幻电影，这充分说明人们对新技术所创造的未来世界的狂喜和担忧。目前认为元宇宙最核心的标识是虚拟现实，人们进入元宇宙，如同网络游戏中的玩家一样进入与现实社会相平行的虚拟空间。“两弹一星”元勋科学家钱学森30年前畅想未来科技时，把虚拟现实技术翻译为“灵境”，是一种更带有中国神话色彩的幻化之境。现代以来，新技术的革命必然会对原有的社会秩序产生影响，正如20世纪90年代以来互联网在很多方面改变了现代社会的形态，但与此同时互联网所制造的虚拟空间也与现实世界形成新的融合，或者说互联网嵌入现代社会，逐渐形成了以数字技术为基础的信息社会。如果未来元宇宙成为一种广泛的社会应用，那么元宇宙究竟是嵌入已有的社会结构，还是逐渐“蚕食/包裹”现有的社会形态，这是人们争论的焦点。不过，技术的革命并不必然带来社会意义上的进步，有时候反而会固化既有的社会矛盾。在这个意义上，如何改造元宇宙，使其更好地促进社会自由与平等也是应该思考的维度。

（图片来源：影像中国，摄影：戴建峰）

柏拉图的洞穴：元宇宙的“旧”与“新”

如果把元宇宙作为一种虚拟现实的幻象，那么元宇宙的体验并不新鲜，而关于元宇宙混淆了虚幻与现实、让主体沉迷其间等反思看似犀利，其实也来自于一个经典的哲学命题。

柏拉图在《理想国》中讲述了“洞穴寓言”的故事，一群被捆缚的奴隶，每日在洞穴中看着墙壁上的影子，认为这些影子就是现实世界，直到有一个人逃离了洞穴，来到地面，看到阳光下的现实，才意识到墙壁上的是现实的影子。这则寓言在古希腊时期被作为人的认识的限度，现实世界是观念的投影，人只能看到“真实的摹本”，也就是墙上的影子。在启蒙时代，这则寓言被解读为理性与蒙昧的故事，阳光下的世界是被启蒙的、被光照亮的世界，是科学、理性认识的现实，而洞穴里的影子则是愚昧的、虚假的所在，启蒙是离开洞穴追求理性和科学的光芒，成为自由的、自主的现代主体的过程。在20世纪，这则寓言再次被阐释为关于电影的本体论，电影、影像等现代媒体制造了新的洞穴情景，观众、受众变成了被捆缚的“奴隶”。在数字时代，虚拟空间也被认为是一种数字洞穴式的体验。显然，元宇宙也可以看成是一种模糊了真实与虚幻的柏拉图洞穴，而且是“影子”取代了现实的超级真实的沉浸式洞穴。

从柏拉图洞穴寓言的角度，关于元宇宙的讨论延续了20世纪现代媒介诞生以来所提出的一些旧话题。19世纪中后期以来摄影、电影变成机械时代可复制的视觉影像，留声机使得声音变成可复制的听觉符号。相比印刷媒介所依赖的抽象文字，现代视听媒介扩充了人类的视觉和听觉经验，与此同时，这种更像现实“影像”和真实“声音”的“摹写”，也造成对人们迷失其中的担忧。尤其是电视媒介出现之后，这种无处不在的模拟影像制造了景观社会的想象，主体在景观社会中变成被捆缚的现代“奴隶”，如《娱乐至死》（1985）中所批判的电视把观众变成无脑的土豆，或如电影《楚门的世界》（1998）中所呈现的被监视、被观看的楚门成为真人秀时代的囚徒。互联网时代，文字、视觉、声音等不同介质的媒介都转化为以0和1为代码的数字王国，数字媒介提升了人们获取信息的效率和能力，也让人们感受到《黑客帝国》（1999）中人类幸存者被虚拟系统Matrix所操控的囚徒状态。在这个意义上，元宇宙就像“黑客帝国”一样，主体沉浸在虚拟空间中变成数字代码。这种“游弋”于元宇宙的数字主体，有可能变成《头号玩家》（2018）中的超级英雄，也有可能变成《饥饿游戏》（2012）中随时被“大逃杀”的绝望者。

对元宇宙的担忧和改造

如果从互联网所形成的虚拟社区、虚拟空间以及虚拟主体与社会身份之间的分裂等角度来理解元宇宙，元宇宙一点也不“新”，只是数字社会的加强版。不过，从技术革新的角度看，元宇宙又是一种“新技术”所带来的“质变”，这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虚拟现实设备所制造的神经、身体幻象带来更真实的沉浸感；二是人工智能使得机器设备更加智能化，人文、社会等领域出现越来越多人工智能应用；三是生物基因技术更加成熟，人机融合等赛博格现象变得更为日常。基于此，人们对元宇宙也有三重的担忧。

第一，丧失主体感。元宇宙的未来体验经常被类比为网络游戏，玩家进入游戏空间带来双重主体体验：一是高度自主化的主体，可以扮演不同的角色，可以选择不同的“剧情”，如同进入“自由自在”的极乐世界；二是“牵线木偶”般的被动主体，网络游戏里的所有选择都是在既定游戏规则下的可能性，游戏代码和后台数据如同上帝之手一样，使得主体变成了结构主义视野下的丧失主体性的主体，或者说是被意识形态先在臣服的主体。元宇宙让人们更形象地感受到这样两种分裂的主体状态，自主化的主体幻觉与被系统、算法派定了特定位置的主体。

第二，丧失真实感。相比文字、美术、电影、电视所呈现的真实幻觉，元宇宙式的虚拟空间更容易“以假乱真”，如同钱学森用“灵境”来翻译虚拟现实，这是分不清庄周梦蝶、还是蝶梦庄周的世界；还如2011年以来英国Mini系列剧《黑镜子》中很多关于未来社会的黑科技，有一个是意识、精神和思想都能变成可以上传和下载的数字信息，主体在云端将获得永生。元宇宙进一步印证了柏拉图的洞穴寓言，现实不复存在，自以为真的“现实”不过是墙上的“阴影”。

第三，丧失社会性。电脑界面、手机界面成为进入虚拟世界的“接口”，在虚拟世界中可以满足人们的各种需求，即便口腹之欲，也可以通过外卖来解决，人们变成元宇宙公民，在现实世界中处于去社会化、去社交化的状态，这就使得元宇宙变成一种对现实社会的“替代”。元宇宙不只是让人们陷入“娱乐至死”的“美丽新世界”，而是生活在具有数字社会性的云端社会，或者说元宇宙重构了新的虚拟社会空间。现代社会中既有的矛盾和问题，在元宇宙社会中也同样存在，甚至被放大和强化。

如果换一个思路，与其批判元宇宙带来主体感、真实感和社会性的消失，不如反思元宇宙所塑造的虚拟社会的社会性议题。在大多数关于未来数字社会、信息社会的科幻电影中，存在着一种有趣的“悖论”：一方面在这些电影中会尽情展示未来科技的发达和智能化，如机器人替代了大部分工作，甚至星际穿越、基因改造也变成现实；另一方面这种未来世界在政治形态和社会结构上却大部分是高度等级化的封建制、奴隶制和殖民制。这成为科幻电影《大都会》（1927）以来，到《阿凡达》（2009）、《饥饿游戏》（2012）、《阿丽塔：战斗天使》（2019）、《沙丘》（2021）等科幻电影一以贯之的传统，也就是说人们能够想象一个技术上无比发达的“元宇宙”，却无法构想在社会关系、政治形态上更进步、更平等和更自由的“新世界”。

在这个意义上，对于元宇宙的反思依然无法脱离其政治经济学的维度，技术所表征的生产力依然无法与生产关系的改造相脱离，否则元宇宙只是旧世界的“镜花缘”，为在现实生活中无法获得满足的“欲望”提供一种想象性抚慰。

（作者：张慧瑜，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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