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与向往

——绿笙长篇小说《三明往事》序言

三明市是共和国在福建中部连接闽西的荒山野岭中缔造的新型城市。相当一个时期，三明人大多不知道自己生活的城市是怎样一种文化血脉来由，“三明人”这个称谓基本上是从“三明市”诞生六十年以后才慢慢呼喊起来的，之前那些时光，只有“三明”，没有“三明人”，这种现象源于居住在三明的人士多为来自全国五湖四海，土著居民少而又少。眼下，在这座城市生活的市民，屈指算来，从1960年设市以来至今，也有三代人了。第一代父辈人士怀揣全国各地的文化习俗来到这里，那是第一批三明建设者，他们在这座先有工厂后有社区的城市生活，养儿育女，就有了第二代三明人；在第二代三明人的在地风俗里，那些伴随父辈而来的他乡多元文化和先祖遗风在这里渐渐交融，形成了第二代不同籍贯三明人相互之间都觉得有些“怪异和奇特”的“新三明风俗”；当下进入了第三代三明人茁壮成长时期，大多数第二代所生子女离开了这座城市，而更多的三明市所辖县乡的人口涌入市区，还有一部分继续来自全国各地的迁徙人口也落户三明，旺盛温馨的人间烟火在这里弥漫成第三代三明人的“在地文化”风貌。三明一会儿被称为“工业城市”，一会儿又被称为“移民城市”，一会儿还被称为“红色城市”，民间盛行的“文化寻根”出现在三明人的生活需求清单之中。满足这种对美好生活的日益向往，文学不可以缺位。

大约是五年前，我鼓动绿笙写一部反映三明建市题材的长篇小说。一则是出于文学使命的初心，一座城市不能没有自己的长篇小说，而三明市1960年成立之前的整个五十年代基本上没有文学，我询问过时任市委党史办领导，他们坦言三明那段历史的研究确实比较薄弱，更没见过专门反映那段地域历史的文学著作，于是我觉得这座共和国缔造的新型城市需要文学补课，长篇小说的宏大天性可能可以满足百姓的这项需求。二则是出于对绿笙的了解，三明本土作家主攻长篇小说的人不多，绿笙擅长叙事文学创作，有多部长篇小说成果且获过不少奖项，《永安笋商》《金沙县》《建莲古事》《谢佑》等等，他的大多数长篇小说作品我都做过评论，我知道绿笙有着用小说来复活福建闽江上游地域历史优秀文化的企图，这项创作应该符合他的路数吧，于是我挑拨绿笙碰一碰这个题材，没想到绿笙呵呵猛笑，说他也正有此意，还真是心有灵犀一点通哈。

《三明往事》多番修改成稿时，大约是2021年1月下旬，恰逢国务院出台《关于新时代支持革命老区振兴发展的意见》（国发〔2021〕3号），文件第四条提出“研究支持赣州、三明等城市建设革命老区高质量发展示范区”，第十条提出“围绕革命历史创作一批文艺作品”，这意味着绿笙这部作品不仅迎合了老百姓的需求，而且赶上了时代节拍。同时，作品的问世恰逢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三明往事》不言而喻成为一项作家献礼。

当然，文学不是新闻通讯更不是公文，不是简单的生活现象复制，不可以停留在一时一事的报道和说明，更不能甘当市场奴役，应当远离庸俗低俗媚俗。文艺是时代前进的号角，最能代表一个时代的风貌，最能引领一个时代的风气，其独特魅力的实现之于文学作品，则是有赖于坚守精深精湛精良的、趣味纯正的上乘文学创作规律。长篇小说的使命是在事件冲突和情节发展中塑造人物形象，通过人物命运演绎来展现历史面貌、人间烟火和精神价值，从而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无愧于民族。我以为，长篇小说是一种宏大的叙述，正如鲁迅所说的“时代精神所居的大宫阙”，需要作家胸中的大气象和笔下的艺术大营造。《三明往事》正好迎面撞上了这个理论倡导。

一条河流沉淀的红色记忆，一座城市承载的工业文明历史，一代人抒写的新中国传奇。掩卷回味，我觉得《三明往事》并没有仅仅停留在满足三明人追问自己所在城市文化出身的好奇心上，而是已经超越了一个小区域的故事讲述，写三明而不止三明，由点及面，抵达了更高层面的共和国开创与成长的历史风云，浓缩了一代人的信仰力量，呈现了广阔而深邃的文学时空。

《三明往事》延伸了绿笙擅长的闽江上游地域文化开掘的题材路径，宛如福克纳、马尔克斯似地打造一个作家深度认知的独特精神世界。绿笙讲述三明鲜为人知的故事，撩开了三明建市的神秘面纱，以战争年代的三元镇到解放后的三元县、直至演变为三明新兴工业城市这一段辉煌的历史为背景，洞开了三明作为中央苏区的核心区、中央红军长征的出发地、红旗不倒的革命根据地、伟人革命的重要实践地的“一区三地”光辉岁月，揭开了一座工业城市面貌之中深藏的鲜为人知的红色文化底蕴，在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之际，以史诗的架构抒写三明城区红色文化和工业文明历史，从中折射共产党人战天斗地、人民生活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的时代光芒。从素材到题材，把物质层面的东西升华到精神层面，体现了作家的艺术涵养和创作智慧。绿笙的追求验证了，中国作家必然要与中华民族的命运与发展紧密联系才能实现真正的自我确认，文学应当参与熔铸国家和民族的核心精神，提升民众的审美素养，推动社会优质发展，同时，重大历史题材创作本身不会成为作家个性表达的障碍，反而会由于题材开掘的见证性、深刻性和内容的壮阔使作家及其作品与民族、国家乃至人类命运捆绑在一起，也让那些真正有智慧、有勇气的作家超越了单纯的文学史意义。

《三明往事》打开了生命价值天地，演绎了小说人物的信仰力量。小说集中塑造罗梓安、邢如彬两个主人公形象，辅之以数十个人物群像，人物被置于接连不断的事件冲突和心理冲突之中刻画性格，性格在场景与行为细节中流露。有意思的是，两个主人公都拥有双重身份，罗梓安的双重身份是作为罗氏大厝船厂传人的当地顶尖木匠与丢失了身份证明的中共地下工作者，邢如彬的双重身份是当年在三明红土地上战斗过的老红军与今日重返三明新热土的工业基地建设者，双重身份构成了人物性情内部的人格冲突，由此左右了人物性格在事件演变中的外部行为冲突，推动了故事演绎。小说的矛盾焦点集中在罗梓安苦苦追寻地下党身份线索，悬念接踵，情节跌宕，而无论置于何种逆境和困于多恶险境，主人公的刚性都不会减弱，理想远大了，任何世间苦厄都一挥而过，精神硬汉被信仰的力量锻造。绿笙灵活运用了恩格斯曾经总结过的“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的塑造方法。

《三明往事》洞开了先知般的超现实魅力，释放了文学的叙述自由。绿笙把小说抒写定位在“往事”，由此产生了魔幻现实主义式的叙述语气，相比他过去的多部中长篇作品，这种讲述话语是一个新的或者说更加鲜活的叙事艺术变化。小说收尾时这样叙述：“当然，罗梓安和老红军说这话时不知道，若干年后的三明市三元区旧城改造中，当年参加游击队后邓凡平为木匠先生留下的，证明罗梓安是他单线联络的三元地下党的材料将在豆腐街整体拆迁时，从邓家豆腐店横梁上破空而出……”不单单是结尾用了这种先知式的叙说，这种有如《百年孤独》般的魔法讲述，纵贯作品始终，洞察世事，余音绕梁。绿笙好像身居空中俯瞰地面，把世间百态瞅个清晰；绿笙又好像是在过去和将来之间来回穿越，把人间万象摸了个明白。深入阅读进去就会感到，先知般的叙说离不开悲悯情怀，大悲悯具有拷问灵魂的深度。

往事与向往是一个对子。读完《三明往事》，意犹未尽。未尽的不只是对小说人物情节造成我们“然后呢然后呢”的文学世界，我们向往东西南北诸如三明这样的城市美妙的发展未来，向往那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中的革命老区高质量发展示范区；未尽的还有对绿笙创作的更高期盼，似乎这部引人入胜的小说也只是绿笙创作生涯的一处行走驿站，真正的绿笙景观可能还在他将来未知的哪部作品，我相信会有那部作品，驻足驿站，我们向往前方更加奇妙的绿笙天地。

本文原载《三明日报》2021.10.8

（作者：黄莱笙，福建省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福建省作家协会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第十次、第十一次全国文代会代表，第二次全国文艺评论家代表大会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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