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诗经·采薇》）；“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屈原《离骚》）；“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汉代《古诗十九首》）；“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苏轼《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艾青《我爱这土地》）……古往今来，这些耳熟能详的诗句响彻华夏大地，感染着一代又一代华夏子民。的确，当历史与现实因为有了情感的“共触点”，诗歌恰恰以“触地而立”的方式“认祖归宗”，掀起了一股股“中国风”。

（图片来源：三明都市网）

中国诗歌最让人追慕不已的“高光”时刻，当数西周至春秋的《诗经》、战国的“骚体”诗歌、汉代的《古诗十九首》，特别是唐诗宋词的诗歌高峰……这些高光时刻无不在历史与现实的“共触”之下发出了共鸣声。可以说，中国诗歌在战国、秦汉就有很高的起点，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战国时期，屈原的作品达到了奇迹般的高度，有政治抒情诗《离骚》和长篇哲理诗《天问》为证；魏晋六朝的诗歌突出的是人的风神和思辨；盛唐时代，诗派林立，诗峰叠翠，人才辈出，盛唐诗歌是人的意气和功业的显现；宋代诗词另辟蹊径，以文为诗，扩展了诗歌的思想内容和表现形式；明清之际，以陈子龙、顾炎武等为代表的烈士诗歌和遗民诗歌，慷慨悲歌，沉雄壮丽。由此可见，中国诗歌的美学特征是如此的丰富。作为对历史与现实的反映，它们更多强调的是对立面之间的渗透与协调，而不是对立面的排斥和冲突；作为对创作主体情志的反映，更多强调的是内在生命的意兴表达，而不在于对历史与现实的再现模拟；在艺术效果上，更多强调的是情理结合，在情感中潜藏着智慧，以实现现实人生的和谐和满足，而不是非理性的迷狂或超世间的信念。这些“中和”原则和艺术特征深刻地影响着我们的审美观念。

在当下，随着经典咏流传、国学抵万家、诗词润人心、信息连四方等历史与现实融通而成的“共触点”，作为时代装置的诗歌自然而然“触地而立”，掀起了一股股“中国风”。大至历史与现实的风云变化，小至经典与句章的甘霖雨露，中国诗坛试图从语言和行文节奏上对古典传统进行继承发展。这不，《诗刊》《星星》《扬子江诗刊》《诗歌月刊》《诗潮》《绿风》《江南诗》《草堂》《中国诗歌》和中国诗歌网等杂志与网站纷纷行动起来，不管是探讨传统经典的影响，还是着眼于创造新的优秀诗作，都在积极展现中国精神、中国价值和中国力量。有了“兴观群怨”的诗学宗旨、“风清骨峻”的审美追求、“韵外之致”的艺术趣味、“天籁本色”的创作理念、“天人合一”的艺术理想，诗歌就更加能够繁荣发展，呈现出万紫千红、百花齐放的风貌。

应该说，历史与现实的“共触点”，让诗歌找到了言说的空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文化源远流长，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提供了丰厚滋养。”的确，只有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结合时代要求进行继承和创新，才能让中华文化展现出永久魅力和时代风采。当下，很多诗人积极关注时代、关注历史、关注人心，尽量在创作中体现出诗人应有的大境界和大胸怀。一些优秀诗歌作品开阖有度，充盈着昂扬的气势和气魄。特别是“中国风”主题诗创作，就像是一次强大的“时代”呼唤。这些时代经验与诗人的生命感悟“无缝对接”，最终形成诗人独有的时代体验的言说机制。当然，这是诗人敏锐的时代感悟、丰富的艺术才能综合作用的结果。

进入新时代，高质量的时代发展为“中国风”的表达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不少诗人不断翻新写作场域，新工业、新技术、新生活成了诗歌写作的重要对象，一批反映时代新气象的诗歌作品不断涌现。他们走进工业现场，让林林总总的工业实体自身“说话”。也就是说，新工业诗歌所配置的“诗歌菜单”不完全是辛劳、知识和智慧，还有与之相映的情感、情怀和情势。这些诗歌作品让我们看到，严谨、智能、规整的工业同样存在着豪迈、舒展、奔放的生命。

这些“中国风”诗歌的涌现预示着：现实世界并不是一成不变地在那里等着被发现，而是一个复杂的发展变化的过程。这就要求诗人不断地更新认知和观念，去书写丰富、微妙的现实世界，并带着历史经验、时代气息、人间温度投入到新时代文学高质量发展的大潮中。

（作者：卢辉，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福建三明市作协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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