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余年来，文艺在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改变了文学、艺术只是精神文化产品的属性，使其具有人民性、社会性和民族性。瞩目于当下和未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我们需要重新理解中国和世界、传统与现代的关系，在更普遍的意义上用文艺来讲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故事和书写中国式现代化经验。

电影《柳青》

认识中国道路和中华文明的独特性

中国作为赓续至今的古老文明体，从农耕文明到现代文明，并非固守传统、一成不变，反而形成了不断自我革新、自我批判的文明基因。中华文明带有双重特性，一方面有着悠久的历史意识和传承精神，尊重既有的习惯和规则，另一方面自古以来就有变法求新、穷则思变的文化，遇到危机和挑战时会积极寻求变革之道。这就使得中华文化不会墨守成规，反而善于吸纳、包容和学习外来的文化。近代以来，救亡图存和追求现代化成为中国的核心任务。现代化、城市化和工业化都是西方文明，是启蒙运动以来扩散到全球的现代规范，中国被迫卷入这种世界秩序之中。中国无法直接效仿西方的资本主义经验，也无法简单模仿苏联的社会主义经验，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在社会主义革命和改革过程中，创造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也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一方面实现国家、社会与人民各个层面的现代化，另一方面又竭力克服现代化自身所携带的社会冲突、殖民掠夺和生态污染等顽疾。这就使得中国经常在悖论中寻找结合点、在不可能中创造可能性。比如根据地时期通过深入农村，完成中国社会的彻底改造；在冷战时代依靠自力更生的内生力量完成国家工业化的积累；在改革开放时代创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这些都是独特的中国式现代化经验。

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文艺高度参与到启蒙动员、革命宣传和文化建设中。首先，新文学、新文化开风气之先，把马克思主义以及科学、民主等现代理念传播到中国，为社会革命和现代化发展提供思想资源，也形成了文化建设与社会改革彼此互动的传统；其次，创造中华民族的新文化，中国文艺面临改造旧文化和创造新文化的双重任务，既要批判落后的封建文化、发掘民间的传统遗产，又要批判腐朽的资本主义文化、形塑现代的人民文化，中国文艺尝试创造不同于资本主义文明的社会主义新文化；最后，文艺承担着基层文化普及和群众宣传的职能，从根据地时期“农村包围城市”以来，无数文艺工作者“逆向流动”到乡村，向基层群众传播革命文化，新中国成立之后由于现代大众媒介的匮乏，文学、艺术长期以来成为宣传党的政策、反映群众生活的大众媒介。可以说，在中国革命和现代化过程中，文艺也走了一条具有独特性的文化发展之路。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遭遇百年未有之变局。从2008年席卷世界的经济危机到2020年蔓延全球的新冠肺炎疫情，面临全球性社会灾难和公共卫生危机。中国主动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使得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更有韧劲、更可持续。疫情暴发以来，我国采取“联防联控、群防群治”动态清零的防控措施，显示了现代国家的组织能力和人民群众的参与意识。在这个过程中，新时代文艺也面临机遇与挑战。一是随着中国经济崛起，文艺创作更有文化自觉和制度自信，改变了现代化焦虑和东方主义式的自我想象，开始自主性地理解中国历史和更平等地看待西方现代文明的优劣。二是讲述以人民为中心的中国故事。中国经济发展和社会建设紧紧围绕着提升人民的生活质量，这体现在脱贫攻坚路上“一个都不能少”的决心、在疫情防控中以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为第一位，以及不断建设均等化和普惠式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三是构建全人类共同价值和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体现在“一带一路”合作共赢的发展倡议上。中国文艺作品也开始从民族、国家叙事转向人类视角，如电影《流浪地球》是一部带有全球视野的中国故事。新时代的中国文艺不仅仅是关于中国的、民族的叙事，也携带着世界性的普遍价值。

中国式现代化与“逆向流动”的文艺工作者

中国百余年现代化的奋斗史和发展史，使得中国从积弱积贫的弱国变成实现脱贫攻坚的全面小康社会，在保持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兼顾社会公平和区域均衡，避免发展中国家经济起飞时带来社会动荡。中国式现代化体现为三重秉性。一是高度的自主性和独立性，这种自主性体现为国家主权的独立，不依附不攀附于其他国家和组织，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是中国革命过程中形成的政党品格和国家底色，也使得国家宏观调控能够发挥更多主动性，如协调东西部发展不平衡、缩小城乡差距等；二是强调人民参与和群众的首创精神，依靠行政、群团组织，人民群众可参与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各个领域事务，充分发挥群众的首创精神和实践意识；三是多民族共同发展，中华民族由56个民族组成，民族和民族之间不论人数多少，都是相互平等、包容差异，对于落后的少数民族地区通过脱贫攻坚的方式实现发展。新时代的文艺工作者应书写中国式现代化经验，把中国人现代化发展的历史讲述为生动立体的中国故事。

从革命年代到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我国文艺工作者形成了下基层和深入生活的主体状态。下基层是从发达地区向欠发达地区、从城市向乡村的逆向流动，是把优质文艺资源向基层、农村等转移的方式。在内蒙古地区有“草原上的红色文艺轻骑兵”乌兰牧骑，是上世纪50年代在草原上流动的文化馆。乌兰牧骑蒙语原意为：红色的嫩芽，即红色文化工作队活跃于农村牧区间。1957年6月17日，第一支乌兰牧骑在群众文化工作较活跃的锡林郭勒盟苏尼特右旗宣告成立。全队只一辆马车便能拉走，被誉为“一辆马车上的文化工作队”。乌兰牧骑以演出为主，兼做宣传、辅导和服务性工作，属于文化事业单位。乌兰牧骑队员一专多能，节目小型多样，装备轻便灵活便于流动，创造了“观众不动，演员流动”的基层宣传模式。他们不仅使用图片展览时事，还代写书信、代售图书、代修收音机及理发、看病等，并搜集整理如民歌、宗教舞蹈等民族民间文艺遗产。乌兰牧骑承担着文化、卫生、教育等复合型公共服务功能。

对于逆向流动下基层的文艺工作者来说，还承担参与基层治理的职能。在电影《柳青》中就呈现了作家柳青扎根陕西长安县皇甫村14年，观察并体验社会主义农村集体化的实践。电影呈现了柳青脱掉干部服换成农民服装，从穿着、发型走进群众生活的细节。除了作家身份，柳青还是挂职基层干部，他具有清晰的党员意识，熟悉党的政策，通过下基层了解集体化道路在农村的实践，这有助于他用典型形象来创作反映社会主义农村集体化的小说《创业史》。这种深入基层的精神在电视剧《山海情》中也有体现。这部剧讲述宁夏贫困地区西海固涌泉村上世纪90年代以来在政府号召下易地整体搬迁，并在福建省对口支援下脱贫致富的故事。这种以一个村庄为叙述主体的模式来自于人民文艺的传统，涌泉村是西部中国的隐喻。剧中基层干部马得福，既是上世纪80年代走出农村的“高加林”，又是返回农村成为扶贫干部的返乡青年。这种从县城到乡村的返乡模式又回到了周立波、赵树理和柳青的传统，一个土改干部或知识分子从外部进入乡村，成为改造乡村社会的组织者和中介。除了下乡干部，还有东部援助西部的扶贫干部、科技知识分子、乡村教师等从城市、东部逆向流动到乡村和西部，这是城乡互助、东西部协作扶贫的农村发展道路。

中国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正在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中国均衡发展、共同富裕的现代化理念对世界尤其是第三世界国家有普遍性意义。新时代文艺要自觉书写中国式现代化经验，这既是苦难深重的古老民族脱胎换骨的民族史诗，也是近代以来共同遭受现代磨难的各族人民“逆天改命”的世界寓言。

（作者：张慧瑜，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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