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加强文艺评论人才队伍建设，在中国文联人事部的指导下，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于2020年下半年,面向协会2018、2019年度新入会会员,举办了一期“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网络专题培训班”。

　　为积极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影响，本次培训注重利用现代信息手段，依托“中国文联网络培训云平台”进行，采取“必修”与“选修”、“大课”与“微课”、“听课”与“自学”、“在线考试”与“成果撰写”相结合的模式，突出文艺评论引领力引导力，提升培训针对性有效性，增强网络时代文艺评论传播力影响力，取得了增强协会凝聚力向心力、提升文艺评论责任感使命感、促进文艺评论科学性专业性的积极成效。

　　本着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努力把文艺评论工作做好做扎实，建设性做好文艺评论工作，我们甄选69篇学员撰写的学习体会，并以“使命担当篇”“文化自信篇”“评价体系篇”“评论实践篇”的体例汇编成册，以期推介学习成果、促进业界交流、加强行业建设，进一步促进文艺评论事业繁荣发展。在汇编成册的基础上，精选10篇学习体会文章在本网陆续推出，以飨广大读者，敬请关注。

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网络专题培训班”学习成果之评价体系篇

文学评论家的立场、操守与艺术修养

北京师范大学珠海分校文学院 郭海军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讲话中，特别强调要加强文艺评论工作，明确指出“文艺批评是文艺创作的一面镜子、一剂良药”“文艺批评褒贬甄别功能弱化，缺乏战斗力、说服力，不利于文艺健康发展”。仅就近些年来文学批评的影响和效果而言，的确存在立场、伦理和艺术修养等方面的不少问题。究其因，虽有时代环境、社会转型期多元文化标准等外因的影响，但更主要的是来自评论者个人理论素养、发声方式和批评文体的美学营构能力等内因的制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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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学批评所持的立场，决定着文学评论家站在什么位置上说话。评论家需要根据时代发展和社会环境的变化，随着个人认识与理解国家民族与人生人性的深广度，适时修正或调整自己的发声位置，但求真向善审美的本质定位不会也不应该改变。然而，文学评论界却不时表现出立场游移混乱、立场缺失、立场西方化等弊端。尤其是新世纪以来，文学创作及其相伴随的文学潮流和文学现象，正处于中国文学有史以来前所未有的纷繁境地，一些评论家对此缺少切实有效的分析和把握，从而丧失了对于作家创作与读者阅读的指向能力。

　　例如：所谓“下半身写作”出现时，首先从评论家那里发出了响亮的否定之声，让不少诗歌读者以为尹丽川等人就是文学流氓。一些著名评论家当年对刘亮程散文一边倒的赞美，导致今天还有读者赞美城市里的牛粪（《城市牛哞》），认为农民进城就得要扛着铁锨（《扛着铁锨进城》）。某些文学新作的腰封上，赫然入目的是著名评论家精致的“推介语”，可被推介的作品多是名实不符。评论家们频繁出入作品研讨会、座谈会，给出的却是“红包批评”或“认清批评”。第五、第六届鲁迅文学奖诗歌奖公布之后，有关“羊羔体”和周啸天诗词引起了极大争议，评论界任由网络等公共媒体众说纷纭，却发不出本该有的客观评价声音。批评立场的游移、缺失，已严重降低了读者的信服力，也极大伤害了文学批评的应有声誉。

　　批评立场西方化的问题，基本显现于“学院批评”。学院式评论家大都经过专业学历的训练，讲求评价的学理性和权威性。但一些学院评论家对创作现场把握不够，思维刻板，审美感悟能力不足，缺少自足有效的批评立场与原则，常常把“他山之石”当作自己的立脚点，因而必然要“言必称希腊”，“萨义德”“阿伦特”“伊格尔顿”们是笔端常客，并以其观点生成衡定作品的理论标尺，从而把形象鲜活的艺术创造肢解成了无生气的学术碎片，形成 “学术八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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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学是一个庞大的言说系统，应该包括文学创作、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研究三种写作类型，由此也形成作家、评论家、学者三种文学从业者的身份。现实中，作家与评论家的区别明显，评论家和学者却常被重合为一类。人们忽略后两者的差异，是因为文学批评的独立性没有得到有效彰显。个中缘由，在于是否据有了文学批评的立场、伦理、知识构成、艺术感悟力等职业操守和素养。这也是文学评论家说话的底气所在。

　　毋庸置疑，作家、评论家和学者在从业立场的本质定位上，都必须持守求真向善。以此为基准，文学批评与文学研究应该也必然各有追求。总体上，文学研究是“回望”，偏于“过去时”，更注重文学创作、文学思潮和现象的既往，以梳理和总结文学发展规律与特征；文学批评则要“即时”或“当下”，侧重于“现在”和“将来”，关注的是文学创作与文学现象的现场，进而为作家、读者提供建议和引导。概言之，学者做的是学科理论体系与专业知识的建立和辩证，强调客观性；评论家从事的则属于“启蒙性”的创造性劳动，强调主观性。从伦理角度看，文学评论家的启蒙，应该成为批评文本的最终目标。为此，批评就要恪守求真向善的伦理原则，由此形成一定的精神高度，在准确把握创作实际的基础上，通过批评文本与读者一起探讨“理想人生”。80多年前的《咀华集》之所以到今天还广受赞誉，客观上印证了李健吾坚守和践行求真向善的批评伦理的可贵，也为当前的文学批评树立了榜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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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学批评应该具备思想高度和精神高度，同时也要有相应的审美水准。二者如一枚硬币的两面，缺一不可。思想高度指向评论家思考的深度和广度，精神高度则来自于评论家的伦理操守。虽然这两种“高度”都与评论家的知识构成有关联，但思想高度和知识积累的联系尤为密切。对于评论家来说，知识是思考的依托和判断的理据，其间不同的只是知识的多寡与思考的深浅。宏观上看，评论家的知识结构要从业内和业外两个方面来搭建。业内知识包括中外文学史实、理论方法以及两者的流变沿革，业外知识则含括哲学、历史、社会、政治、文化等领域，既要有历时性的把握，也要有共时态的关注。唯有如此，文学批评才能具备坚实的思考与判断的逻辑基点。否则，就成为“智识贩卖所的伙计”（梁遇春语），这种情形在当下的学院批评中屡见不鲜。

　　质言之，立场、伦理、知识构成只是文学评论家的必备条件，却不是决定性要素。只有通过艺术感悟的审美转化，立场、伦理、知识才能在文学语境中生成其应有的价值和作用。所以，艺术感悟能力或称审美能力的强弱高低，是文学评论家立言的关键。评论家作为专业读者，在对作品进行审美感悟和把握时，固然需要天赋和灵气，但更要通过后天的学习积累培养“音乐的耳朵”。这虽为常识，却是当前文学批评亟需解决的一个问题。显见的事实是，不少评论家分析作品时，会谈到哲学、历史、社会、文化等多种内容，就是不谈作品的美学元素体现在哪里。或者说，在这样的评论文章里什么都有，就是没有文学。文学批评是联结作家与读者的桥梁与纽带，所以，评论家就要一面对作者说话，指出其创作的优点与不足；一面对读者说话，引导其接受的角度和方法。但现状却是，评论家很少与读者说话，他们似乎更喜欢和作家说话，和各类媒体说话，甚至于预设结论自说自话。

　　从文学创作的层面看，新世纪以来的中国文学发展早已超出了当代文学史教材所涵盖的史实范围，在传统的文学型类之外，还有大众化文学、新媒体文学的逐渐强盛，使得当今文坛已产生结构性变化。体量庞大、数量众多的作者及作品，越来越显示出从文学观念、写作方法到审美趣味、价值追求的分化和多元。无论是宏观的把握认识还是具体作品的微观分析，读者都迫切需要评论家的指向与引导。当代中国正经历有史以来最深刻的变革——农业文化向工业文化的社会转型，体现的是中华民族在全球化背景下由落伍到勇起直追的奋进精神。但是，欧美国家一二百年前就已完成的工业化进程，与还在农业社会里踱步的古老中国形成了较长时段的历史错位。当我们打开国门快速追赶的时候，这种“错位”对政治、经济、文化直至具体民生等领域和观念的冲击性影响，都在新时期尤其是本世纪以来的文学创作中留下了鲜明而复杂的印迹。晚近三十年的社会发展与中国文学的同步性、互文性，恰如胡适所说的“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这就要求文学批评不仅应该重视文学创作的内部分析，还要关注作为创作之源的外部生活现实，立体性地让读者知其然，进而知其所以然。以近年文学评论界的热点议题之一“城市文学”为例。不少评论者都把晚清以降中国文学对城市的描述前后贯通，认为城市文学或所谓的“城市想象”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艺术表达过程。殊不知这种判断的背后，是对百多年来中国社会发展的懵懂体认，由此也曲解了“城市文学”的内涵。评论家应该明白，进城的农民工对现代城市的感受和骆驼祥子对北平的认知根本不同，“打工文学”面对的灯红酒绿与穆时英等人笔下的纸醉金迷也有本质的区别。此处的“不同”与“区别”，揭示了今天的“城市文学”只有和当代中国的社会转型相对应，才能显见其实有内涵。

　　文学批评并列于作家创作，是具有独立文体特性的艺术化表达。但现实中的批评文体实践却难尽人意，有些批评文本甚至令人不堪卒读。这种读者接受的障碍和阻隔，不仅是因为内容观点，也源于批评家的表述语言和文体形式。典型的特征是理论术语层叠繁多，晦涩难懂；句法欧化，缠绕错杂；借用西方文艺理论资源引经据典，状貌高深。表达效果显示为理性有余，感性不足，多知识性，对作品的具体感受疲弱，文字表达僵滞呆板，毫无文采。与此相对的另一个极端，则是貌似“质朴”实则“无文”的即兴随意。无论是“学者黑话”还是“肤浅叙说”，都是既造成了对读者的轻慢，也直接伤害了文学批评的功能和效果。而文质兼具的批评文本，即使有言辞犀利、过度阐释之偏，也依然会入学术之理、入读者之心。

　　仅从读者接受的角度看，批评的“语法”需要包括形象性、情感性、启发性和笔法的灵性。这些“语法”元素内化于批评文本中浑然交融，外显为文学批评写作整体上的文学性，从而达到有效引领读者的创造性批评境界。波德莱尔认为：“最好的文学批评是那种既有趣又有诗意的批评，而不是那种冷冰冰的、代数式的批评，以解释一切为名，既没有恨，也没有爱。”那种深陷于学术论文规范而不能自拔的“学院派批评”，正是无爱无恨、冷冰冰的代数式批评的最好范例。而美文批评应该形态丰富，风格多元，具有感悟性的语言和灵性的笔法，是一种能够流传的独立的文学文体。

沈从文《边城》

　　以批评语言的文学性为基石，文学批评的美文文体建设尚需另外两个基本要素。一是批评的个性化，二是批评体式的灵活自由。批评的个性化，是指鲜明地蕴蓄在批评文本中的评论家个人才情和趣味。从写作的角度看，常常是以文中的第一人称“我”作为个性内涵的提领；从读者的角度看，评论家的情与趣统贯全篇，外化成一个引导者的形象。这个形象被读者信任，并不自觉地或主动地跟随他的指引。譬如李健吾论《边城》：开头说“我不大相信批评是一种判断”，接着谈论评论家不是审判者而是分析者，继而又阐述小说家与艺术家的不同，待到论述《边城》时，前面的“题外话”已占了三分之一的篇幅。这样的写法显然不能被一般的评论者所理解，但恰恰显示出李健吾批评文本的独特个性。前面的“闲笔”非但不闲，还成为读者认识沈从文小说价值必须的背景和理据。而批评体式的灵活运用，首先决定于评论家对学术论文体式是否保持清醒的认识。20世纪30年代开始，以大学、研究机构为核心的中国现代学术体制基本建立，讲逻辑、重实证的西式论文体，逐渐成为中国人主要的思想表达形式。以学术研究为目标，这样的表达体式有明显优势；但若用于重感性、讲顿悟的文学批评，则对汉语的开放性和意义边界形成限制，不免有削足适履之嫌。故此，评论家应根据评价对象的各自特性，可以在论文、散文、随笔、杂文等体式之间灵活穿行，继而依个人趣味对格式、篇幅、风格等作自由取舍。在此，文学评论家不但是作品和自我思想与情感的阐发者，更是美文形式的创造者。

　　综而言之，文学评论家应该秉持坚定而正确的立场，以公正宽容之心面对文学现实，以富有文学性的美文批评引领读者大众的艺术趣味和审美方向。正如中国评协夏潮主席所言：“我们需要在习惯撰写长篇幅的学术论文以适应当前相对固化的学术评价体系的同时，动手写更多针砭时弊的批评文章，这就要求我们转变文风，转换话语体系，以使批评文章更短小、更接地气、更有灵气。”(点击查看)同时，还要认识到文学批评只是过程、手段，文学批评最终要超越自身，把思想的边界和情感的触角扩展深入到人生的最远最深处，以充分揭示社会发展与民族进步的内在肌理。

　　作者简介：郭海军，男，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兼任广东南方软实力研究院高级研究员、广东省文艺研究所特约研究员、珠海市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现任教于北京师范大学珠海分校文学院。已出版《改革开放城市新移民文学书写研究》《边缘的前卫》等专著5部，在《光明日报》《文艺报》《文艺争鸣》《学习与探索》《粤海风》等报刊发表学术论文、文学评论60余篇。

签发：徐粤春

审核：王庭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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