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20日至21日，由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中国文联文艺评论中心、浙江省文联主办的第五届中国青年文艺评论家“西湖论坛”在浙江杭州举办。10月14日《中国美术报》第四、五版刊出通栏专题《新时代青年文艺评论再出发》，10月21日《中国艺术报》第六、七版刊出通栏专题《承前启后，青年文艺评论家致敬新中国成立70周年》，中国文艺评论网特专题转载。

　　主持：《中国美术报》社长、总编辑　王平

　　●郑工（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造型艺术是塑造视觉形象的，直观且时代性强。有些视觉形象或创造物甚至成为特定的文化符号，成为某一特定时期国家形象的具体表征。不过，这一认识往往来自他者，即不在同一文化圈内的人，由文化的差异所引发，而在同一文化圈内却容易被忽略。对自我文化的认识，包括对国家形象的认同，不仅需要文化的自觉，还需要有文化的敏感，但也需要一段时间的沉积，需要文化的自省，所谓隔空观望是也。

　　如果从形象学的角度讨论中国的国家形象问题，我们的注意力就会集中在形象的典型意义上，分析不同时期的主体形象。如表现新中国新社会，工人农民当家做主，工人和农民就是国家的主体形象。随着国家建设的发展，作为劳动者的主体形象也会发生相应的变化。如农业机械化过程中出现的女拖拉机手形象，为国家建设寻找矿源的勘测队员形象，以及在高炉前炼钢的工人形象。这些形象都不特指某个人，而是一类人，想象的空间比较大，直接反映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工业化过程中，人们对一种新的社会形象的期待。国家形象的塑造，涉及国民对民族的认同，这是内向性的形象建设，突出主体精神。如上世纪50年代的“群英会”，60年代的“铁人精神”，70年代的“大寨精神”；80年代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美术作品中也出现了李四光、陈景润等人物形象，这是新时期的典型；90年代，农民工的形象开始不断出现在画家们的笔下，成为改革开放时期城市建设者的符号；进入21世纪，农民工和快递小哥，是转型期中国社会群体特有的形象表征。

　　●樊波（南京艺术学院美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国家形象的文艺塑造大体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1949年至1976年，其中又可分为1949年至1965年、1966年至1976年两个阶段。这是塑造新中国形象的关键时期，无论是油画家还是国画家，创作出来的作品具有一种难以超越的经典品质。那一批文艺工作者和党的奋斗历史有一种自然的血脉联系，因而作品中蕴含着新中国初期的元气，所以那个时期的作品不仅激励人心，而且很真实。

　　第二个阶段从1978年到党的十八大，从1978年到1989年是对“文革”的反思和批判，这一阶段作品的政治学或者社会学的意义很凸显。之后的阶段，中国文艺呈现为多元化的局面，但也流露出浓厚的商品化气息。这一阶段的文化性质总体来说是开放，文艺开放强化了西方的文化背景，弱化削减了中国文化的逻辑和内在品质。所以现在我们重新强调中国的文化振兴，强调按照中国文化逻辑加以发展。

　　第三个阶段是从党的十八大至今。新时代是在吸纳世界文化因素的同时，进一步强化中国自身的文化品质和逻辑。我们要产生更多与时代经济、政治、文化发展相契合的，可与世界文化艺术相媲美，并且属于中国文化逻辑的新经典。

　　●张甘霖（景德镇陶瓷大学艺术文博学院美术学系主任、副教授）：新中国青年陶艺对国家形象的塑造，与新中国美术的历程是同步的。以“建国瓷”为代表，主要有四大特征：1.省工；2.省料；3.好用；4.澄清陈腐。

　　改革开放之后，受西方陶艺观念的冲击，青年陶艺创作形成了两种面貌：一是立足陶瓷产区，以复兴陶瓷技艺、发扬陶瓷精神为操守，行业内通称为民艺派或传统派；二是面向国际视野，以创造陶艺个体精神与现代艺术设计为追求，被称为现代陶艺派或陶瓷设计派。这两种陶瓷风格形式虽成两极，但都基于文化传承与创新的内核，对陶瓷工艺美术创作的精益求精，对陶瓷行业的维系与执着专注，使今天的中国陶瓷充满着希望与生命力。

　　今天的中国陶瓷和很多中国传统艺术一样，面临着多种文化的影响。在与世界的对话过程当中，还需要一个内敛的、重新塑造的过程。如果单从西方现代陶艺资源着手，中国当代陶瓷的历史性和厚度感就失去了文化的参照，这种陶艺面貌是没有长足的生命力的。

　　●李昌菊（北京林业大学艺术设计学院教授）：新中国成立之初，美术就开始参与对国家形象的塑造。邹跃进在《新中国美术史1949-2000》中，指出了国家形象和美术创作之间的关系。可见，21世纪初的国家形象理论远远晚于国家形象塑造艺术实践的出场。不过，国家形象理论的出现，对美术界有推动作用。2008年，中国美术家协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明确提出了“熔铸中国气派，塑造国家形象”的口号，这意味着塑造意识的自觉。

　　新中国成立以来一直到改革开放，艺术家主要通过革命历史、英雄领袖、生产建设和少数民族等题材塑造新中国形象，《祖孙四代》《两个羊羔》《粒粒皆辛苦》等作品创造了一个正面积极、自立自强的新中国形象。改革开放以来，在艺术语言方面有很多突破和探索，表现视角从仰视变成了平视角度，如罗中立的《父亲》。新世纪以来，一方面一系列国家重大题材美术创作工程加大了塑造国家形象的力度，另一方面美术家们从平民化、日常化的角度，塑造了真实的、生活化的新中国形象。70年的美术作品，反映了新中国从成立、发展到今天崛起的时代变迁。

　　当下，中国的国际影响力、综合国力不断提升，美术家将如何塑造中国形象？这是一个时代命题，相信美术家将以他们的智慧创造新的精彩篇章。

　　●祖宇（浙江传媒学院设计艺术学院讲师）：我想结合自身的成长经历思考三个问题，进而回应今天的话题：造型艺术和新时代中国形象。

　　首先，是“形象”问题，我向往何种文艺工作者形象？其次，是“职责”问题，我从事的艺术工作，能为新时代的中国贡献什么？再次，是“方法”问题，在描绘新时代中国形象的过程中怎样合理探索更多的可能？讨论这些问题需要立足作品创作和理论研究两个立场，前者是技艺、实践、行动，后者是思想、理论、心性。

　　回应第一个问题，我心中理想的青年文艺工作者是“心手相应”的。理论与作品创作并重，感应时代脉搏，与社会文化生活积极互动，与现实世界同频共振，与人们的生活愿景紧密关联。针对第二个问题，造型艺术所展现的时代、国家、民族形象，无疑是最直接、生动、具体的。就第三个问题而言，描绘形象需要“蓝本”，这要到往昔中去找寻，或继承、或激活，中国传统文化艺术中所蕴藏的财富异常宝贵。另外，以艺术塑造一国之形象或许可以通过两种策略：“顺势反映”与“反省式反映”。诚然，顺势反映会变成一种因势利导的助力，但逆向反省或有可能让一国之精神走在时代同行者的前列，激发创新和超越，当然，要以合理的方式。

　　●杨勇（《书法》杂志编辑部副主任、副编审）：“80后”书法群体给人的整体形象，一是成为各大展赛创作主力，佳绩频传；二是理论研究扎实，学术成果异彩纷呈；三是活跃度高，积极参与雅集、访学等活动。“80后”书法家的成长条件显得如此得天独厚，所以这个群体有着很大的优势与亮点，即大都拥有系统而专业的高校教育背景，同时，多元化、多平台的持续有力推动，为“80后”书法群体的茁壮成长奠定了很好的基础。当然，“80后”书法群体自身也存在隐忧与瓶颈，即创作与理论难以兼善，一方面是创作群体重技轻道，文化素养不足，技法锤炼得再好，如果没有文化内涵的奠基，终究只是无源之水，最后只会成为一名书匠；另一方面则是理论研究者技法欠缺，技道失衡。只有理论与技法两两生发，才能做到艺文兼备，均衡发展。

　　当代书法受众之广、探索的面向之宽、呈现空间的开放性、传播方式的便捷等状态，也是古人不可想象的。“80后”书法群体的可贵之处正在于此，即他们不但担负着对传统书法艺术的传承，还承担着对书法艺术的创新和发展，赋予书法新的时代内涵和文化意义。严格来讲，现在的“80后”书法群体，应为30年后中国书法的发展承担责任。只有具备了这种历史使命感，并竭力前行，方能不负我们这个伟大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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