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5日至24日，第五届全国文艺评论骨干专题研讨班在湖北宜昌举办。本次研讨班中国文联、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办，中国文联文艺评论中心、湖北省文联承办，湖北省评协、宜昌市文联和三峡大学文学与传媒学院等单位协办。

　　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仲呈祥，中国文联文艺评论中心副主任、《中国文艺评论》杂志副主编、中国文艺评论新媒体总编辑袁正领，湖北省文联党组成员、副主席、一级巡视员肖伟池，宜昌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冉锦成，三峡大学校长何伟军等有关方面负责人出席了开班式并讲话。

　　全国文艺评论骨干专题研讨班是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的重要工作品牌。自2015年在云南昆明举办第一届以来，已经在江苏苏州、黑龙江哈尔滨、四川雅安连续举办了四届，今年是第五届。

　　研讨班期间，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仲呈祥、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李德顺、中国电影家协会名誉主席李前宽、国家一级编剧郭启宏、中国艺术研究院院长韩子勇、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孙郁等专家、艺术家为学员专题授课。同期还举办了“新时代文艺评论的话语体系建构和传播力建设”主编论坛、学员论坛等丰富多彩的学术活动。

　　仲呈祥 培根铸魂是新时代文艺评论工作的历史使命

　　党的十九大报告对文化建设和文艺工作作了重要论述，新时代文艺工作要服务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使命，也要服务于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文艺评论家要以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为指导，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正视文艺的意识形态属性，在创作和批评实践中，以负责任的态度，坚守美善合一的评价标准，观照时代、反映社会、回应人民，表现自己“熟悉的生活”“积淀的生活”“发酵过的生活”。文艺评论家要在对时代、社会、人民的敏锐感知中，向着人类精神世界的最深处探寻，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培根铸魂、凝聚力量。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文化自信，强调在民族、国家、政党及个人层面充分肯定和积极践行中华文化价值，发掘治国理政的智慧，并在新形势下自觉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张世英先生对中国传统哲学“天人合一”观念的现代阐释，告诉我们中国传统文化的生命力以及当代转化的必要性。从国庆档电影《我和我的祖国》《中国机长》等影片的创作中，我们也可以感受到，革命文化、红色文化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文艺评论工作者要更好地用中国理论解读中国实践，应该旗帜鲜明地讲清楚中国文艺批评的历史传统、文化积淀、基本国情，坚定不移地走一条有中国特色、中国精神、中国气派、中国风格的社会主义文艺批评之路。艺术家和文艺评论家必须明确新时代的历史方位，融入时代，守正创新，发挥文艺在新时代的独特作用。首先要守住正，才能真正的创新，只有在各美其美的基础上美人之美，才能够吸收、容纳、消化人类先进的艺术批评经验，从而为我所用，达到美美与共。文艺的根本是培根铸魂，道路是以人民为中心，深入生活、扎根人民，要高扬以现实主义精神为主导方向、兼容多种方法的创作道路，守住红色基因、秉持爱国情怀、不忘艰苦创业的优良传统。文艺评论家在衡量作品时要用好这些评论武器。

　　文化艺术要坚持正确的“义利观”。在文艺作品的艺术性和商业性问题上，一方面要努力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统一；另一方面，要充分发挥文化艺术“以美育人，以文化人”的作用。在大众文化、网络文化盛行的今天，文艺评论要坚持引领作用，不能以迎合大众口味、追求商业利益为目的。钱钟书先生在其《谈艺录》中提出的艺术三境界：法天、胜天、通天，分别指艺术客观真实反映生活、艺术源于生活但高于生活、艺术“不着一字，尽得风流”的“天人合一”之境界。三者的区别就在于主体是否有意识地把握和表现其所感受到的“生活”，并主动引领人民形成高雅的审美观。相反，片面反映情感和财产纠葛、追逐名利地位等的作品，只是对现实生活的低俗再现，不具有先进文化的精神气质和引领作用，应给予科学的批评。

　　文艺评论要因时而变，因地而迁。文艺的社会功能在战争时代和和平发展时期是不同的，这是由社会实践的基本内容决定的。以“伤痕文学”在当代的接受为例，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伤痕文学具有突破极“左”思潮和僵化创作模式的积极意义，但新时期的文艺更要表现民族的时代精神和社会主义建设热情，伤痕文学中有感而发的个人经历和情感体验就显得局促和不足了，需要文艺家给予客观公正的评价和分析。

　　建设良好的文艺批评社会环境，不仅是艺术家或文艺评论家个人的事，还要在全社会形成健康、积极、优美的艺术鉴赏氛围，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参与，宣扬主旋律、创设“情景”、提高受众的鉴赏水平，在艺术作品的审美感知中，形成共同意识。因此，只有大家共同参与，才能从根本上为文艺服务社会开拓道路。

　　李前宽 主旋律创作与艺术品格

　　故事情节和人物塑造的好坏是一部影片的根本。电影需要精彩动人的故事，给观众留下生动感人的人物，否则谈不上是一部优秀的电影作品。一个电影导演要对自己的民族和国家充满着挚爱深情，要对生活有深厚的体验，双脚踏实地踩在自己热爱的土地上，热情地拥抱时代，要敬畏历史和创造历史的人民。唯此，拍出的电影才能得到人民的认可。

　　主旋律创作的艺术品格，不是即兴赶时髦、追时尚，而是在长期创作实践中逐渐形成的文化个性，是创作者个性化的积累沉淀而形成的风格，艺术品格即人格的文化表达。在电影创作的艺术和技术辩证关系上，电影是一门受技术发展影响极其显著的现代艺术，但技术无论怎样发展，都是服务于艺术，目的是更好地表现内容。无论现在的4K分辨率、5.1环绕声，还是即将问世的8K技术等，都是为内容服务，而不能冲击电影艺术的本质。一切科技手段、表现形式都要服务于电影所表达的思想内容，突出塑造的人物，这是毋庸置疑的电影法理。

　　艺术家的精神气质和性格特征对其艺术风格具有潜在的影响。拍摄《开国大典》等大片时，我力求打破传统艺术观念的束缚，探索新的电影表现方法。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在拍摄影片《佩剑将军》时，我曾苦思冥想如何让这部反映人民战争的大戏，成为具有史诗性的“大气象”作品，我与著名画家李苦禅先生交谈中受到“画大画要有大将军气度”的启示，自觉地寻找银幕大气象，调动各方面艺术元素，营造电影规定情景中的既真实又浪漫的银幕形象，达到妙在“似与不似之间”，让观众感受的是艺术境界。在《开国大典》拍摄中我将历史纪录片的纪实性与我所拍摄的部分以及表现性的镜头，以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相结合，恰到好处地在银幕上展现出新中国诞生的大气象，使影片呈现出真实、博大，既有艺术感染力又有视觉震撼力的艺术效果。

　　人生能有几次搏，能在新中国成立四十周年之际，为共和国完成一部献礼大作是幸福的，也是一次难得的挑战和机遇，尽管遇到诸多困难和压力，都没有压倒我们对这一题材的强烈创作欲，亢奋使我们战胜了压力。这要感谢长期以来心中积累的“共和国情怀”，对国家历史的敬畏之心，对人民的谦卑之情。这是创作力之源，也是克服困难的力量。继《开国大典》《佩剑将军》之后，我与夫人肖桂云导演连续拍摄了多部大戏：《决战之后》《重庆谈判》《七·七事变》《金戈铁马》《旭日惊雷》《世纪之梦》等主旋律影片，均在社会上有良好反响。

　　现在有些影视作品拍得浮躁轻飘，思想无深度，艺术无品格，一味追求票房、收视率，粗制滥造，亦出现“快餐”式地拍主旋律，塑造一些英模人物时，以喊口号式的形式直奔主题，本来很生动感人的真实人物，拍出来干巴巴的不真实。对于这样的作品观众有权拒绝。希望文艺评论家要勇于对虚假之作说不，坚持维护文艺创作规律，敢于批评不良的创作现象，高扬真善美鞭挞假恶丑。文艺创作与文艺批评如同大鹏高飞的两只翅膀，只有双双舞动起来，互促互进，文艺才会出现繁荣发展的态势。

　　一个文艺工作者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以优秀的作品服务于人民，为实现中国梦作出更大贡献。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号召我们努力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人民为中心，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深入生活、扎根人民，创作出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优秀作品。为此，我们理当全力以赴。

　　李德顺 当代文化与价值理论

　　从新中国成立后到改革开放以前，价值论一度被认为是“反动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而被拒斥。随着改革开放以及“实践标准”大讨论的推动，中国价值论研究迅速兴起并取得了长足发展。40年来，广大价值哲学研究者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努力构建中国价值哲学研究的理论框架和学科体系，在基础理论和应用研究方面均取得了不少成果，已初步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在国际学术界也能独树一帜的价值学说流派。

　　价值哲学之所以重要，在于对价值问题的思考，实质上触及我们思维方式的现代转型问题。传统的以知识主义和一元真理观为核心的思维方式，往往带来是非善恶美丑之间“两极对立”的简单化思维，不能深刻全面地理解生活实践、伦理道德等层面的复杂多样性。如果承认“实践出真知”，那么就要知道价值实践中出了什么新的“真知”——价值现象的“主体性”特征：客体的存在和属性（客观事实）不依赖于主体，而它的价值却取决于主体，是“因人而异”的。因为，价值判断就是以主体的需要和能力为尺度、为标准的，“价值”本质上就是以是否适合主体为标准的那样一种主客体关系状态。从哲学高度看，价值思维作为哲学“观世界”的一个新的角度、一种思维方式，不仅深刻影响了哲学的发展，提升了认知的高度，开放了审美的境界，而且也影响了伦理学、法学、政治学、教育学等等的理论取向。价值现象与艺术和审美问题，在主体性、精神性、多元性等方面，本来是相通的。

　　价值不是客体自身的存在和属性，而是客体对于主体的“意义”；价值思考不是形成对象性的知识，而是产生人的“态度”和选择。——这样把握了价值现象的特殊本质和本性，我们观察和处理价值现象、价值问题时，就要自觉地运用一种不同于传统认识论、知识主义的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的关键，在于超越“客体中心”，走向“主体中心”。

　　用这种思维，可以实事求是地解决那些看似有趣，实际上很折磨人的“道德难题”或“两难选择”。

　　这里举两个例子。一个是西方著名的“电车难题”：面对失控的电车，一个人挪动扳手将电车改道，以一个人的死亡换来五个人的幸免，后来却被起诉为“杀人”。挪动扳手的人究竟是见义勇为的“英雄”，还是杀人的“罪犯”？另一个是我国流行的“妈和女友同时落水，先救谁？”这类“难题”的陷阱，在于其陷入了一种“价值独断主义”的逻辑：必须首先解决两个对象“谁更有价值”的问题（谁的价值大，就先救谁）。然而，对方是谁，其价值大小如何确定，实际上的标准是多元的，对不同人的价值也不大可比，况且在当时的紧急情况下也很难断定。硬要沿着这个思路下去，结果只会导致“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让当事人陷入“最终无解”的困境。但是如果换一个角度，从“谁来救”的主体权力和责任方面入手，尊重主体对自己权力和责任的担当。“谁来救谁决定”，即是将价值选择权利与责任交还给主体，形成价值主体权责统一的理论与实践原则，那么走出这些“难题”和“陷阱”，就不那么困难和神秘了。

　　这种新的价值思维方式，也可以结合当前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事业来思考。历史上的主导价值观，是“丛林法则”。在丛林主义价值观中，人类总是善恶是非之间两极对立、非此即彼，出路只能是一方战胜、吃掉另一方，不能彼此相容。但“冷战”结束后，“丛林主义”的思维方式正在被当代人类社会发展的现实所超越。对多元化社会的理解和尊重，已是当前的全球共识。面对新的人类历史进程，要寻求和构建新的价值共识。正是基于这种现实，我国近年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主张在全球性问题面前，要以全人类为主体，追求多元主体之间的“和而不同”“和谐共赢”的“百花园”式新格局，而不是继续“强者为王，赢者通吃”的旧格局。这正是在为人类开辟谋求真正幸福的时代之道、历史大道。

　　郭启宏 戏剧创作之两端：真性情与艺术规律

　　搞戏剧创作一定要有真性情。创作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与读者、与观众分享自己的心里话。创作者有真性情，对生活、对人性有自己深沉独到的感悟与发现，并且愿意敞开心扉与大家平等地交流，创作的作品才会在读者群观众群中引起会心的共鸣。艺术作品的生命力，就在于真情真识真趣，否则，很快就会成为过眼云烟。一个好的剧作者，多半兼具诗人的率真与深情，他与社会流俗不一定合得来，但一定有一个自己的“内宇宙”存在。

　　真性情除了与人天生的禀赋有关，很大程度上源于后天的艰辛磨炼与独立思考。一个很少独立思考、人云亦云、随波逐流的人，多半缺乏真性情。而一个学识渊博、对社会人生有自己独到见解的人，则往往有自己独立的操守与趣味。这实际上意味着要多读多思。我的恩师王季思先生当年就告诉我，搞创作的人必须博学，要努力做一个学者型的作家，还要磨难中悟出真知。我非常尊崇的戏剧大师曹禺先生，也说过剧作家首先必须是一个思想家、哲学家。没有渊博的学识，没有对宇宙人生、社会百态、人性人心的深刻洞察，没有从长期反思中得来的深邃思想，就难有触动灵魂的东西融入作品的形象与情感中，也就没法写出好作品。

　　但是，有了真性情，只是具备了搞创作的一项基础条件。艺术创作并不完全是直抒胸臆，也不一定是“我手写我心”。对于戏剧编剧来说，一定要懂戏剧规律，要按规律办事。创作符合艺术规律，就有可能成功，否则必然失败。那么剧作者如何掌握戏剧规律呢？以我的体会，一是要深入学习历史上那些经典的戏剧理论，二是要从经典名剧中感悟戏剧规律，三是要在自己的创作实践中摸索戏剧规律。这三者缺一不可。在经典理论上，我是下过一些功夫的。比如李渔的《闲情偶寄》，他讲的“立主脑”，我非常赞同。曹禺先生讲的“必演景”的戏剧主张，对我戏剧创作的启发也很大。必演景，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必需的场面和高潮。一个剧作者，在创作之初，脑海里往往是因为有了“必演景”，才有进一步创作的动力。很多时候，剧作者可以从“必演景”开始构思，也就是先思考全剧最精彩、最能抓住观众注意力的场面，然后再往回写。一部戏前面的积累、铺垫，往往就是为了引出后面的“必演景”。

　　其次，在读经典名剧的时候，我发现很多作品具有双重结构。我认为戏剧确实应该具有两重结构，即表层结构和深层结构。表层结构要讲故事，要有戏可看，要使观众从视听感官上获得愉悦。深层结构一定要有超越流俗的不一般的发现，要有比较丰富的深刻的思想内涵和艺术含量。让不满足于表层结构的观众，有堂奥可寻，有奇观可赏。学者专家往往从深层结构会看到闪光的圭臬，或者听到引发其思考的天籁。这里所谓“闪光的东西”，也可以看做是作品中的“诗意”。戏剧文学的生命力在于文本的“诗意”，在于作品中那种“诗的意境”。在故事之外，一定要有一些很深邃的意象闪烁其间，一种言有尽而意无穷、说不清道不明的意韵或“禅机”存在。当然，这种东西归根结底来自作者的真性情。

　　再次，作为编剧，我觉得自己摸索出来的东西似更可贵。我受马克思“怀疑一切”的精神影响，觉得戏剧创作也是需要点怀疑精神的，尤其需要反抗某些大家习以为常的教条或成见。文学艺术存在的价值，除了以情动人、以情立人之外，更多在于以作者特殊的深思与敏感，去反思、质疑甚至叛离那些有可能压抑人、束缚人、摧残人的枷锁。艺术最终要服务于全人类的解放。

　　每个剧作者在创作之初，都可能怀有这样那样的希望，但到最后多半会失望。就像加缪的《西西弗神话》中西西弗推石上山一样，他每次拼尽全力把巨石推上山顶，但随即巨石就滚落了下来，他又必须重新推石，慢慢地他把这种劳作当成充实自己生命的一种方式，甚至当作一种享受、一种生命的需要，于是每天周而复始地干。我们中国的精卫填海、吴刚伐桂、愚公移山、夸父逐日的神话，也体现了这种精神。对于剧作者来说，这种精神几乎是必需的。它构成一个剧作者真性情的内核。有了这个内核，剧作者才能有定力，才能不受任何外在诱惑的影响，而用一生心力去做好一件哪怕是徒劳的工作。

　　韩子勇 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

　　今年是新中国70华诞。70年的探索与奋斗，充满坎坷、极不平凡，同样是“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我们党带领人民，终于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代化之路，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今天开始“强起来”的伟大复兴。

　　现代化，是1840年以来的关键词、梦与疼、命运的公约数。为了求解这个命运公约数，各种政治力量轮番登场，但都被历史所淘汰。是中国共产党人，把曾经一盘散沙、支离破碎的民族和社会组织起来、动员起来，使中国人的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焕然一新，重新建立了我们的民族、国家和人民的主体性。中国革命的胜利，是马列主义中国化的胜利，是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胜利；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成功，是不忘初心、砥砺前行，不断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成功。建立文化自信，实现中华文化的伟大复兴，同样要坚持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一个成功的艺术家一定是深深扎根于中华民族伟大的优良传统之中的。例如艺术家蔡国强，他就利用了中国传统的东西实现了创造性的转化。火药是中国人最先发明的，后来我们却吃了火药的亏，被西方的船舰大炮炸得一塌糊涂，而现在蔡国强用火药在奥运会上做出大脚印、在美国“911”之后纽约上空打出一朵“黑云”以表祭奠等。一直到G20峰会、APEC会议的表演他也有参与，这就是当代艺术家和传统的对接。从另一个角度讲，他也展示了中国人的文化自信。

　　文化自信来自实践。2018年是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和中国改革开放40年。40年前开始的改革开放，是以邓小平领导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讨论为标志的思想解放运动为先声的，经过40年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在马克思所揭示的社会历史发展道路上，今天的领路人、实践者，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的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马克思列宁主义传到中国，能够落地生根、开花结果，经历风霜雷电，长成今天郁郁葱葱、人民景仰的参天大树，其奥秘就在于，它从一开始、从一粒小小的种子，就根植于中国社会的具体实际，就根植于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中国人民所进行的伟大实践。实践出真知，实践是认识的源泉，实践是人类历史的基础，实践是人类一切价值的来源。我们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来自实践又被实践所检验、所证实，也被更大的国际范围、更多的世界民众所认可、所感佩。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来自祖先五千年卓尔不群的智慧实践，来自中国共产党人所领导的革命斗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实践。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从来都不是书斋中的坐而论道，它是在回答时代之问、社会之问、发展之问、人民之问，是积极探索实践的精神结晶。

　　习近平总书记说：时代是出卷人，我们是答卷人，人民是阅卷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党的十九大报告，宣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新时代的总目标，是在本世纪中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新时代的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变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也必将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实践活动过程中得出完美的答案。

　　孙郁 鲁迅文学批评话语的维度

　　鲁迅是一个有强烈文学批评意识的作家，批评活动与创作、翻译在他那里是一体化的。他的一些杂文，也带有文学批评的意味，文字里有幽深、旷远之思。他的文学批评范围很广，可以说，和“文明批评”与“社会批评”在一个空间里。

　　面对复杂的文坛，他一直不忘现实精神，直面问题，且用力很深。在新文学出现的时候，培育新苗与扫荡旧物中，其眼光出离了士大夫的视域，敏锐中含着精神的深邃。

　　鲁迅话语里有着对于陌生化表达的敬意，词语也带有鲜活的灵动感。他善于在感悟里提升理性的能力，遂把思路引向高远之地。比如言及京派作家作品，从宁静里看出顾影自怜的韵致；在左翼作家那里，礼赞了生猛的现实感里的“越轨”的笔致；而在引介苏联版画与德国左翼版画时，呼应着审美意象里的超越性情思。他的批评不是附着于对象世界的絮语，而是有鉴别、有求疵、有引领的思想凝视。

　　鲁迅翻译了大量文学批评作品，尼采的文本、托尔斯泰主义、弗洛伊德思想等，并打开了马克思主义美学的视野，也很好地运用了其间的资源。在革命文学论争的时期，能动地运用这些思想面对新时代新的问题。在内容与形式、大众与精英、现实与未来等方面，说出别人没有的见解，左翼文学因之而获取了内力。比如，他一直警惕概念对于存在的简单覆盖，他关于革命人与革命文的思考，关于普遍性与特殊性的讨论，都接近文学的本质，这些已经是被后来的实践所证明的。

　　古今对读法在他那里比比皆是。从文人的辞章看出古老的幽灵，提醒作家与艺术家不要被旧俗所囿。当林语堂等人沉浸在小品文的趣味里时，他指明古代的小品并非都是“吟风弄月”的散步，并以唐末的风气为例，谈到写作者与时代的关系，且强调古人“并没有忘记天下”。当象牙塔的学者大谈陶渊明的“静穆”时，鲁迅则从古代墓志和诗文读出诗人的沧桑感，从古人的被遮掩的经验看出今人认知的片面。在批评界，鲁迅的古今互动的叙述，增强了文本的历史厚度。

　　推陈出新意识在他那里一直是一个很强烈的冲动。他看重冯至的诗歌创作，提携萧红、萧军等小说家，对于版画界的年轻人，也有过审美的引领。在给白莽诗集作序的时候，赞美了另类的审美意识，他用热情的批判眼光，流出对于新文学的期冀。

　　在鲁迅那里，先锋性与革命性是被一体化处理的。他介绍了大量先锋性艺术，对于达达主义、表现主义、现实主义都有介绍。他把苏联版画与德国版画前卫性的东西引入中国版画界，直接催促出中国人自己的新艺术。思想的鲜活与技巧的尚达在他那里得以较为完美的体现。进步的文学艺术，是不恪守于旧式文人的惯性的，在鲁迅眼里，总要向认知的极限挑战，非滑动于平庸的思维里。在他思想最为激烈的时期，对于文学艺术的介绍都具有挑战性。他对于超常思维的肯定，就把精神超越性的一面呈现出来。与同代左翼作家比，他的见识和视野都走在前面。

　　鲁迅的批评语言呈现出洋为中用、灵思诗化等特点。他巧妙地化开古文思维，借用域外辞章的特点，把散点透视与逻辑思维有趣地交织起来。比如，在为《绛洞花主》写的序言里，以飘然之笔点出《红楼梦》真趣，把日本学者厨川白村点评欧洲文学的句式和汉赋的句子连接起来，中外辞章的韵致流动在鲜活的句子里，成为批评中的经典之句。这种化用，有借鉴，有冷观，亦多奇思。

　　鲁迅的批评实践带来的启发，学界研究得还很不够。涤故更新，在今天显得异常重要，这里不仅仅是知识结构的问题，也有精神境界的问题，后者显得尤为难得。

在理论与现实之间更好地建构文艺评论话语体系

报道：文博

　　10月15日至24日，第五届全国文艺评论骨干专题研讨班在湖北宜昌举办。研讨班期间，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办了主题为“新时代文艺评论的话语体系建构和传播力建设”的主编论坛，《光明日报》《文学评论》《中国艺术报》《中国文艺评论》《长江文艺评论》等报刊的相关负责人围绕主题展开了热烈讨论。与文艺评论文章“朝夕相处”的主编们认为，文艺评论者找不到自己话语的现象不但会让编辑、读者对文章失去兴趣，归根结底影响着新时代文艺评论话语体系的建构和传播力影响力的提升。

“新时代文艺评论的话语体系建构和传播力建设”主编论坛

　　话语体系成熟需要学术体系、思想体系、理论体系的成熟

　　话语承载着要在特定社会语境中传播的规则与意义，与会专家首先探讨了当下文艺评论话语的界限。《中国艺术报》总编辑康伟认为，话语应该是理论的修辞，话语体系是学术体系、思想体系、理论体系的外在表达。话语体系是为了表达学术体系、思想体系、理论体系的需要而存在的，是谈论有关某一历史时刻的特有话题的语言或者方法，如果不具备谈论这一历史时刻的特有话题的思想能力和理论能力，那么也就不可能产生作为话语体系的谈论这一特有话题的语言或方法。如果思想体系、理论体系本身是贫困的，那么话语体系就只能是病态的、无效的，只能是“为赋话语强说愁”。在这种情况下，话语体系越是“看上去很美”，就越是“谎花”，甚至是“恶之花”。越是说得多、说得热闹、说得花哨，就越是失语、妄语和乱语。要构建起新时代文艺评论话语体系，首先就要建立起新时代文艺评论的学术体系、思想体系和理论体系，这是一个前置的条件。如果脱开学术体系、思想体系、理论体系来谈话语体系，话语体系就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就是虚妄的、暧昧的、贫困的。

　　论坛上的主编们认为，在思想体系方面融通马克思主义的文艺资源、西方哲学社会科学界的理论资源以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学术资源是历史提供的方向和时代赋予的艰巨任务。《文学评论》执行主编张伯江认为，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充分吸收古今中外各种优秀学术传统和思想资源来形成新的理论体系。中国古代的文艺评论具有完备的理论体系，它和西方现代的话语体系有许多相容的地方，所以要对它进行一种现代化的改造和提升。在中国传统的基础上，充分吸收当代西方前沿理论注重逻辑、注重体系、注重思想性的优长，充分地实现文艺评论话语建设的现代化，构造出一种面向世界、跨越时代、超越时空的具有中国特色和现代价值的文艺评论话语体系，这也是文艺评论者的使命所在。

　　要构建起新时代文艺评论话语体系，首先要建立起新时代文艺评论的学术体系、思想体系和理论体系，话语体系成熟有赖于学术体系成熟。张伯江说：“相比抢时效性的‘读后感’式评论，我们更需要学理上的深刻性，在评价古今中外任何一部作品的时候，需要作者有一套自己的理论体系和标识性的范畴。在提出中国的宏观的标识性概念的基础上，在学术话语体系方面，还应该更细致地让标识性概念的研究能够成系列、成系统、成层级地建立起来。”

　　由于缺乏理论建构的背景意识，造成出现了大量盲从、模仿他人话语，缺乏自己的见解和观点的评论文章。从评论文本来看，话语方式的转换迫在眉睫。《长江文艺评论》执行副主编蔡家园指出，当前文艺评论界存在着三种不良的风气。第一种是“洋话连篇”，第二种是“鬼话连篇”，第三种是“旧话连篇”。“洋话连篇”指的是简单套用西方文论术语，满篇翻译腔，要么是强行阐释，要么是言不及义。“鬼话连篇”指的是一些文章故作高深、不知所云。“旧话连篇”指的是文章通篇引用别人的话，缺乏自己的观点。蔡家园介绍，他曾看到“一篇一万字的文章，注释就有三四页。”。

　　“当我们谈到鲁迅的话语的时候，一定会想到话语背后鲁迅思想体系的支撑。那些具有极高辨识度的话语，同时也是具有极高真理含量的话语。话语的个人风格化其实是思想体系、理论体系的最活泼也是最生动的外化。所以传播力是话语体系建构必然的一种结果，充满生命力、创造力的话语体系，一定天然具有传播力。产生了较大的传播力和影响力的文艺评论作品，包括背后的文艺评论家，都呈现出一定的主体性、深刻的原创性和鲜明的个人化的话语特色。”康伟谈到了传播力与思想体系之间规律性的关系，他认为，创新话语体系离不开新的概念和对概念的新表达，而创新一定是与原创有关的，模仿性的话语只能让文艺评论远离真理。文艺评论家要构建自己的理想国，就一定要通过原创性的话语来抓住真理。

　　当下需要“1+N”型的文艺评论人才

　　文艺评论话语体系建构要立足当下、立足现实，如果理论僵化就会使艺术实践陷入教条，如果评论过于学理化则会脱离社会实际，文艺评论者应时时审视观照理论话语与文艺实践、社会实际之间的距离。论坛现场，主编们也在提示着文艺评论把握时代的方法。

　　有专家提出，文学艺术泛化的现象是当代文学艺术的一个显著特点，一方面纯文学和纯艺术的受众相对越来越少，但另一方面文学艺术的审美性在更多地融合于其他实用性的事物当中，比如广告、职业内容分享、育儿心得分享、购物笔记等等，这些同时具有审美性和实用性内容的类别范畴正在成为大众甚至是精英的主流阅读的一个范畴。新的文艺业态意味着需要新的学科用成熟且独特的理论研究方法去研究观照它。

　　正如张伯江透露，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正准备成立专门研究网络文学的研究室，因为中国网络文学有着巨大的体量，网络文学对严肃的文艺作品有着持续的影响力，传统文学也无法取代网络文学关注现实的厚度，这些都意味着其已不容小觑。对于理论研究方法的形成，一方面会利用国外最新的数字人文的大数据语料库，借鉴新的研究方法去观照它。另一方面，旧的方法与新的形式可以实现完美的结合，如民间文学的研究表明，文化史诗神话传说和玄幻类网络文学作品的组织方式有很大的同构性，所以要充分利用传统的研究优势和方法投入到新的业态中。

　　迅猛发展的科技使人们的行为方式和生活方式发生巨变，也不断涂改着人类精神图景，时代经验的快速变化造成了新的创作问题，而文艺评论的话语需要面对和解决这些新问题。《光明日报》文艺部主持工作的副主任邓凯认为，面对海量的外部经验，文学艺术的自身运作规律要求精雕细琢，也需要与现实保持一定的审美距离，这一时间差有可能造成文学艺术与时代脱节。因此，文艺批评既不能自说自话，也不能亦步亦趋。它和文艺作品之间更应该像磨刀石与刀的关系，相互较劲、相互磨砺、相互体认，最终是一种“相看两不厌”的状态。当文学艺术家以形象思维进行一泻千里、呈汪洋之势不知所终的创作时，批评家应该秉持艺术规律介入文艺作品，使之旨归更鲜明、结构更精当、逻辑更合理、意趣更纯粹；当文学艺术家陷入现实与历史的泥淖时，批评家就应该站在人性的高度、历史的高度、美学的高度，引领文艺家向经典标准的高度攀登。

　　“如果评论者不了解商业文化，解读电视剧《大江大河》时就很难把其中的商业智慧解读出来。”《中国文艺评论》副主编、中国文艺评论新媒体总编辑袁正领对文艺评论者的自身专业素质提出了建议。他认为，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出现了新的职业，也出现了新的文化领域。与此同时，社会中的阶层也有不同的文化素质和表现形式。如今社会正在弘扬职业精神与职业道德，文艺评论就不能只停留在基本的美学领域，而要深入具体行业里去。要想对某个行业进行深入的解读，就必须了解它的行业话语。“在此意义上，文艺评论将来的发展方向是，每个评论者是一个‘1+N’的知识结构，‘1’代表通用的理论知识，‘N’则是根据个人的具体情况要专精某几个领域，这样才能进行深入的评论，这样的文艺评论人才才符合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分工越来越细、分众化的发展方向。”

　　聆听主编发言后，研讨班学员与主编们围绕相关话题展开了深入研讨。

　　（本文原载于《中国艺术报》2019年11月27日第6/7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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